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 Γерцен,1812—1870),杰出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十二月党人革命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著名的政论家和作家。他毕生献身于俄国的革命运动,被列宁誉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沙皇的“第一人”。

1812年4月6日,赫尔岑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他虽出身名门望族,养尊处优,但在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家庭教师的启蒙教育下,受到普希金、雷列耶夫等人的作品的薰陶,少年时代便向往自由,憎恨专制制度。

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激发了俄国人民的民族尊严。那些卫国战争的英雄故事成了陶冶赫尔岑爱国主义情感的“摇篮曲”和“童话”。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拉开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序幕,也使赫尔岑从“童年天真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他把自觉赴汤蹈火的十二月党人称为“用纯钢铸成的英雄”,并愤怒地斥责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的血腥镇压。年仅14岁的赫尔岑和挚友奥格辽夫在莫斯科城郊麻雀山上庄严宣誓,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

1829年秋,赫尔岑进入自由思想十分活跃的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大学里很快形成了以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为中心的政治小组。他们阅读禁书,研讨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密切关注西欧各国的革命动向,积极开展反对专制、宣传共和政体的活动。1830年法国七月王朝的建立,打破了赫尔岑对共和制的幻想。他开始潜心钻研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哲学、历史、美学等各个领域,努力探索自然及社会的发展规律。这时,赫尔岑接受了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视它为“人类进步学说的继续发展”,而对当时统治俄国思想界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持批判的态度。

1833年,赫尔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由于他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当局很快以“对社会极为危险的自由主义者”罪名逮捕了他。在1835—1840年期间,先后将他放逐到彼尔姆、维亚特卡和弗拉基米尔等地,做过办事员、译员、统计员等杂务。几年的流放生活使赫尔岑亲眼目睹尼古拉一世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农奴制度的残酷,加深了他对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的理解,从而使他反对封建专制和农奴制的革命立场更为坚定。

1840年赫尔岑刑满获释,却又因沙皇特务截获了他一封斥责彼得堡警察不法行为的书信而再遭流放。直至1842年夏,他才从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

1842—1847年,是赫尔岑从事紧张的创作活动,获得巨大成果的时期。他常以伊斯康大为笔名,在《现代人》和《祖国纪事》这两个进步杂志上发表许多政治、哲学论文和文学作品,锋芒指向封建农奴制和专制统治。

早在大学就读时,赫尔岑就写过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的论文,赞同意识与物质相统一的唯物主义观点。三、四十年代,赫尔岑一面继承了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唯物主义战斗传统,同时批判地研究了十八一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哲学。他对于当时俄国青年为之倾倒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领会并接受其辩证法的积极因素,同时也发现了黑格尔社会政治观点的保守性和反动性。赫尔岑在哲学方面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他发现了黑格尔学说中这一主要矛盾,反对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错误结论,而努力论证革命斗争和变革现实的必要性。他试图根据革命任务的需要来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辩证法看做是“革命的代数学”。在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1845—1846)中,赫尔岑一反哲学界的陈规旧念,大胆号召“必须战胜黑格尔的原理”,严厉批判了哲学研究脱离现实和政治的恶劣倾向,坚决主张哲学应同反对专制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列宁盛赞赫尔岑所达到的辩证唯物主义高度时说:“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①赫尔岑作为一个哲学家,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赫尔岑认为文学创作可以使俄国人民听到“自己愤怒与良心的呼声”,几年的流放生活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从1841年起,他在短短的几年里写了《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和《克鲁波夫医生》等作品,以深邃透辟的思想、辛辣有力的笔锋和清新独创的风格在俄国文坛上大放异彩。在《谁之罪?》中,作者通过描写三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悲剧命运,指出造成悲剧的真正罪人是农奴制度。在《偷东西的喜鹊》中,天才的农奴女演员的悲惨遭遇,更加激起人们对专制制度的强烈愤恨。因此,高尔基说赫尔岑是四十年代最先大胆抨击农奴制度的人。赫尔岑文学创作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之一。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俄国的历史道路和未来的命运问题,俄国思想界曾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赫尔岑对把俄国宗法制度理想化的斯拉夫派进行了尖锐批评和不懈斗争。他同主张俄国走西欧道路的西欧派虽一度有思想上的联系,但他也反对西欧派盲目崇拜西方。

1847年3月,赫尔岑携家来到孕育革命风暴的法国。但巴黎社会的“道德堕落、精神萎靡、空虚和浅薄”使他深感失望。在寄给《现代人》杂志的稿件《自马里涅街的来信》中,赫尔岑无情揭露了“西欧文明”的丑恶内幕,而对“穿短衫”的工人们却寄予深切同情。同年10月,赫尔岑赶往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意大利。当他在罗马听到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又日夜兼程地赶回法国。

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落入右翼大资产阶级共和派手中。在5月15日巴黎工人的反政府示威中,赫尔岑亲眼看到资产阶级出动军队驱散工人队伍的可怖情景。他把这次事件和接着发生的血染巴黎街头的六月工人起义,称为“我一生的转折点”。资产阶级枪杀无产者的严酷事实,摧毁了赫尔岑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而那些高唱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在欧洲革命中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又使赫尔岑对自己追求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因而陷入极度的悲观失望中。赫尔岑在《来自彼岸》(1847—1850)、《法国和意大利的来信》(1847—1851)中,明显地反映了自己的悲观情绪。

赫尔岑参加欧洲革命的行动招致反动势力的进一步迫害。法国政府和警察加紧搜捕他。沙皇政府不让他回国。于是,赫尔岑在1849年6月来到日内瓦,全家加入了瑞士国籍。1851和1852年,赫尔岑的母亲、儿子和妻子先后死去。在这革命遭受挫折、家庭连遇不幸的逆境中,他对俄罗斯的未来并未丧失信心,他重新把希望转向俄罗斯祖国。

1849—1851年,赫尔岑写出《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及《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等论文,在向西欧介绍俄国进步思想和革命运动的同时,反复阐述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他认为,俄国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直接依靠农民村社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赫尔岑在看到资本主义给西欧劳动群众带来的深重苦难后,认为俄国村社是俄国历史过程特殊发展的基础,人对土地的关系“构成俄国的国民特征”。他由于远离祖国,不了解村社内部阶级分化后农民的情况和村社的本质,因而错误地把俄国的村社看成社会主义关系的萌芽,把农民当作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以为只要使农民获得解放和分得土地,俄国就能够避免资本主义,而沿着自己的道路到达社会主义。他的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批评赫尔岑这种“农民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列宁则说赫尔岑的这一学说“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①

1852—1865年的13年中,赫尔岑一直侨居伦敦。这是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年代,也是他不断克服自由主义思想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重要时期。

赫尔岑早就对尼古拉一世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深恶痛绝。他决心利用国外讲坛来“冲破审查制度”,发出俄国人民的自由呼声。1853年6月,在一些波兰侨民的帮助下,赫尔岑自筹资金,在伦敦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开始“唤起俄国民众觉醒”的艰苦斗争。在其后的十多年间,赫尔岑以印刷所为斗争武器,出版了《北极星》、《钟声》等革命刊物,在伦敦形成了俄国的革命宣传中心。

1855年,赫尔岑着手印行俄国史上第一份革命的定期刊物——《北极星》。该杂志与十二月党人的刊物同名,以十二月党人五位领袖侧面像作为封面,大量刊登沙皇政府严禁发表的十二月党人回忆录、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诗歌等优秀作品。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1847年7月3日《致果戈理的信》也首次在《北极星》上发表。杂志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俄国,大大激发了俄国人民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的憎恨,引起各阶层读者的强烈反响。

为了迅速反映国内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1857年7月,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又创办了《钟声》。杂志极力维护人民的权益,大声疾呼农民和土地的解放,公开号召人民同专制政府做斗争。但由于赫尔岑阶级出身的局限,又远离祖国的现实斗争,因而一度曾把希望寄予沙皇和地主“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他曾通过《钟声》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说明与其让农民起义,不如以“理智的方式”进行和平的“经济革命”。赫尔岑这种向自由主义的倒退,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评,1859年6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俄国来到伦敦会见赫尔岑,指出他的错误,并商讨了行动方针及斗争任务。

在赫尔岑识破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掠夺实质的同时,他很快从风起云涌的农民反抗怒潮中认识到人民革命的巨大力量,彻底抛弃了对沙皇和贵族地主的幻想。他热情支持各地的农民斗争,说他们“干得好极了”;严斥沙皇和地主串通一气残暴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通过《钟声》向农民发出激昂有力的革命号召。1861年前后,《钟声》由每月1期增到2—4期,增设“审判”付刊和“大众议场”专栏,发行量达2,500份。不仅在俄国首都,而且在偏远的省份和乡村都有《钟声》的读者;他们竞相阅读,互相传送。它使“一些人奋然猛醒,另一些人胆颤心惊”。《钟声》的威望与日俱增,赫尔岑的影响愈益扩大。连最反动的御用政治家麦谢尔斯基也不得不承认:宫廷贵族“怕赫尔岑比怕政府还要厉害些”。

赫尔岑把1863年爆发的波兰起义视作推翻俄国专制暴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他一面为起义筹集资金,印发传单,不遗余力地支持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还与派往镇压起义的沙皇军队中的革命组织“俄国驻波军官委员会”取得联系,为该组织拟订具体的行动方案。当自己的革命立场遭到自由派的恶意诽谤时,赫尔岑与他们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斗争。他把宣传忍耐、反对暴力的自由派讥为“软体动物一样的人”,指责屠格涅夫像“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效忠沙皇。列宁称赞赫尔岑挺身捍卫波兰自由的勇敢行动是“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赫尔岑在六十年代初坚定地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了。

在俄国阶级斗争不断激化,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赫尔岑越来越认识到国内爆发革命的必然性。他和奥格辽夫在伦敦积极支持俄国秘密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社”的活动,并以《钟声》为宣传阵地,努力扩大该社的革命影响,贯彻其行动方针,公开号召农民“拿起斧头”,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沙皇政府加紧迫害革命民主派,六十年代后期的俄国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赫尔岑虽多方奔走,竭力联合国外各种力量来积极影响国内革命运动,终因形势所迫,于1867年将《钟声》停刊。十年间,赫尔岑为革命鼓动而殚思极虑,成绩卓著。《钟声》共出版245期,合计发行50多万份;总共发表文章两千余篇,其中赫尔岑亲笔撰文约1,200篇。

从1852年起,赫尔岑花了15年时间写成著名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一部包含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治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作者自己说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在这部宏篇巨著中,赫尔岑通过个人的思索和经历、探求和斗争,向读者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和西欧社会生活及革命斗争的广阔历史画面,从而揭示了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时,赫尔岑以“血和泪”的炽热感情、抒情的笔调和优美的语言,使这部作品具有巨大的独特艺术感染力,成为俄国和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闪亮的明珠。

作为一名奋斗不息的坚强战士,赫尔岑在其晚年继续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密切注意俄国及西欧革命运动的发展。1869年赫尔岑写给巴枯宁的《致老友书》,标志他思想发展的又一新阶段,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它表明赫尔岑在与巴枯宁彻底决裂的同时,把视线转向了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

赫尔岑从三十年代中期结识巴枯宁后,彼此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当革命实践和历史进程使赫尔岑怀疑自己“过去的革命道路”时,他开始认识到巴枯宁是个“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空谈家”,并严厉谴责巴枯宁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说这种思想是“极其有害”的。在《致老友书》中,赫尔岑忍痛背弃自己宣传达20余年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认清了俄国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和资产阶级实质。与此同时,赫尔岑开始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及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欢迎马克思这位“在社会主义事业上功勋卓著”的人。他虽对“新秩序的建立”充满信心,却没能来得及看到巴黎公社的红旗,而于1870年1月21日病逝于巴黎。不久后,他的骨灰被运到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安葬在他妻子的墓旁。

列宁说:“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①他在几十年的不倦探索和斗争中,经历了复杂曲折的道路;他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展开了革命鼓动的艰苦斗争,在十九世纪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