清代中叶陈球的 《燕山外史》，在明清浩繁的小说中是极为特殊的一种。它的特殊不在于内容——才子佳人悲欢离合而已，题材世所习见;也不主要在于以文言铸成伟构——自元人宋梅洞《娇红记》以下，用万字以上乃至十数万言的文言叙写故事的小说作品数量颇多，《台湾外纪》三十卷、《蟫史》二十卷可谓极其致。它的特殊在于通体运用了文言的一种特殊形式即骈文，“计其数三万余言，举厥词四六为体”，是典型的骈体小说。扬之者赞其“流连宛转，自成文章”，抑之者嘲其“随处拘牵”，“俱失生气”，大抵都是就此而发。古代文言小说基本用史传一路的散体文言，通俗小说一般采用白话或是文白掺杂，以骈文写小说在小说史上并不经见，就此一端，本书足以引人注意，何况它所描写的故事也不是如前辈所断——“其事殊庸陋，如一切佳人才子小说常套”(《中国小说史略》)，平庸得叫人无话可说。
陈球的生平事迹缺乏详细的史料记载，《光绪嘉兴府志》卷53和于源《灯窗琐话》卷1仅载其事略。他是嘉兴府秀水县 (今浙江嘉兴)人。《嘉兴府志》说：“陈球，字蕴斋，诸生。家贫，以卖画自给。工骈俪，喜传奇，尝取明冯祭酒梦祯叙窦生事，演成《燕山外史》，事属野稗，才华淹博。《墨香居画识》称其善山水。”《灯窗琐话》说;“陈蕴斋先生球，居郡中瓶山之侧，自号一篑山樵。性豪迈，耽酒工画。尝寓西湖，遇雨则着屐出游，徘徊山麓间，终日不去。人笑其痴，蕴斋云：‘此即天然画稿也，免向故纸堆中觅生活耳。’诗品淡逸如其画。……”又说;“蕴斋著有《燕山外史》，通体四六，洋洋数千言，俪青妃白，洵传作也。叶两诧刺史维庚题云：‘海内文宗陈伯玉，禁中乐府柳屯田。闲来谱出《燕山传》，不数怀宁《燕子笺》。’”陈球终身布衣，以画名世，从《灯窗琐话》所录五首诗来看，这位“杯中莫厌酒千巡”的“醉人”，诗写得也不错，飘逸洒脱得很。同乡叶维庚对他的文才评价很高，竟以陈子昂和柳永作比，而他的《燕山外史》也被看作是可以把怀宁人阮大铖的著名传奇《燕子笺》比下去的作品。
《外史》作于嘉庆四年(1799)以前，观辟支头陀吕清泰序中所说“忆己未之秋，蕴斋索余题词，甫读一过”可知，而《外史》中自述“半生潦倒”，“苍鬓霜催”，大概当时年纪已经不小。吕序和螟巢居士吴展成的序都作于嘉庆辛未(1811)，成书十几年后才求人写序，表明这一年可能有付梓之事。光绪四年(1878)刊《嘉兴府志》卷81据道光庚子干尚龄修《嘉兴府志》著录了陈球《燕山外史》八卷，说明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本书确已行世。但今天可见到的最早刻本大概是光绪五年东瓯(永嘉)师古斋刻本，此本乃注释本，由永嘉人若騃子傅声谷作注，八卷，前有若騃子、吴展成、戴咸弼、吕清泰四序及明冯梦祯《窦生本传》、一篑山樵(陈球)《旧例》、若騃子《凡例》，末有项震新跋。这个本子后来又印过几次。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点校排印了一个抄本，8卷，无注，卷5“讵栖毁卵”句下脱去三百二十字，卷8“迄乎成祖”下脱去二十字，不知是否原抄本即是如此。傅注本对原文作了些删削，《凡例》说：“窦生在幽欢中一段，词颇淫亵。有援黄山谷绮语之说，嘱山樵删之。山樵因虚境实做，似得文家空中架迭法，不能割爱。奈人之目为淫书者，多缘此一段，媟淫之词以滋訾议，予故略为删节，以免口实。”所说幽欢一段在卷1，写窦生相思成梦，与美人欢会。与抄本对照，傅注本在这一段删去十二句，如“双鸳枕上，钗溜绿云;百蝶帐中，被翻红浪”等等。实际上不只这一处，在此前所写窦生挑逗爱姑一段中也删去一节：“灵心迭逗，犀不通心;媒语频挑，花非解语。才探酥乳，偏遭纤指剥肤;偶接樱唇，反被香津唾面。陌头弱絮，竟作粘泥;洞口小桃，未贪结子。”——这就是所谓“媟淫之词”了， 其实算不上什么“淫亵”，以此目为“淫书”，岂不冤枉! 另外还删去原书“诸名人题咏长短诗词凡三十余首”，这却是“限于刻资”的缘故(抄本亦删)。陈球原书有少许自注，若騃子又为之详加注释，“皆援据赅博，考核精审”(戴序)，非常有裨于阅读，可以说是陈球之知音、《外史》 之功臣——虽说他也有删削之过。
《外史》的蓝本是明人冯梦祯的《窦生传》。冯梦祯世称冯祭酒，也是秀水人。字开之，万历五年(1577)会元，与同年进士屠隆等 “以文章意气相豪”，官至国子祭酒，有《真实居士集》(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窦生传》只一千二百余字，陈球据其事实“敷衍成文”，凡三万一千余字。“画陶谷之葫芦，却不依稀作样，这是十分艰辛的再创作。但它不同于把文言小说演成白话作品，往往要添枝加叶，再虚构出许多细情繁节，而主要是运用“骈四俪六，锦心绣口”的写作方法，极力铺彩错金，张皇形容，重新铸成一大篇花团锦簇、令人眩目的文字，这没有满肚子的典故词藻和高超的文字功夫是做不到的。原文一气呵成，作者鉴于“阅者苦其冗长，目力不继”，便“强为割裂”，分为八卷。有些版本又合为四卷或二卷。
作品开头一节是开场白，叙述“忽有言情之作”的动机，以下转入叙写正事：明永乐时绣州(即今浙江嘉兴)有女子李爱姑，随母孤居，家贫靠女工度日。窦绳祖出身燕山望族，就学于嘉兴，一天郊游避雨碰见爱姑，一见倾心，“顿起天缘之想”。爱姑守身如玉，拒绝了他的爱情，使这位“多情之种”相思成病。这使爱姑大受感动，克服了内心矛盾而与之同居。不料窦父——一位富商——侦知窦生所为，怒而逐归，后又逼他入赘山东淄水一个做官人家。而这时爱姑也被一位年老无子的金陵盐商看中，盐商与其母设计把爱姑骗到金陵，欲娶为小妾。她不从而触石觅死，盐商只好作罢，打发掉爱姑母女。谁知在金陵又被骗到娼家，爱姑身栖青楼拒不接客，始终保持着贞洁，不久其母病故。窦生入赘豪门而全无快意，托赴秋闱南归嘉兴，乘船行到金陵被风所阻，滞留间遇到故友侠士马遴。二人走马章台，又巧逢爱姑。窦生按照马遴意见，把爱姑暂留在马遴家，独自归家，不久其父故去。服孝满期后想把妻妾都接来，正好岳父寄信来招，只好应命前往，途中绕道马遴家，迎取爱姑同行，马遴苦劝不听。这一去苦了爱姑，她被大妇幽闭别室，受尽折磨，窦生只好领着她逃走。路上正赶上唐赛儿“作乱”，二人被冲散，爱姑被一老尼收留，寄迹沙门，窦生则奔回岳父家，聊以藏身。不想其岳父因作恶多端，全家已被“专劫土豪”的“饥民”、“妖寇”斩尽杀绝，只有窦生妻逃免。夫妻巧遇于途，一同归还嘉兴，而家产已被族兄耗去许多。不久家产“内荡外消”而陷入贫困，其妻不安贫贱，“衅起房帏”，又与一个“里中厮役”有染，窦生只好休掉她。不久“未断尘缘”的爱姑回嘉兴找到窦生，二人终于团聚，爱姑理机织布，助丈夫苦读。三年后窦生卖宅筹资北上求取功名，途中被小偷窃去资财，幸有马遴及时派人送来金银，才得入都坐监。秋闱春榜俱得高中，选官出任山东巡按，在佛会上巧遇已经削发为僧的马遴。原来马遴因为仗义复仇，官府追捕，只好散财为僧。这时爱姑也被迎来，二人在马遴建议下补行了婚礼。爱姑生下一男，雇一乳妇，恰巧是窦生前妻——她后夫死去，幼子亦亡。窦生夫妇不念前嫌，待她很好，可是她故态复萌，与奚奴私通，并且企图告发窦生窝藏马遴。奸谋被婢女揭发，马遴一怒之下杀死淫妇奸夫。事发而窦生被下大狱，幸亏朝臣解救，才免祸复官。马遴已经隐去，留下书信一封为说因果，说窦生、爱姑原都是仙人，被谪入下界经受磨难，劝他们尽早修真反本。窦生移督盐漕，殊多惠绩，但因得罪权臣被贬守远郡，历五载不迁，终于心灰意懒，解组归隐。马遴遗下一孤子，窦生夫妇把他抚养成人，立业归宗。老夫妻从此养生修道，应时双双尸解而去。其子则“名登甲榜，位列卿班”。最后是一段结束语，说明故事来历，作书缘由，发明宗旨，解释文体——与开头照应。
故事内容充实，情节曲折。对原传未作多少增饰，但其立意却较原传有所强调和发挥。作者自称本书是“言情之作”。不错，情无疑是它的一个主题。作者开宗明义即从情字欲字入手——“人非怀葛，畴安无欲之天;世异羲农，孰得忘情之地”。中间又说：“成千古之美谈，总属至情相结;秉五行之秀气，谁无大欲所存也哉!”明确肯定情欲的自然性、永恒性和合理性。“枯肠搜句，总缘我辈钟情”，男女主人公被写成“身在情长在”的“多情之种”，其间悲欢离合，曲曲折折，都饱含着缠绵动人的“万种深情”。这情凝生于天界，经历考验于人世，在人为拆不开的鸳侣，在仙为扯不断的天缘，真可说是与天地终始了。吕清泰说是“始由钟情，继至割情，终于忘情”，理解并不准确。窦李之间的情从来就未能相忘，作者写他们“自入情场，频遭魔劫”，也并没有导向“太上忘情”的四大皆空。因为爱姑遁迹沙门毕竟“未断尘缘”，最后虽与窦生双双入道，却仍旧是天上的夫妻，不像侯方域、李香君终归割断了情根。窦李爱情经历的“魔劫”可真是“诸艰尽历，众苦备尝”，有来自家庭、婚姻的，有来自政治、战乱的，有来自人情世态的。而在二人正式结婚以前，主要的“魔劫”乃是窦生不幸的婚姻——一场他与富家女明媒正娶的恶姻缘破坏了他与贫家女爱姑“合不以正”的美满姻缘。这两种不同形式不同命运的姻缘，构成强烈的冲突，其内涵是意味深长的，即对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肯定，对婚姻关系中门第财富选择和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的否定。“欲结同心之果，必栽称意之花”，择偶唯求“称意”，夫妻必须“同心”，这显然是在主张爱情应当成为婚姻的根本动机。爱姑和正妻被有意造成贫和富、善和恶、美和丑的鲜明对立，正在于揭示爱情对于婚姻的决定意义，为此作者甚至宽容了窦李“野合”即先合后婚的结合方式。显然，作者在肯定情欲礼赞爱情的同时，更进一步揭示出情和理的矛盾。吴展成在序中引用汤显祖的话：“情之所至，可以死，可以生，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来发明作者的主旨，确实它和明代中叶进步思想家们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潮一脉相通。论者批评它落入才子佳人小说老套，实在不公平，它并不是对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模拟，而是颇见新意。新意表现在主人公功成名就之后却又继续遭受“磨折”而终于双双入道上，这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大不相同。作者着力写的团圆后的“魔劫”主要是政治上的打击，加上在团圆前的描述中对社会种种丑恶现象的揭露，这就在这个曲折爱情故事中纳入了一个更为严峻的主题——婚姻之外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确如吕清泰所说，又可以“不作情词艳史观”。
批判的成分渗透在整个情节发展过程中，而且作者还不时以议论出之。批判重点首先在政治方面，即对统治阶级腐朽黑暗的揭露和抨击。作者在描写唐赛儿起义时，虽然不可避免地多有诬词，但却十分正确地揭示出起义原因是人民不堪压迫剥削：“三年两歉，十室九空。石壕之吏频呼，监门之图孰绘。因匿灾而就毙，漠不上闻;即奉诏以赈荒，徒为中饱。甚有桁杨不辍，只解苛征;升斗未输，便遭酷比。脂膏竭而疮难补肉，搒掠严而臀尽无肤。毒逾永野之蛇，猛过泰山之虎。嗟呼! 官威太峻，民命何堪。荐饥莫恤天灾，反有助天为虐;掊克必干众怒，能无结众成仇。”数说罪恶，义正词严，揭露得入木三分。此外，还描写了窦生岳父退归林下后横行乡里的种种恶行，对他被饥民杀死以为罪有应得，揭露酷吏“诛求无厌”而制造冤狱，讽刺昏官“好官自做，遑恤哀鸿”……作者还揭露，在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中充满邪恶、倾轧，漆黑一团，所谓“二百秦关，未及仕途之险;三千弱水，莫如宦海之危”。作者通过为人正直、政绩显著的男主人公屡遭打击，甚至险遭杀身之祸，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在疾言厉色、锋芒毕露的政治批判之外，这里还有对科举的批判——“俗子腹空，联登黄甲;庸儿乳臭，直上青云”;有对豪门权贵的批判——“失贞每在名门，丧节半归豪族，少则养娇习懒，长而恃色矜才”;有对人情世态的批判——“世每趋炎，径皆争捷”，“人当失职，纵亲朋疏若云雨;士苟乘时，虽秦越视同骨肉”……可以说，作者把自己经历体验到的社会种种罪恶和弊病，都无情加以暴露和讽刺。若騃子傅声谷说：“山樵以绝艳之才，抒感愤之见，其书为规为讽，亦庄亦谐，可以当长歌，可以代痛哭……大抵多出于激扬瑰丽之意。” 陈球的感愤来自于他虽胸怀壮志却“半生潦倒”、“百事蹉跎”的痛苦经历，虽然他自称“醉人”，聊作旷达，其实“青衫泪湿”，内心愤懑得很。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中，他的不平和困惑自然会使他多少接受一些佛家色空观和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在开场白中说过“暮暮朝朝，色界谁知是梦;颠颠倒倒，尘缘孰道为魔”这种大彻大悟的话，所以书中老尼对爱姑“明其证果，悟以空花”，马遴对窦生说因谈果，指点迷津。但这毕竟不是他最基本的思想。
本书比较重要的人物有六、七个，最主要的窦生、爱姑、马遴都是作者竭力赞美的正面形象，而其余窦生父、爱姑母、窦生岳父及其前妻都是被否定的人物。可以说窦、李、马三人寄托着作者的理想。窦生不仅作为“多情之种”出现，而且是忠臣、孝子，爱姑也被赋予淑女贤妇的品质，他们间的“夫妇之情”遂由男贪女爱升华到蕴含更为丰富的层次，作者说：“盖此春怨秋悲，俱关要道;与夫臣忠子孝，共属同途。”与窦生构成“友朋之谊”的马遴，是在窦李爱情磨难中经常起作用的角色，热心帮助他们实现团圆。他被说成侠士剑客，这自然会使人想到唐传奇中黄衫客、古押衙、昆仑奴那样的人物，但他的本质面貌却是“忠肝义胆”的“奇男子”和“冷面热肠”的“大丈夫”，他和窦生的关系是忘年莫逆之交，作者企图通过这一形象在世态炎凉的社会中树起友谊的榜样。有趣的是三人原都是仙人，本属于别一世界，他们来而又去，把这个混浊世界撇下。作者呼唤美和善，美和善不在尘世，作者呼唤情和谊，情和谊本系渺茫，一辈子在浊世中厮混，陈球是何等的怅惘!
或许只有艰文奥辞、婉言曲语才能抒写自己的郁愤深情，所以陈球选择了文言，而且是装饰性、韵律感极强的骈文。骈体文滥觞于两汉，形成于魏晋，大盛于南北朝，唐代古文运动以后虽呈衰势，但代有创作，清世尤见张扬，乾嘉之世甚至形成骈文的“中兴”局面，产生了汪中这样的骈文大家。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球“在总角时即喜读六朝诸体，稍长，于国朝诸四六家尤所研究”(《旧例》)。但清代骈文家未闻有以骈体写小说的，所以陈球不无得意地说：“史体从无以四六成文，自我作古。”其实远在唐代，即有张鷟、裴铏等传奇作家已开先河。张鷟《游仙窟》“文近骈俪而时杂鄙语” (《中国小说史略》)，裴铏《传奇》也喜用排偶，其《封陟》一篇更是骈俪几及乎全篇。不过这两种作品并不是纯粹的骈文，而《外史》以三万言造为四六，是十分典型的骈体，因此他说“自我作古”倒也不假。历来小说和史传排斥骈体——或者仅少有采用——是因为这种语言形式确实不利于叙事和描写人物，尤其人物对话几乎无法正常展开——“媪曰：‘少安无躁。’女曰：‘且住为佳。’”实在有些别扭。鲁迅批评《外史》“语必四六，随处拘牵，状物叙情，俱失生气”，如果从骈体小说的根本性缺陷上来理解，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公允地说，以骈文写小说作为一种新文体的实验，以备小说之一格，未尝没有意义。而且由于陈球注意因情造文，以意驱辞，遵循文学创作和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谙熟文学表现技巧，加之他驾驭文字的能力极高，语言的表现力强，能在极不自由的语言桎梏——对仗、平仄、用典、藻饰——中最大限度地获得表情达意、“绘影传神”的自由，因而《外史》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读者在颇不轻松的咏吟品味中领略笔致文趣，深意曲情，披红拾翠，含英咀华，如读诗章，如诵美文，得到一种与读白话小说全然有别的艺术感受。
作为形式感极强的骈体小说，首先一笔不苟地锻字炼句就是颇见功夫技巧和文字魅力的所在。不必说作者是多么善于从容自如地化用典故，是多么不露痕迹地借用诗文成句——诚如作者自己说的“语在口头，信手拈来”，数量之多以至于傅声谷在作注时“亦仅得十之三四”;也不必细说他又是如何在骈四俪六的固定句式中弄出种种变化，如“时时恻恻凄凄，只自睘睘瑀瑀;处处寻寻觅觅，终然戚戚嗟嗟”等等。这里只举一个别的例子，卷2写窦生父亲访子追子一段“始从旅雁求书”云云，竟一口气罗列出十九处动物，句句(包括复句)没有例外，虽有獭祭堆垛之感，倒也有得巧见形容之趣。相类似的，卷2开头“试以裙笄，譬诸草木”，则是花卉灿然，至于同卷描写爱姑相思而嵌入红花、半夏等药名，近乎“药名诗”的小戏法了。倘若陈球只限于此，从他词藻典故储备极为丰富的万宝囊中掏来掏去地耍弄语言魔术，摆弄魔方般地搞文字的排列组合，那么作品的艺术魅力将是很有限的。幸好不是这样，作者更为重视的是使考究的语言形式具备更为深厚的审美意蕴，注意把握住情和文的统一关系。在这方面，最见功力和特色的是精湛的心理描写和抒情——这正好是最能发挥骈文妙用的地方。人物的心理描写很多，其中对窦生失恋和爱姑内心矛盾的描写十分出色。窦生欲获爱姑而苦苦相思，作者用浓墨重彩很有层次地渲染烘托出他的内心世界。先是写秋夜之景：“时则金风乍透，玉露初零。半窗竹影毵毵，添出萧骚之色;四壁虫吟唧唧，助成叹息之声。”化用欧阳修《秋声赋》，以景引情;继则描写窦生相思成梦，“虚境实做”，情景宛然;最后写美梦惊破，美人去矣，只剩下一片凄凉：“尔时噩梦方醒，残更未尽。听淅零之蕉叶，雨响如珠;对黯淡之兰膏，灯光似豆。邻鸡未唱，睡鸭初销。辗转孤衾，才子独悲缘浅;寂寥客舍，愁人只苦夜长。”写得笔致深婉，情意浓郁。爱姑为窦生的深情所动，“人非草木，岂得无情”，但又承受着“谨守女箴”的沉重压抑，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作者所作出的描写也是很成功的。其中一节写道：“因此烟柳凝翠，露桃含泪。托香腮而惆怅，扼玉腕以徘徊。宝篆薰残，默默暗祈奚事;金钱掷遍，喁喁细卜何辞。镇日凭栏，密意常同花计较;终宵却枕，幽情每与月商量。一寸心中，撞来小鹿;两弯眉上，蹙尽新蛾。”通过对女主人公神态、举动的富有特征的描写，把她矛盾徬徨、六神无主的心情活活托出，最后四句语出自然，分外传神。心理描写常结合景物描写，而在一些专门写景的文字中，也往往能紧密结合抒情，融入诗情画意，创造鲜明意境。如爱姑被骗往金陵与人为妾，误以为是去与窦生相见，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作者描写舟行的景色：“尔时波平似掌，帆饱如弓。两岸飞花，近映嫩红之靥;千山抹黛，遥迎淡翠之眉。棹入银塘，杨柳丝牵青雀舫;水连铁瓮，桃花片逐白鸥波。江色无边，春光如许。晴堤絮落，点点飘来;暮树鹃啼，声声催去。”色彩明丽，景景皆含喜悦，十分协调地烘托出爱姑此刻的心情。而在写窦生资财被窃，走投无路欲投水自尽时，则是另一副笔墨，作者用雄肆酣畅的语言描写出在流泉、落木、斜日、孤村、浊浪、惊涛之间充溢弥漫着的萧瑟、凄冷、险恶的景象。总之，作者很好地运用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不仅浓化了情绪，同时也点染勾画出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的时空环境，而这是叙事文学所不可缺少的。作品的另一特色，是喜欢并长于议论——这也是骈文容易发挥效力的地方。议论都是有感而发，主观色彩浓厚，而且往往深刻透彻。比如前所引关于农民起义的一段议论，精悍犀利的语言，抑扬顿挫的节奏，造成凌厉逼人的气势，如同檄文一般，其他议论也大抵如此。
陈球朋友吴展成对《外史》的艺术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其间叙窦生爱姑事，栩栩欲活，悉以骈俪之词写之，流连宛转，自成文章”，“行文组织之工，戛戛乎与造化争奇斗胜”;又说“蕴斋天才豪放，别开生面，于一气排奡中回环起伏，虚实相生，稗史家无此才力，骈俪家无此结构，洵千古言情之杰作也”。话说得未免过分，但对其艺术表现的长处和特点，评议大体不错。《外史》问世后，无论“稗史家”或“骈俪家”均无人效法，大概是这种小说体式太难操纵了，或者是以其为“伪体”而不屑一顾，这恰成全了它在小说中的“一家言”地位。即此一端，陈球的努力就没有白费，哪怕招来的金是批评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