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相州(今河南安阳)人。韩琦相貌清秀，未满20岁便中了进士第二名。由朝廷派出任淄州通判。任右司谏时，上疏抨击宰相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使4人同日罢相。宝元三年(1040)，出任陕西安抚使，时值元昊反宋，他上前线督战。庆历三年(1043)，被召回朝廷出任枢密使，与范仲淹、富弼等同时登用。两年后出知扬州。嘉祐元年(1056)，复为枢密使，三年(1059)任宰相。英宗时，继续为相。熙宁元年(1068)出判相州、大名(今河北大名东)。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时，他竭力反对。他在相位时，认为王安石“虽有盛名，仍不可用。”去相位后又说：“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佐大臣之位则不可。”著有《安阳集》。

韩琦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卒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享年68岁。

韩琦后来由淄州通判，进京掌管左藏库。在当时，人们都很重视科举，中高第的许多人都去谋取显赫的职位，只有韩琦不在乎左藏库一职，而且较长时期担任这一职务，大家都认为不合适，都想替他打报不平，他却终始泰然处之。

当时凡宫中需要财物，都由宦官拿着批示直接领取，不加盖任何印章。韩琦便上疏建议恢复旧制，设置传宣合同司，以便验证加强防察宫中重要财物的流失。过去，凡有大批货物运到，都要等待宫庭内使亲临监视后，仓库方能够接收。可是主管的宦官往往数日不至，结果大量货物暴露在室外，经受着风吹日晒，出现了许多货物被损坏的情况，负责护卫的军士对此也感到苦恼，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内侍失职造成的，韩琦上奏建议废除非宦官监视不得入库的制度。

韩琦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等官职。后出任右司谏，多次上表抨击达官贵人。当时的宰相王随、陈尧佐和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他们虽然位居人臣之首，却政绩平平、鲜有建树，韩琦于是上疏提出批评，结果使他们4人同日被罢免了宰相。凡有不便之事，韩琦无不提出意见，这些奏书常常是以辨明得失、端正纲纪、亲近忠直之臣、疏远邪佞小人为主要内容的，这些奏书所反映的情况也是北宋王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韩琦在任右司谏时，前后共上疏达70多次，受到当朝的宰相王曾的赞赏。王曾对韩琦的评价很高，王曾曾当面对韩琦说：“现在对朝廷提出批评者多数不够激烈，是因为心存畏惧和顾忌，长期如此对于皇帝的圣德是没有裨益的。如果大臣个个都象你这样直言不讳，虽说你用词激烈，但内容不迂腐。我想朝政早就清明廉洁了。”当时，王曾声望很高，极少赞许别人，韩琦得到这样的褒奖之后，信心更足了。

宋仁宗景祐年间，益州、利州一带发生了灾荒，韩琦被任命为体量安抚使。过去，这些州县对赋税征调既繁杂又紧急，收购上供的绮绣等物品时又不付给百姓相应的钱，只打白条，弄得百姓积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等发生了灾荒以后，益州、利州的老百姓纷纷指责官府，而官府则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韩琦上任后，下令延缓赋税征收或者直接免除赋税杂役，同时又驱逐了一大批贪婪残暴的不称职的官吏，裁减了数百项冗役，韩琦用节省下来的费用救活了190多万的饥民，缓和了百姓与官府的日益尖锐的矛盾，为此韩琦受到朝廷的嘉奖。

庆历元年(1041)，西夏军攻陷丰州(今陕西府谷以北一带)，掠鄜府(治所在今陕西府谷)。宋王朝不得不分陕西路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并各设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4人分别担任。韩琦就任秦凤经略安抚招讨使。庆历二年(1042)，四帅都转任为观察使，其余的三帅范仲淹、庞籍、王沿都不肯受命，只有韩琦没有推辞。不久，韩琦升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屯兵于泾州。韩琦与范仲淹在军队中时间长，名噪一时，为人心所归，朝廷也倚他们为国家的栋梁，故天下人都称他们为“韩范”。那时禁军由宿卫京师来边疆屯戍，由于不习惯于劳苦，叫苦连天。韩琦上奏要求增加当地人的士兵来代替禁军戍守。正当这时，朝廷计划夺取横山，并开始筹措恢复黄河以南的地区，而李元昊这时也来遣使称臣了，韩琦遂被召回朝廷出任枢密副使。

庆历三年(1043)，西夏以久战疲困，与宋议和。但李元昊凭借契丹为后援，态度强硬，无休止地向北宋索要财物。当时宰相晏殊厌恶战争，打算全部满足其无理要求。韩琦上疏陈述这种做法不妥当，提出了应当首先实行的七项建议：一是清理政治根本，二是考虑对外策略，三是选拔贤能，四是防备河北，五是巩固河东，六是收取民心，七是营造洛阳。不久，韩琦又上奏陈述补救时弊八事：一、拣选军队将帅，二、严明监察制度，三、增加财政收入，四、遏抑侥幸小人，五、提拔能吏，六、黜退不称职官员，七、严格选官制度，八、裁减冗费。韩琦认为“实施这些建议，必然会招致诽谤，愿陛下把这些建议交付给辅弼的重臣，听凭他们选择实施好了。”

在神宗熙宁年间，韩琦替神宗策划如何防御北边契丹人进攻的几项措施。一天，契丹使者来求代北之地，神宗写亲笔信征求韩琦的意见。韩琦在回信中首先分析了契丹人之所以生疑，以为宋王朝有收复燕南意图的七点理由。主要是：一、高丽臣属于契丹，对宋早已断绝朝贡，而宋却借商船诱他们通使，契丹知之，以为宋要联合高丽攻击契丹国。因此契丹人先发制人，制造事端，挑起边境冲突。二、强取吐蕃土地设置熙河路，契丹知之，必以为也将强夺其地。三、西山遍植柳榆，契丹以为这是为阻遏骑兵而种植的。四、创立保甲制度。五、各州修筑城池。六、设置都作院，发放新式武器大量制作战车。七、置河北37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再加上契丹一向是宋的敌对国，所以引起契丹人的怀疑。接着韩琦在复信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臣今为陛下考虑，认为：一、应派使者与契丹恢复联系，说明一下这些措施，只是为加强正常防御，别无他意，消除他们的误会;边境素有边界、全如旧境，不可借此制造事端，来破坏几代人修好的局面。二、可能导致生疑的举措，诸如置将，可以同时废除。三、如果契丹果然坚持破坏所修的盟约，这是他们负我们，理屈在契丹，则我们可大兴威武之师，乘势收复失地，以申历代结成的宿怨。”

神宗愉快地采纳了这些建议。然后，神宗又派韩琦担任陕西宣抚使。韩琦在任上先后平定了群盗张海、郭邈山。凡属于老弱已失去了作战能力的禁军士兵，全部被裁减掉。韩琦还建议加固鄜延(今陕西延安)的城池屏障，除非西夏人全部归还侵占的土地，方可与西夏人议和。回京后，韩琦又陈述了关于西北边防的四种策略，他认为是：一、和好为权宜之计，二、以战守为务实之策，三、建议完善军事装备，四、修筑加固东京的城防工程，以及秘密商定讨伐西夏的大计。

宋仁宗宝应元年(1038)，西夏国主元昊称帝，开始反叛北宋。韩琦便被从蜀中招回京城，他向仁宗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西部军事形势，仁宗便立即任命他为陕西安抚使。第二年，西夏军围延州。延州知府范雍急忙召大将刘平、石元孙赴援，两军战于延州城下，经过三日血战，刘平、石元孙兵败被俘。当时宰相吕夷简用其他罪名收捕了刘平、石元孙的子弟和亲属。韩琦辨明是非，上疏为刘平等二人开托，结果朝廷给刘平平了反，避免了一件冤案的发生。不久，西夏因大雪的缘故，解围延州撤走。

仁宗宝应三年(1040)，朝廷下诏督促出兵，韩琦也主张先发制人，但他的同僚们都坚决反对，结果李元昊乘机攻占了镇戎(今宁夏固远)。韩琦赶快拟定了攻守的策略报呈给朝廷。仁宗打算用韩琦的政策，执政大臣却以为难以实施。韩琦解释说：“李元昊虽然倾国出动，军队总共不过四五万人，我军若各自为守，势力必然弱小，遇上强敌往往难以支持。如果我军合为一路，大张旗鼓，主动出击，乘他们骄情，必可破敌。”朝廷却下诏令各路同时出击。韩琦刚从朝廷赶回到军中，正值李元昊派人请求讲和结盟。韩琦认为：“没有誓约而请和，必有诈谋。”命诸将严密警戒，西夏军队果然入犯。韩琦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大将任福，令其出敌后，若无战机，可暂时控制险要地势以设埋伏，准备在西夏军队撤退时给予截击。出发前，韩琦再三告诫任福不要盲目出击，并专门下达了书面命令：若违令不听节制者，即使出战有功，也要斩首。任福却趾高气扬，骄傲轻敌，当参军耿傅接到韩琦的檄文之后，急忙遣人送递给任福，劝他遵从韩令，切毋草率。任福冷笑道：“韩招讨过于谨慎了，耿参军也是畏惧敌人之辈，我看西夏兵没什么了不起的，明日与他们挑战，管教他们一人不回。”第二天，任福驱兵急进，忽闻胡哨四起，夏兵大集，任福尚未明白过来，宋军已经散乱，经过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宋军大败，任福战死，全军覆灭。 虽然，后来陕西经略使夏竦派人收拾溃卒，在任福的尸体上发现了韩琦的手令，认为韩琦不必承担责任。可是韩琦仍然上奏朝廷，做了自我批评，请求降职一级，不过不久又官复原职。

韩琦、范仲淹在当时都是声望很高的海内名士，受到朝廷的重用，中外人士无不希望看到他们能有重大建树，建立政治上的丰功伟业。仁宗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任大理寺丞，上奏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但未被采纳。

庆历年间，仁宗迫于形势的压力，责成当朝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院副使韩琦提出改革的意见。于是一场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为革新派和以吕夷简、夏竦为保守派的党议之争开始了。

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韩琦、欧阳修起草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进呈给仁宗。指出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官壅于内民困于外，辽夏骄盛，农民起义横炽。”并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内容，其中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内容，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首要任务和必要手段。韩琦认为有了“贤能”的官吏，就能够搞好政治，使百姓“各获安宁，不致祸乱”。同年，仁宗先后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了范仲淹、韩琦等人的主张和措施，历史上把这场革新运动称为“庆历新政”。

但变法运动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革新运动一开始便遭到吕夷简、夏竦等一帮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范仲淹、韩琦相继被迫离职，“庆历新政”就这样流产了。

每当中书省和枢密院合班奏事时，韩琦都要充分发表意见，有些事情虽然明确属于中书省的职权范围，但作为枢密院副使的韩琦也要做实事求是地陈述。对此，同僚中有许多人不高兴，仁宗却给韩琦下了个公正的结论，说他性情耿直。

庆历五年(1045)，韩琦出任定州知府。开始定州军队自诩有平定贝州之功，要求赏赐。遭拒绝后，产生了怨言，声称要集体到城下请愿。韩琦得知消息以后，认为不严加整饬可能会酿成兵变。立即用严明的军纪加以约束，还把带头闹事的几个抓了起来，对阵亡的将士，则向他们的家属发放安葬费，并由他们的孤儿寡妻继承阵亡者的待遇，在恩威并施的手段压制下，一场兵变被平息了。

韩琦又模仿古代三阵法，对士兵进行经常性的训练，从此中山地区的军队战斗力居河北各路之冠。朝廷派宫廷中的禁军前去戍守保卫，沿途却骚扰百姓，行至定州，韩琦下令全部留下，改用训练有素的当地士兵北上。朝廷颁诏嘉奖，邻近地区都视定州为标准。

韩琦在任武康军节度使、并州(治所在阳曲，今山西太原市)知府时，承受廖浩然依仗宫中宦官和权贵作为后盾，贪暴放纵，不仅诬陷前任节度使李昭亮，还公然驱赶他走。在韩琦任职期间，行为更加放肆，韩琦于是上奏建议把廖浩然召回朝廷，仁宗看完奏书大怒，命卫士鞭责廖浩然。

后来，契丹人侵占了天池庙附近的土地，韩琦召其酋长，出示了昔日他们请求修庙的文书，酋长羞愧无言可对，遂归还了宋方的土地。不久契丹人又侵占了耕武阳砦的土地，韩琦亲自主持了边界地区挖沟立石的行动。宋初，潘美镇守河东，担心契丹人寇掠，令百姓内迁，空出边境不耕种，于是忻、代、宁化、火山以北的地区空出了许多荒芜和被抛弃的土地。韩琦认为这原本都是良田，现在弃而不耕，十分可惜，另外这正好都资助了敌人，将来有可能被敌人占去。于是建议以距北部边界十里之内为禁地，禁地之南召募弓箭手居住，这样不仅开垦了9600多顷的荒地，还救活了数万流民，使他们安定下来，从事农业生产。

嘉祐六年(1062)韩琦被召入京，进封仪国公。这时仁宗却连续失掉昉、昕、曦三个皇子，这对仁宗打击不轻，从此生病，不能主持朝政。对此，朝廷内外人士莫不担心，群臣争相以立太子固国本为题纷纷上疏，以范镇、包拯尤为急切。这件事又拖延了五、六年，作为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平事的韩琦也十分着急，韩琦寻机对仁宗说：“皇嗣为天下安危所系，自古祸乱之起，皆由于未定太子之位，陛下春秋已高，尚未立皇子，何不挑选宗室中的贤者，为宗庙社稷考虑呢?”仁宗回答说：“暂且等一等。”一天，韩琦又怀揣《汉书·孔光传》进宫送给仁宗，说：“汉成帝无嗣，选立了兄弟之子，他不过是中等之材的君主，尚能做出此事，何况陛下你呢!太祖手定天下，传弟不传子，陛下知道先祖何妨择宗室为嗣呢!”仁宗听了很感动，仁宗突然说：“我已早有此意，卿以为立谁合适?”韩琦慌恐回答说：“此非臣等可议之事，当由陛下亲自决定。”仁宗说：“宫中曾养过两个孩子，小的很老实但不太聪明，大的还可以。”韩琦请问姓名，仁宗答曰宗实，宗实为英宗的本名。韩琦极力促成此事，遂形成决议。仁宗又说：“宗实正为生父濮王守丧，只有降旨起复，方可册立，宫中已决定任命他为宗正了。”韩琦说：“若决定实施这件事，就不可中途废止，既然陛下对这个决定并不怀疑，请由宫中批出任命的圣旨。”仁宗的意思是不愿让宫人知道，他说：“改由中书行文就可以啦。”诏命既下，英宗坚决推辞。仁宗又征求韩琦的意见，韩琦回答说：“陛下既然知其贤明而选择了他，现在他不敢贸然接受，可见正是贤者举动，实属器识远大，愿陛下再次颁诏起用。”英宗为父守丧期满，仍坚持不出来任职，韩琦对仁宗说：“宗正之命一出，外人皆知其必为皇子，现在不如正式明确这个名号”。于是仁宗下诏立宗实为皇太子。嘉祐八年(1064)三月，仁宗驾崩，英宗即位。封韩琦为山陵使，又加门下侍郎一职，进卫国公。

韩琦既辅立了英宗，门客亲属中有人顺便谈起决策之事，韩琦却严肃地说：“此事出于仁宗神断，为天下考虑，与臣僚没有什么关系。”一次英宗突然生病，由太后垂帘听政。英宗当时病得很厉害，行为举止失常，对待宦官动辄杖棍相加，宦官受虐不平，进谗言挑拨母子关系，致使皇帝与太后之间产生了矛盾，母子之间由疑生怨，由怨生恨，好好的继母与继子的亲情变成了仇雠。一天，韩琦奏事帘前，太后哭得很伤心，述说英宗的种种不是。韩琦解释说：“这都是由于生病所致，病愈后，必不如此。孩子生病，作为母亲应该宽容他。”太后的不满之意稍有缓和，时间一长便不再提起。几天后，韩琦单独见英宗，英宗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说道：“自古以来，圣明帝王为数不少，然而只有舜被称为大孝，难道其余的都不孝吗?若父慈母爱而子不孝，这属平常之事不足提起，只有父母不慈，而子也不失孝，才值得特别称道。现在之事，恐怕是陛下事太后未到，天下哪有不慈的父母?”英宗大为感慨，有所醒悟。英宗病愈后，太后归政，母子和好如初，嫌疑尽释。

宋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大病不起。韩琦进言要英宗立储，英宗按韩琦的意见，立嫡长子，批奏立颖王顼为皇太子。这年冬，英宗去世，皇太子顼即皇帝大统，是为神宗。

神宗立，任命韩琦为司空兼侍中。这时韩琦已是三朝的元老重臣了，有人说他专权，他为避嫌，只好请求出判相州，得到神宗的批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执政，派常平使者发放青苗钱，韩琦极论其不可。一天，神宗怀揣着他的奏章，在朝廷上拿出来给辅臣看，连连称赞道：“韩琦真是个忠臣，身在外面还不忘朝廷。朕开始就认为青苗法可以利民，谁知现在却在害民。况且坊郭之间哪有青苗，却也要强配给他们?”说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熙宁三年(1070)二月，韩琦又以河北安抚使的名义再次上疏请求废除新法，理由是：一、官不应放钱取息，二、抑勒扰民。王安石却把韩琦的奏章交给条例司，命属下逐条进行批驳，然后刻在石头上颁布天下，以示警戒。

韩琦在最后的年月里，还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从给神宗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臣过去议论青苗钱，受到极度诬蔑，非陛下之明，几乎被诛。从此，知新法不断推出，不敢再发表意见。今亲受诏问，事关国家安危，若有隐瞒，死有余辜。臣曾私下认为，始为陛下制定新法者，必是治国之本，当首先积聚钱粮，募民当兵，然后方可讨伐四夷。而现在，发放青苗钱，使百姓出利息;制定免役法，按等级索钱，设置市易务，则使小民商贩失业。新法不断颁布、更改无常，执法官吏茫然不知所措，有关部门督责又过于严刻，农民哀怨于田亩，商人叹气于道路，地方官吏不安本职，这些陛下都不尽知。本打算讨伐四夷以致太平，而先使国本困顿动摇，众心离异怨愤，此乃始为陛下谋新法者的最大失误之所在。”

韩琦早年便负盛名，年才过30，天下人就称他为“韩公”。韩琦喜怒不现于色，史家把他比作汉代的周勃和唐代的姚崇。他性情敦厚，政绩卓越，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论贵贱，礼仪如一。韩琦在选拔人才时，即使皇帝有不悦之意，韩琦也收而录用。韩琦曾说过：“人臣应该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

韩琦历世三朝，辅立二帝。后来宋徽宗写文章追论过韩琦，说他有功于宋王朝，追赐他为魏郡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