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1668年5月25日—1749年9月29日），清代学者、文学家。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江南桐城(今属安徽)人。幼颖慧，年未成童，已能背诵《五经》。22岁考取秀才。23岁乡试未第，然文名已噪于一时，人称“韩欧复出”、“昌黎后第一人”。32岁领江南解元。39岁，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成进士。五十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事起，以曾为之作序，被处死刑。因文名颇盛而得到康熙帝的硃谕：“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不仅未予治罪，还允其“以白衣入直南书房”，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历康、雍、乾三朝。累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历充《一统志》馆总裁、《皇清文颖》馆副总裁和《三礼义疏》馆副总裁。博究六经百世之书，尤精《三礼》之学。治经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尝著《礼记析疑》、《丧礼或问》、《周官析疑》、《周官义疏》、《仪礼析疑》、《周官辨》、《春秋通论》、《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录》、《周官集注》。认为经书中自有义理。他说：“凡义理必载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则文字所不载而义理寓焉。”只要能探明其理，便可以经世致用。他说：“凡名物之纤悉，推说之衍蔓者，概无取焉。……其经纬万端以尽人物之性，……学者必探其根源，……然后能神而明之，随在可济于实用。”义理之精粹者便是程朱理学，即天道性命之学。探求义理之途在于讲习讨论，他说：“朋友讲习之初，必彼此互异，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后真是出焉。故朱子于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轩(张栻)、伯恭(吕祖谦)，往复论辩，龃龉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则介甫(王安石)所以自蔽也。”继而将所求之义理发而为文章，提倡义法。所谓“义”是指“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法”则指文章的布局先后和层次衔接。他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以“言有物”释“义”，“言有序”释“法”，主张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并重，是一种颇深刻的见解。又说：“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而依于理以达乎辞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这里的“是”即为“创意”，包括理之是和辞之是。前者便是上面所说之“真是”，即圣人之道，程朱之理;后者则属“造言”，因“气”而呈现差异。至此，方氏对儒家之义理与古文之义法、辞气之间的交错联结关系已作了充分阐述，体现了他树立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宗旨。他所作古文力尚质素，多征引古义，择取义理于经，尤精义法，言必有物有序，取法韩昌黎，谨严简洁，气韵深厚，世人推为古文巨擘。方氏将儒家道统与文统相结合，开创了新的古文运动，影响极其深远。一传为刘大櫆，再传至姚鼐而形成桐城派。其后刘氏开出阳湖派，姚氏则创湘乡派，均为桐城派之支流，直至清末马其昶以至严复、梁启超都受其熏染，绵延达200余年。其著作尚有《方望溪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