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1873年1月30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出生于江苏武进县城的一个贫苦家庭。父蒋树德,“年十三弃书习工”,一人做工赡养全家九口,生活艰难拮据。

蒋维乔七岁入私塾就读,十六岁因病辍学,在家自学,并教两个弟弟读书,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一岁时,他在自学中偶然接触到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方科学书籍,使他“眼界一新”,于是对天文、算学、舆地、物理、化学等书籍“没头没脑乱看一阵,有看得懂的,也有不甚懂的”。这时,他不但抛弃了八股文,而且连以往比较喜爱的词章也不大注意了。此后,他曾两次赴南京参加乡试,均未中举。

1895年6月,蒋维乔在岁试中名列第三,入南菁书院肄业。次年春,他又考入刚创办的常州致用精舍。南菁书院设在江阴,是当时江苏的最高学府,专门研究经史、词章等。致用精舍则是甲午战争后,由原常州龙城书院经过改良后的一所书院,学科分经古、致用二门,其中致用包括算学、舆地、时务、策论等课程。蒋维乔在二十三岁至二十九岁的六年中,同时攻读两院课程,按月参加考试,为他的古文及“新学”打下了较深的基础。

1901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开设理化、测绘、英文、日文、体操五门课。新聘的理化教习钟观光于授课之余,在学生中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蒋维乔“心醉其说”,“思想乃为之剧变”。时值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进行革命活动,蒋经钟介绍,参加了中国教育会。1902年9月,因总教习丁立钧生病回乡,南菁高等学堂于无形中停顿。蒋遂随钟到上海,结识了蔡元培,并参加了中国教育会在张园举行的演说活动。不久,他返回家乡武进,与何海樵等人组织了“以变法与兴学为宗旨”的常州藏书阅报所,每周演说,“以期开通风气”。此年冬,蒋维乔等人又组织了体育传习所,“提倡尚武精神”,并由他任队长,于第二年春节初一开操,训练后上街游行,“以动社会观感”。这是常州前所未有的举动,致使“人人惊异”,遭守旧者“大肆讥评”。

1903年2月,蒋维乔应蔡元培之聘,到沪担任爱国学社义务教员,与章炳麟分别讲授国文。不久,又转任爱国女学义务教员。他于授课之余,为中国教育会的宣传阵地——《苏报》翻译日本新闻,“月得译资十六元,供生活之费”。在中国教育会当年春季大会上,蒋维乔被选为监察。同年5月,爱国学社积极配合中国留日学生的行动,组织拒俄义勇队(旋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进行军事训练,蒋任分队教练。6月,“苏报案”发生,爱国学社被解散。蔡元培避往青岛前,将爱国女学委托给蒋维乔。8月,蒋与钟观光召集在沪的中国教育会会员十余人开会,决定继续开办爱国女学,由钟任经理,蒋任事务,从而为中国教育会保存了唯一的秘密联络站。次年7月,他们又将爱国女学交回蔡元培办理,蒋仍任该校义务教员。1909年10月蒋接任该校校长。

“苏报案”发生后,蒋维乔抱着“救国之本还在教育”,应从编辑教科书着手的宗旨,在恢复爱国女学的同时,进商务印书馆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前后长达十年之久。蒋维乔与张元济、高凤谦、庄俞三人,以日本人长尾槙太郎、小谷重为顾问,“团坐一桌,互相讨论”,“每成一课,必至无可指摘,始为定稿”。半年后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销路大畅;接着继续编成十册,风行全国。自此,我国自编“教科书之形式方备”。嗣后,蒋还编辑出版了《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多种。

蒋维乔在编辑教科书的同时,始终亲自任教,“以增加经验,扩展思想”,并将“所有心得发挥于教科书”。当时全国缺乏小学教员,蒋维乔于1905年6月发起并主持开办了商务印书馆的小学师范讲习所,先后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三届师范学生。其后,他还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他于1910年编著的《学校管理法》一书,被清政府学部誉为“颇多经验有得之作”。

辛亥革命后,蒋维乔经蔡元培介绍,于1912年1月初加入了由章炳麟发起并任会长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此时,孙中山正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蒋应蔡之邀同去南京,任教育部秘书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自1月14日成立,至3月7日解散,前后不满三个月,蒋协助蔡制定教育部法令,草拟大中小学学制,“上至一切公事,下至琐屑庶务,无一不问”,“日夜操劳,以致二目红肿”。蒋起草的《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于1月19日颁行,明文规定“学堂改称学校”、“初小男女同学”、“小学废止读经科”等。

南北和议达成协议后,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蒋维乔随蔡于5月初北上,任教育部参事,审议学校法令及学校规程。7月初,他提议教育部召集全国教育界著名人士举行临时教育会议,议决要案23件,使在南京教育部时草拟的大中小学学制系统等方案,得以陆续公布施行。

1913年10月,熊希龄内阁组成,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蒋维乔与之意见不合,遂辞职南归,仍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这时,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连续发布鼓吹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同年底,蒋维乔以“无始”的笔名,在《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教育大政方针私议》、《硬教育与软教育》两篇论文,抨击新内阁教育部篡改民国元年颁行的教育宗旨,指出所谓“尊崇孔学为道德教育之本”的说法,“不过饰一孔学之假面具,以上下相蒙耳”。同时他还揭露了当时社会上有人以“硬教育”为幌子,企图恢复小学读经。他大声疾呼:“‘硬教育’欲施诸小学则万不能行!”

1914年8月,蒋维乔根据他长期坚持练气功、治疾病的体会,撰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该书出版后,畅销各地,到1927年6月重版达21次之多。1917年1月,蒋维乔与黄炎培等五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月。回国后,在京、津、沪、宁四地演说考察结果,并由蒋总其成,汇编为《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纪实》一书出版。9月,蒋北上任教育部参事,“掌管教育法令工作”。自此时起,蒋维乔沉溺于佛学研究之中。他不但阅读佛经,请居士讲佛学,而且“依照佛法,实行修持”,以至“觉得世间一切学问,均不及佛学高深”。1918年3月,蒋还建议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在哲学系开设“唯识”课,为我国大学有佛学课之始。1921年10月,教育部任命蒋维乔为江西教育厅厅长,蒋不就,辞职而归,旋又北上任教育部编审员。

1922年7月,在“苏人治苏”的风潮下,由黄炎培等人推举,蒋维乔出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他在任三年,排除了各派系议员的种种纠缠,先后视察了全省几十所学校,对江苏省教育作了一些整顿。1925年初,“齐卢战争”重启,段祺瑞政府以附齐嫌疑的罪名,将南京所有官吏一概免职,蒋维乔也于2月被解职。他在离任前夕,与黄炎培、江苏财政厅长曾孟朴将江苏省的屠宰税和卷烟税从财政厅中拨出,组织了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使江苏教育经费收支独立。

与蒋维乔被解职的同时,南京东南大学发生了“易长”风潮。该校原任校长郭秉文被解职后去欧洲,全校师生罢课、游行,群起反对新校长胡敦复,风潮半年不息。7月,蒋维乔就任东南大学校长。在军阀混战、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他按照“行政决于教务会议,教学决于教授会议,财政公开”三条原则,奔波于宁、沪二地,将东南大学维持了两年。其间曾于1926年4月偕南京校长参观团赴日本考察教育一月。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蒋维乔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定居。自此“息影沪上,不问外事”,每年春秋二季外出游山,后将历年所写的游记整理成《因是子游记》一书出版。

1929年9月,蒋维乔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系教授。其后历任该校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达20年之久。他的许多学术专著多完成于此时,计有《中国佛教史》、《佛教浅测》、《佛学概论》、《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等,并与杨大膺合编《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

自1938年8月起,蒋维乔又兼任上海正风文学院(1940年改名诚明文学院)院长;1941年7月起,他受黄炎培委托,兼任上海鸿英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名誉馆长等职;1946年9月兼任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维乔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及常任副主席。嗣后,他曾两次赴香港疗养,1958年3月16日病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