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993年—1059年），宋代学者。字翼之，因居安定，人称安定先生。泰州海陵(今江苏省泰州市)人。自幼家贫，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刻苦攻读。今泰山南麓栖真观便是胡瑗等人当年的苦学之地。泰山学成归来，便以经术教授吴中。曾先后任苏州府学教授、湖州教授、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后因病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胡瑗与孙复、石介齐名，被称为“宋初三先生”，都是开启宋代理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人物。“以圣贤自期许”的胡瑗，对儒家经术甚为精通，倡导“明体达用文学”，以永世不变的儒家纲常名教为“体”，以楷模后世的儒家诗书典籍为“文”，以“体”、“文”的付诸实践为“用”，从而达到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一学说对宋代理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难怪黄宗羲说宋代理学“实自三先生而始”(《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胡瑗在教育方面的功绩更值得称道。他在任苏州府学教授、湖州教授时所定苏湖教法，曾为中央政府采纳，并请他去管勾太学。仁宗庆历中，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可见胡瑗教育思想影响之大。在讲学上分为经义和治事二斋，实际近似于分科教学法。所谓经义斋，主要学习六经，让人明体;所谓治事斋，内含御寇、水利、算术、历法等等，让人达用。他的教学方法，讲究各就性近，独立钻研，又辅之以相互切磋，师友指导。宋神宗曾就胡瑗与王安石的优略问题问过胡瑗的学生刘彝，刘回答说：“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可以说道出了胡瑗在教育上强调、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胡瑗不仅教人有法，而且能以身作则：“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宋史》卷四三二)先后培养的门生有千余人。胡瑗的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在中国教育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著作《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二卷。《四库全书》均有著录。另外他还著有《论语说》及《春秋口义》。生平事迹见《宋史》卷四三二“儒林传”。

北宋初学者。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因世居陕西路的安定堡，学者称安定先生。少时家贫，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苦读十年不归。见家信上有“平安”两字，不展即投之涧中，其专心读书如此。曾以经术教授吴中。仁宗皇祐(1049～1055)中，授于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嘉祐初擢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主持太学。胡瑷一生从事教学20多年，弟子数千人，影响很大。他创立了分科教学的苏湖教学法，后定为太学法。立“经义”和“治事”两斋。前者学《六经》，后者研究致用之学。欧阳修说：“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欧阳文忠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他的学生钱藻、孙觉、范纯仁、徐积等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程颐也曾出其门下，并对他十分尊敬。胡瑷侧重于探求和发挥经书的义理，不注重名物训诂，反对浮华的文风。他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开伊洛之先”(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为北宋理学之先驱。胡瑷推崇孟子的性善论，反对荀子的性恶论。说：“命者禀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禀于天者顺之。愚鲁辟喭，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论语说》，转引自《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认为人性是天命的体现，人性本善。但对个人来说，性也有愚、鲁、辟(偏激)、喭(鲁莽)等不足之处，所以要加强修养，完善本性。开宋儒性命之学的先声。他十分重视仁义礼乐，提倡“明体达用之学”。他的弟子刘彝对“体”、“用”作了解释：“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封建纲常名教是“体”，依据纲常名教治事为“用”。认为不能以言取人。“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与德两得之。今之人两失之。”(《论语说》、《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因为有德者必有言，而有言者不必有德。主张对人的道德评价要具体，切合实际，实事求是。赞成孔子称冉求“可使为宰”，又因其“聚敛不合正道”，鄙为“小子”;肯定管仲之功，曰：“如其仁，如其仁”，又因其之僭，鄙称“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同上)。胡瑷的主要著作有《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2卷，均入《四库全书》;另有《论语说》、《春秋要义》、《中庸议》、《资圣集》等，大多已佚。现存的部分资料收集在《月河精舍丛钞》的《安定言行录》和黄宗羲《宋元学案》的《安定学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