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代，清朝的国力达到了辉煌的巅峰。国运的太平昌盛，一方面使满州贵族的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却使他们大大丧失了原来的活力而日益腐化。不过，毕竟是成功者，在一片升平气象中，八旗子弟还是豪杰辈出，不乏佼佼者。傅恒可算一位。
傅恒（1722~1770年），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他出身于一个贵宦世家。曾祖哈什屯，曾任内大臣;祖父米思翰，曾任户部尚书;父亲李荣保，曾任察哈尔总管。他们在身后都被追封为一等公。姐姐则是乾隆的孝贤纯皇后。
乾隆七年(1742)，20岁刚出头的傅恒便由侍卫升任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负责管理圆明园;八年(1743)，升任户部右侍郎;十年，升任军机大臣;十一年转任左侍郎，并兼内大臣;十二年，晋升为本部尚书，并为议政处大臣，兼管銮仪保卫工作;十三年，授职领侍卫内大臣，不久即因工作勤恳，加封太子太保，任协办大学士，充经筵讲官。
清代，在四川西北部有地名金川，分大小两部，为藏民聚居区。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动了叛乱。乾隆派遣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指挥大军镇压。但由于措施失当，讷亲等久劳无功。乾隆十分不满，于是在十三年(1748)九月，改由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工作，并主持军务，替下讷亲等。接着乾隆又晋升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士，并赐诗一首以资鼓励，还赐给花翎20根、蓝翎50根、内库银10万两，以备犒赏，军前诸将奏章允许他沿途开看。临行前，乾隆驾幸瀛台，赐给将士们食物，又赐诗一首为之壮行。十一月，傅恒出发，乾隆又到堂子行祭天大礼，并派皇子和大学士来保送行至良乡。可见乾隆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厚望!傅恒年未而立却位居宰辅，确实可谓少年得志，而他以后的行动也证明：他配得起这份“浩荡皇恩”。
乾隆对这次行动着实给予了全力支持。傅恒出发后，他每天都下诏褒勉。傅恒到达陕西后，反映后勤运输不及时而耽误了军队前进，他就命令协办大学士尚书尹继善代理陕西总督，主持粮饷运送。傅恒进入四川后，马匹供应不足，他就命令尹继善往来于川陕之间进行督促。傅恒也格外奋勇，军队纪律严明，前进速度极快，路上顶风冒雪，日夜兼程。而他自己则日理万机，很少休息，经常彻夜不眠。途经天赦山，由于雪后道险，竟步行了70里。乾隆闻知，十分满意，大加赞赏，特命加封太保，加军功三级。
起先，小金川土舍良尔吉向莎罗奔诬陷其兄泽旺，夺了他的土司大印，还霸占了其嫂阿扣。莎罗奔发动叛乱，侵略沃日，良尔吉实际也参加了。后来他又诈降清军，为叛兵的内应。张广泗听信汉奸王秋的谎话，让良尔吉统领蛮兵，结果清军一有行动，叛兵立刻就知道了。傅恒在路上就了解了情况。没到原有清军驻卡撒的大营，他便派副将马良柱招良尔吉等来迎接。等到达邦噶山，便把良尔吉、阿扣、王秋等一举擒住，宣布罪行，就地正法了事。乾隆闻报，赞扬他处事明白果断。到达卡撕大营后，在第二年(1749)初，傅恒上奏批评了过去只知正面强攻的平叛战略，提出了“奇正兼施，因机制胜”的正确方针。接着，傅恒率领总兵哈攀龙、哈沿德等避实就虚，迂回包抄，迅速攻占了巴朗的平碉和色尔力的石碉，连续获胜。乾隆因为金川水土恶劣，派人飞马赐给傅恒人参3斤，诸将帅也获得数量不等的赏赐。
不久，乾隆因为觉得师出无利，又爱惜良臣，于是下旨班师，召傅恒还朝，还封他为一等忠勇公，赏给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但傅恒根据实际，感觉攻克贼巢只在旦夕，如果就此放弃，实在可惜，便坚决请求进兵，并恳辞公爵之赏，缴还原旨，乾隆不答应。正在这时，莎罗奔惧而思降，但他担心受到惩处，于是先派头人来卡撒试探。傅恒回答说，莎罗奔只有亲自来降，才能饶他不死。莎罗奔仍是不信，又派头人到丹坝四川提督、名将岳钟琪营中请降。邱钟琪单骑入敌巢穴，晓谕了优待政策。二月初四，莎罗奔等遂在营门外开出道路，设立神坛盟誓，次日即率众来降。初六，傅恒拔营回师。奏报传到，乾隆大为欢悦，对傅恒进行了高度评价，并按照元勋扬古利的先例，加赐豹尾枪两杆、亲军两名。三月，傅恒凯旋回京，乾隆命令皇长子率领诸王和大臣们等在郊外劳军。入京，乾隆在御殿接受贺喜，行饮至礼。不久乾隆又命按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的先例，为傅恒建立宗祠，祭祀其曾祖以下，并追谥李荣保为庄恪，还在东安门内赐给一座府第，落成时又赐诗表功。金川叛乱，讷亲等镇压两年却不能成功，而傅恒一到月余即平，受到如此重赏，实在当之无愧。
乾隆十九年(1754)冬，厄鲁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因受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逼迫，率众内附清朝，杜尔伯特部首领车棱也来归顺。乾隆认为这正是趁乱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的大好时机，决意出兵西征。当时朝中诸臣安于太平，多所非议，只有傅恒极力赞同。第二年春，清军出征，一举而定，拿获达瓦齐而归。乾隆大喜过望，对傅恒虽未战而为定策之功大加封赏，加升六级，后来在紫光阁绘制百名功臣像时，又把傅恒放在第一位，并亲自撰写赞词道：“世胄元臣，与国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绩。定策西师，惟汝予同。侯不战，宜居首功。”七月，傅恒还充任了《平定准噶尔方略》的正总裁官。
乾隆三十三年(1768)，傅恒受命主持云南征缅甸战事。原来，自二十八年(1763)以来，缅甸不断入侵中国，中缅关系十分紧张。三十二年(1767)，清廷派将军明瑞征缅，但因粮草不继，明瑞战败阵亡。傅恒受命后，第二年自京启程，京师及满、蒙军队13600人随行。四月，傅恒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观察形势，决定清军沿戛鸠江南进：主力出江西岸，取道猛拱、猛养，直捣木梳;水师则沿江顺流而下，水陆呼应;再派小部出江东岸，取道猛密，夹攻缅军老巢老官屯。以前，因为当地气候湿热，清军往往在九月份以后才进攻，结果使缅甸有了准备。傅恒决定要比以前早出军几十天，出敌不意，攻其不备。
因为水师缺船，原先乾隆就曾下令造船，但当时主持工作的副将军阿里衮等却认为边外水湍山险，舟船难行，沿江也没有可造船的地方，多次请求停止。乾隆特地派员前来勘查，反映的和阿里衮一样。傅恒来到后，向抚夷李景朝、土司线官猛竽询问此事，却得知蛮暮附近有座山名翁古，多树，旁边还有空地名野牛坝，有少数民族居住，气候凉爽。傅恒于是在此地造船。那些少数民族也愿意挣些工钱，干活很卖力。船造好后，傅恒命令满汉军人以及跟随的奴仆，轮流搬运，挪到江岸。七月，工程即告完成。乾隆闻知，下旨嘉奖，还赋诗《造舟行》一首来纪念。
七月，清军从腾越出兵，发动了进攻。傅恒抵达允帽，来到戛鸠江边，占据了西岸。当时，猛拱大头人脱猛乌猛、头人贺丙等已请降，清军来到后，他们率领夹江各夷寨的头人来迎接，还准备了船只，请求攻打猛拱。傅恒命令分兵从容渡江，夹江为寨包围了猛拱。后来土司浑觉也出降并贡献了千头驯象。十月，清军继续前进，攻占了猛养，杀了头人腊泥拉赛，接着又攻破南准寨，抓住35名头目。清军长驱直入，沿江两岸夹攻，在东岸射死缅军1名头目，斩杀500余人，占领了座营寨;在西岸夺得3座营寨，斩杀50多人。十一月，清军进围老官屯。由于气候恶劣，清军多染病而死，水陆军原有31000多人，现在只剩了13000多人。傅恒不久也生了病。乾隆命他移交工作回京。这时，缅甸也因损失惨重，酋长懵驳派人奉蒲叶书求和。傅恒于是请示接受停战，乾隆批准。十二月，懵驳派人到军贡献各种特产。这次战争，虽然没有彻底战胜，但重创了敌军，缅甸从此再也不敢言战，中缅关系恢复了正常。
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傅恒从缅甸撤军。三月，回到北京。七月，即告病逝。原来，傅恒自进攻老官屯生病以来，一直没有痊愈，回国到天津行在向乾隆复命时，已经病入膏肓了。他死后，乾隆亲临其家酹酒致祭，命照宗室镇国公规格治其丧仪，并赐谥“文忠”。
傅恒担任军机大臣达23年，每天侍候皇帝左右，依靠勤劳谨慎赢得信任。乾隆倚之为重臣，时人称其受恩仅次于讷亲。而他的威望完全来自他的努力。决不是仅仅仰仗家庭的尊贵。他死时年未五十，乾隆非常惋惜伤感，曾赋《怀旧诗》道：“嗟我社稷臣，所期宁在近。年少长于余，骑箕惜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