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 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 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 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 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 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 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 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 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 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 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 ぶ《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 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 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 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 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 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 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 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 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 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 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渭之笔。吟咏风谣，流 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e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 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 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 说的文学了。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 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 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 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 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 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 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 及１２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 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 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P的 《文章缘起》分为８４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 《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 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３３大类。其《序志》说：“原始 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 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 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 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 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 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 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 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 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 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 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 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 志。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 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 评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p（或作“劭”、“邵”）的《人物志》总结了鉴 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宋）刘义庆《世说 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 的生动事例。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 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 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 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 月柳。’”（《容止》）《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 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 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 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 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 “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 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 画品录》，就是明证。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文心雕龙》共５０篇，包括总论５篇，文体论２０篇，创作论１９篇，批评论 ５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在以下 两个方面：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关于外部原因，它认为：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 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关于内部规律，它总结为“通”和“变”（《通变》）， 也就是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刘勰在《明诗》等篇中论述了一些文体在 历代的演变过程，《才略》则评论了历代的作家，这些论述已成为后人研究文学 史的重要参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 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关于创作论， 陆机在《文赋》里就有深入的探讨了，特别是对驰骋想象，捕捉形象，发挥独创 性，以达到“意称于物”这个过程，描述得相当精彩。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 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 “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 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李善注《文选》六十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１３０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 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此书的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 七、、诏、册、令、教、文等３７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 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等许多小类。其中诗占了将近１３卷的篇幅，共３３ ４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从萧统所选诗歌可以看出，他带有较大的宽容性， 他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５２首、谢灵运４０首、江淹３１首，以今天的 眼光看来他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 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 高的眼光。陶渊明入选８首，鲍照入选１８首，他们在《文选》中得到这样高的 地位，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 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 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 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 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 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 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 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 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 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 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 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 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 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 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 照、谢I、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 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 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 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 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 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 达到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