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又作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等，广东香山人。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到上海学商。初在宝顺洋行当买办，后来又经营或开办一些航运和贸易企业。捐官至候补道员。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起在洋务派企业任职，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会办、总办等职。，光绪十一年去香港时，香港当局以他在太古洋行亏空为理由，将他关押达一年之久。后担任多种企业总办、总董等。郑观应关于货币的理论见于其所著《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中，另有《银行》上下、《圜法》及附录《药水浸洋钱之害论》等文，也和货币有关。

在《易言·论铸银》中，郑观应指出西方国家每年运至中国的洋钱在百万元以上，获利很大，如“鹰洋每圆计重七钱二分，运入中国，其极贵时可抵纹银八钱，即平常市价亦总在七钱四、五分之间”。为了收回这一厚利，郑观应提出自铸银钱的主张：“夫钱有金、银、铜三品，其行于世也，统谓之国宝。自应一国有一国之宝，不应悉用他国之宝也。中国何不自行鼓铸，列年号于其上，名正言顺，独擅利权。”对于铸银钱经费，郑观应指出银钱的作价已高于所含之银，而且外国铸造银钱要搀和铜、铅，“以搀和所余之数，移作铸造之费，已绰然有余裕。是所昂之价，即所溢之利也”。但他没有明确指出银钱用手工还是机器铸造。

铸银钱有利可图，但不能任意降低银钱的质量。郑观应说：“但西人好利而守信，故成色均归一律;华人嗜利而寡信，故流弊遂致百端。”为防止铸银钱后产生的流弊，他主张铸银钱的权力要高度集中，“严定章程，仅准户部设一专局，功罪攸归，非但不许民间铸银，并不许各省官员开铸”。铸成后，“令其可缴钱粮，可作捐款，则流通必畅，而洋银反不能通行矣”。认为这是“裕国便民之大计”，实行后可以不使“利权为西国所独擅”!

在《盛世危言》的《铸银》篇中，郑观应补充了以下内容：

第一，对用洋钱的方便和用银两的不便作了对比：“盖洋钱大者重七钱二分，小者递减，以至一角五分。市肆可以平行，无折扣之损;囊橐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纹银大者为元宝，小者为锭，或重百两，或重五十两，以至二三两。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颇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湘平之异;漕平、规平之殊，畸重畸轻，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若洋钱则一圆有一圆之数，百圆有百圆之数，即穷乡僻壤亦不能勒价居奇，此民间所以称便也。”第二，洋钱在中国流通有四害：一、九成或不足九成的银元当足银使用，造成无形的耗蚀;二、洋钱进口无税，用来购买我国货物;三、卖货则取宝银而归，又铸洋钱运入我国;四、使用时每元还要抬价一二分至六七分，暗中剥削。第三，自造银元有四利：一、“铸之既多，则洋钱来源自稀，足夺西人利权”。二、“用之既广，保财源亦崇国体”;三、铸银元有盈余，不会造成耗蚀;四、分量一律，贵贱相同，“便商民而维市面”。第四，对铸银钱要加强监督检验，“总期分两轻重不亏，成色划一不二”，易于鉴别，便于兑换。

在《易言·论铸银》中，郑观应主张只有户部铸造银钱。但在《盛世危言》中，则提出由户部设一总局，惟核收而不铸造，分饬各省督抚派廉洁精于会计之大员，专司鼓铸银钱之事，由督抚亲自检验。因为当时广东已在铸造银元，郑观应也不得不相应地修改意见。关于银钱的重量，郑观应先是主张与洋钱一样，后又提出“中国不必定与洋钱大小轻重相同，宜由户部铸银元五式：或一两，或五钱，或二钱五分，或一钱，或五分”。还提出铸金钱的主张。

郑观应还主张开设银行，发行银行纸币。他强调纸币要取信于民，指出：“同一钞票，中国用之而多弊，泰西用之而无弊者，无他，信不信之分耳。民情不信，虽君上之威无济于事;民情信之，虽商贾之票亦可通行。”取信于民的方法，一是纸币由银行发行，可随时随地向银行兑现;二是官府要加强对银行的管理，设商部为管理银行的机构。他批评外商银行在中国任意发行纸币，要求创设中国自己的银行并发行自己的银行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