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明初学者。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今属浙江)人。尝以“逊志”名其斋，蜀献王更之曰“正学”，世称“正学先生”。为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得意门生。其学“虽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与濂出入佛老的旨趣不同，常“放言驱斥”二氏，一时“僧徒俱恨之。”(见《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尊奉伊、周、孔、孟之儒学，被称为“千秋正学”，“明之学祖”。曾任汉中教授，蜀献王世子师。建文帝召为翰林博士，进侍读学士。燕王朱棣(明成祖)发动兵变，建文帝自焚，方遂被执。朱为掩饰篡夺之行，令方草诏，以塞天下人之口，方因违其意，被磔死，夷十族，坐死者共847人，以其“十族之诛”维护了纲常名教，被誉为“千载一人”(察虚斋语，见《明儒学案·诸儒学案》)。崇祯末，谥文正。一生“以讲明道学为己任，以振作纲常为己责，以继往绪开来学为己事，以辅君德起民瘼为己业”(《重刻正学方先生文集叙》)。“平日学问，断断乎臣尽忠，子尽孝，一本于良心之所固有者”(《明儒学案·师说》)。阐发正心悟道之旨，人称“程朱复出”。把封建道德看成是天赋予人的本性，说“人之有生也，则有是心，有心，则有仁义礼智之性”，以为“学者所以学”，只是“尽其性而已”(《逊志斋集·学辩》)而“礼义之性，根于天，备于心”(同上书，《宗仪》)。又认为人性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加以改变，说“忠信礼让根于性，化于习，欲其子孙之善而不知教，是自弃其家也”(同上书，《杂诫》)。以传统儒学为行为之准则，谓“五经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纪也，道德之本也”(同上书，《学辩》);立德是做好其他事情的基础，说：“德有余者，其艺必精。艺本于德，无为而名。惟艺之务，德则不至。”(《幼仪杂箴》)强调道德对调节和维护封建宗法关系的作用，认为“正家之道”应“以正伦理，别内外为本，以尊祖睦族为先，以勉学修身为教”(同上书，《杂诫》)。视修身为齐家之本，齐家为治国之本，说“君子之道，本于身，行诸家，而推于天下”(同上书，《宗仪》)，最后可达到明王道、致太平的社会理想。

为此目的，他提出了以正心、修己为本的道德修养论。说学道者“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同上书，《送石永常赴河南佥事序》)，“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义。治身则畏威，治心则畏义。畏义者于不善不禁而不能为，畏威者禁之而不敢为，不敢与不能，何啻陵谷。”(同上书，《杂诫》)治心主要在“持敬”、“寡欲”、“养慈爱”、“伐骄泰”、“择贤士”这五项上用力，“五者立，然后可以为政”(同上书，《杂著》)。谓“敬为复善去恶之机，天理之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同上书，《直内斋记》)。对周敦颐之“主静”说予以新解，以为主静无欲“非欲人强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应物也”，静不能绝对离开动，不能不及于物。心接于物必引动“七情”，以“寡欲”、“克己”使心主于“仁义中正”而不偏，乃周子“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之蕴涵(同上书，《答林子山》)。虽然提出“好义如饮食，畏利如蛇虺”的要求，但在天理人欲问题上，把养心与养身加以区别，认为“养身莫先于饮食，养心莫要于礼乐”(同上书，《杂诫》)，没有绝对否定人欲。

强调道德教育应从小学的工夫作起，使儿童通过饮食言动、日用酬酢之常行体验天道，培养良好习惯。其具体内容有坐、立、行、寝、揖、拜、食、饮、言、动、笑、喜、怒、忧、好、恶、取、与、诵、书等20项。以为通过这些项目的训练，既能使儿童学到形体外表的“规则”，亦可“养其心志，约其形体”(同上书，《幼仪杂箴》)。重视家庭教育，其大要有正伦、重纪、谨礼、务学、笃行、自省、绝私、崇畏、惩忿、戒惰、审听、谨习、远虑、慎言等15项。由凡入圣，是他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说“古人之学，修己而已，未至圣贤，终身不止”(同上书，《家人箴》)。反对以功名利禄为学习与修养的目的，“明于义者，于利也轻”(同上书，《学箴》)，“仕之道三：诚以相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禄挠乎中。一存乎利禄，则凡所有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贵而犹贱也”(同上书，《杂诫》)。重视道德践履，反对侈谈性命而行为不端的虚伪矫作之风。谓朱熹尔后不必新著，其要在于道德的实践，说：“有善言虽不能行，虽善无益也。”(同上书，《杂诫》)倡导务实致用风气，以为君子学道应当有“经世宰物”之心，不能“离世自适”。他以其“十族之诛”维护纲常名教，备受后儒尊敬，成为忠节的表率。著作有《逊志斋集》24卷，今有《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