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生。父亲蒋肇聪继承祖业在奉化溪口镇经营玉泰盐铺，于蒋介石八岁时去世。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育成人。蒋介石对母亲颇为孝顺。
蒋介石五岁入塾，自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他在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典籍十余年，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熏陶。1903年起，先后转入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堂读书，学习一些新知识。时值《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窳败，民族危机严重，又因他丧父后家庭的社会地位低微，乃决心出国学习军事。1906年4月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结识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同年冬返国，翌年夏考入清政府开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习炮兵。1908年春被选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学军事;随即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振武学校结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
1911年10月，蒋介石闻讯武昌起义的消息，即整装回到上海，奉陈其美委派，任敢死队队长，与王金发等人率领队员百余人赴杭州，参加11月4日光复浙江之役。不久返回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时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督署参谋长黄郛甚为相投，遂结为异姓兄弟。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将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杀害。案发后避往日本，在东京办《军声》杂志，年底回国。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蒋介石在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挥下，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8月各地讨袁军先后失败，蒋介石于10月在上海加入正在筹建的中华革命党，11月亡命日本。1914年春奉命回国组织反袁军事活动，先后参与策划肇和舰起义和攻夺官署、江阴要塞等。1916年5月陈其美被害后，蒋去山东潍县，在居正、许崇智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职。
袁世凯死后不久，蒋介石回到上海，先后与张静江、许崇智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蒋介石奉派到粤军中工作，先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继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进攻大埔、永泰。因军事受挫及受粤军将领排挤，几度辞职回沪。1920年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经营证券买卖，成为交易所的“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部分资助粤军及其他革命事业。
1922年1月，蒋介石应孙中山之召抵桂林。因所提先回广州巩固后方再图北伐之建议未被孙中山采纳，于4月返上海。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避往永丰舰，18日电蒋“盼速来”。蒋于29日抵广州，登永丰舰侍卫孙中山四十余日，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亲为作序，赞蒋“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蒋由此博得孙中山的很大信任和重用，也大大提高了政治声誉。10月，孙中山编组“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任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第二军参谋长。蒋感到“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不久便离闽回沪。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8月，蒋介石奉孙中山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四人赴苏联学习考察，历时三月余。他对苏联军队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的研究与进步，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但是他对于苏俄没有同意他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向北京进攻的军事计划很失望，对于苏联的外蒙古政策很反感，认为苏俄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因而认为苏俄对中国的援助是別有用心。他还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不能仿效。苏联之行加深了他对苏联的认识和疑虑。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并决定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通称黄埔军校)，蒋介石被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一再表示自己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声言“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获得苏俄顾问的好感和信任。同时他在军校极力树立校长权威，培植个人势力，重用何应钦、王柏龄等人。他把军校师生编组成教导团，成为保卫南方政权和统一广东根据地的一支武装力量，于当年10月与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合力平定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于翌年2月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于6月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南方政权的大元帅府于7月改组为国民政府，所辖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与原粤军一部组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害，国民政府组织“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信任和支持的蒋介石与汪精卫、许崇智三人为委员，被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及时局。蒋先支持汪精卫将胡汉民驱送出国，继而又将握有军权的许崇智迫离广州，收编了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接着于10月任东征军总指挥，再次讨伐陈炯明，将粤境叛军全部肃清。
1926年1月，蒋介石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接着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此时他疑惧汪精卫和苏俄顾问的某些举措，以为将削弱自己的军权甚或被放逐苏俄，乃于3月20日称中山舰擅自行动密谋叛乱，宣布广州戒严，派兵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卫队和纠察队的枪支，还扣押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由于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命令的妥协方针，蒋介石在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一系列限共防共的《党务整理案》，并就此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职。一个月后，又接任中央常委会主席，大大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7月，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统率八个军约十万人。在北伐军7月11日攻克长沙后的半个月，蒋介石率总司令部人员离广州赴前线指挥作战。8月23日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北上进攻武汉。北伐军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后，于9月6日占汉阳、汉口。吴佩孚残部死守武昌城。蒋介石急于破城，几次下令北伐军攀城强攻均未奏效，死伤累累。9月17日他离鄂赴赣，指挥江西战事。他下令第一、二军强攻南昌，连攻三日未克，牺牲甚大。其时，攻打两湖的第四、第七、第八军于10月10日光复武昌，蒋介石乃调第四、第七军入赣助战。11月初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发起总攻击，4日占领九江，8日克复南昌。
江西战事奏捷后，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还主张把广州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来南昌，反对迁都武汉。他拒不出席1927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无视全会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加强集体领导、取消常委会主席制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推进，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对于猛烈发展的工农运动亦疑惧日增。蒋介石不断派人与英、美、法、日等国联系，还与江浙财团达成默契。他先后纵容或唆使暴徒在赣州、南昌、安庆、九江等地发动了一连串暴行。对于北伐军攻占南京时遭到英、美等国军舰炮击的“南京惨案”，他在接见新闻记者时则表示：对南京之“排外暴行”，愿负全责。他到上海后即派白崇禧拜会各国领事，取得谅解。英、美等国要蒋介石出来“维持秩序”、“镇压暴行”，蒋即表示：不用武力或任何群众暴动改变租界之地位。蒋介石取得了上海的买办豪绅和附和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从他们那里得到1500万元经费，还获得再有5000万元的许诺。
蒋介石在上海，连日召集秘密会议，与汪精卫等人商讨“反共问题”，得到了李宗仁等人的支持。他下令取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支持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议，通过吴稚晖提出的《查办共产党案》。当时盛传要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一面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4月6日还把亲笔题有“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工人纠察队;一面又于9日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离沪赴南京，11日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12日凌晨一群全副武装的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蒋介石的军队则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进行血腥大屠杀。在蒋介石的密令下，东南各省和广东也先后发动“清党”，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半途而废。
4月18日，蒋介石联合胡汉民等人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他虽以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相号召，但“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
7月，被北伐军击溃的孙传芳在直鲁联军张宗昌帮助下，在津浦线上发起反攻，24日陷徐州。25日蒋介石赶赴前线亲自坐镇督饬无效，8月6日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威信骤降，拥兵自重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蒋下台;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唐生智又组织东征军通电讨蒋;而何应钦等嫡系亲信此时亦不愿出来维护蒋的地位。蒋感到“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被迫于8月13日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
蒋介石回家乡住了一个多月后，于9月28日赴日本访问，与日本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举行了会谈，以谋取得支持和谅解。蒋还至神户拜访了在日本休养的宋美龄的母亲，获允娶宋美龄为妻。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
在国民党各派系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28年1月返南京复职。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正式举他为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他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进行对奉系军阀的北伐。5月初蒋率部进入济南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下令部属“忍辱负重”，绕道北上。6月初，战胜了奉系，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0月，蒋介石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
1929年1月，蒋介石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要将全国82个军205万人改编为60个师(每师一万一千人)，以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他对各派军事首领委以高官，但夺掉了他们的兵权。这就大大加深了他与冯、阎、桂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1929年3月、11月)、蒋冯战争(1929年5月、10月)、蒋唐(生智)战争(1929年12月)等多起战争。蒋介石用重兵进攻、分化瓦解等办法，一一战胜了对手。1930年5月又爆发了与阎锡山、冯玉祥交火的“中原大战”。这时，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也联合倒蒋，于8月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但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软硬兼施之下，阎、冯军在陇海线、津浦线相继受挫，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整个形势急转直下，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扩大会议”则无疾而终。
在将各派系军队收编改组后，蒋介石即从1930年12月起，连续五次向中共的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他先后调动上百万军队，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经过四年的鏖战，迫使红军退出赣、闽、鄂、豫、皖等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一面在各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大肆屠杀工农民众，一面命令西南地方军队堵截长征的红军。他借机“整理”西南诸省军政，把长期未能控制的云、贵、川三省逐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面对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和纷争，以及社会舆论要求民主、法治的强烈呼声，蒋介石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的主张，但遭到胡汉民的反对。蒋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导致反蒋各派系又一次联合行动，以“护党救国”、“打倒独裁”相号召，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调兵遣将部署对粤进剿，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于12月15日再次辞职。一个月后，他利用政局的不稳，和汪精卫在杭州举行秘密会谈，决定两人合作掌权，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继于1933年初侵占山海关、进犯热河，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遭到我国各地军民的奋起抗击。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实施“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外交方针，一味妥协退让，先后同意签订淞沪、塘沽、何梅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他还阻挠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御日本侵略，镇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
其间，蒋介石督饬外交部分别与有关国家谈判“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批准财政部门改革税收制度，统一盐税，征收统税、印花税、所得税等;1935年在英、美的帮助下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币制;还在全国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微弱增长远远赶不上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财政入不敷出。在1927年至1936年间，公开举借外债14笔，约4亿美元，国内发行公债25种，约26亿元。蒋介石还支持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建立金融体系开始，继而投资工商企业，逐渐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他竭力强化统治，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进行清查户口、编练民团、抽取壮丁、检搜缉捕等活动，并推行联保连坐法，要各户互相监视。他还建立了以陈果夫、陈立夫CC系为中心的“党方”和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军方”两个特务系统，通称“中统”、“军统”，专事破坏共产党和民主运动，并防范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他于1930年9月密令取缔“左联”等团体;12月下令颁布《出版法》，查禁“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的书籍。1934年2月他发起了一个谋求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生活运动”，号召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实践“礼义廉耻”(“四维”)，以“四维”“八德”来革新个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蒋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加以推动，但收效甚微。
193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高潮，蒋介石遂着手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他在这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外交方针又作了新的解释：“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蒋介石的这种变化和进步，受到全国爱国军民的拥护和欢迎。
在此前后，蒋介石曾下令国民政府制定三年国防计划，在一些战略要地修筑国防工事，加速新建和修复铁路、公路，整编军队，修建和扩大兵工厂，开始转移文物，为撤退沿海地区高等学校做准备，等等。1935年春夏，他视察川、云、贵、陕等省，计划在必要时把这些地区作为抗战基地。他还谋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成为抗御日本的盟国。他也试图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派陈立夫主持，通过多种渠道打通与中共在北平、上海的地下组织乃至陕北中共中央的联系。
但是，蒋介石仍然想要武力“剿灭”工农红军。他在西安成立“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一再督饬张学良、杨虎城进兵陕北。“剿共”受挫的张学良、杨虎城受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和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主张联共抗日。1936年冬，蒋介石赶到西安，催逼张、杨出兵。张、杨反对继续内战，向蒋苦口极谏遭拒，乃发动“兵谏”，于12月12日晨将蒋扣押。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以及宋子文、宋美龄等多方面的努力下，达成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表示承认协议，还许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离开西安。到南京后，他扣押了张学良，随即加以软禁;继又迫杨虎城辞职、出国，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化瓦解，调往豫、皖。
迫于全国军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形势，蒋介石1937年1月5日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2月中旬，主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变化。蒋先派顾祝同等、以后又亲自出场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进行多次谈判国共合作事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筹划的抗战各项准备工作远未就绪，乃决定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应付时局。他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即赴保定，“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坚持到底，处处固守”;同时调集九个师向石家庄、保定集中。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严正表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时，蒋介石还企望卢沟桥事件能就地和平解决，以牺牲局部换取全局之苟安。他连续接见英、美、法、德国驻华使节，希望列国出面调停。他对宋哲元在北平与日方进行的谈判活动也“极度容忍”。但他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调遣增援部队进入平津地区，结果延误了战机，使得大批日军从容入关，轻易击溃二十九军而于7月29、30日侵占平、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蒋介石急于取得各党各派势力的合作和支持。他在庐山、南京同周恩来等进行多次会谈，终于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同意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使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又谋在上海发起进攻，直指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8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得到了各地各派的军事首领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支持和拥护，被举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会议并决定对日作战方针为：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部署一部分军队在华北持久抵抗，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蒋13日即下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第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师发起攻击，揭开淞沪抗战的序幕。18日，他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9月，他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淞沪抗战。他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迅速调集73个师约四十余万兵力(占当时全国可调动的兵力三分之一以上)，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狭小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战，顽强狙击敌人，杀死杀伤侵略军五万余。但是，他在战略指导上没有把军力和民力结合起来，大大削弱了抗日的战斗力;在战术指挥上多是消极抗御，被动应战，不能及时有力地主动出击敌人;在战局不利时，又未能组织及时有效的退却，以致造成抗日军队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一直指望英、美各国出面制止日本侵略战争，期待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加以制裁和干预，但英、美等国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坐视日本侵华。只有苏联于8月21日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予军事贷款，后来还派志愿空军来华助战。日本在淞沪会战中被困后，展开了诱降活动。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会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听取了他转述日本提出的七项和谈条件，表示愿意以这些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11月12日上海失陷后，日本侵略军直指南京。蒋介石调集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疲惫之兵，连同教导总队和第二军团共15个师约十余万人，统交唐生智守卫这个易攻难守之城。他在亲自指挥了一段外围阵地战斗后，于12月7日飞离南京。日军于12月13日攻陷南京后，进行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残酷杀害我国军民30万人以上。蒋介石于12月16日在武汉发布文告宣称：“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而日本方面于12月22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和谈”条件，并声称“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蒋介石认为：“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乃中止了与日本谈判的活动。
为了制订抗战期间国民党的方针政策，蒋介石于1938年3月底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对日抗战及本党前途》的演讲里，表示了持久抗战的决心。这次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领袖以及无党派社会知名人士200人组成。大会决定“强化党的组织，设立总裁制度”，蒋介石被举为总裁;还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蒋兼团长。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各条战线发动猛烈攻势，力图迅速结束战争，蒋介石决定全力防守。1937年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担任津浦路北段作战指挥的韩复榘不战而退。为稳住战局和严肃军纪，蒋介石将韩处决。1938年3月至4月上旬，我抗日部队在台儿庄同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蒋介石曾亲赴徐州，督导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筹划作战。台儿庄战役大捷，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歼敌万人以上。嗣后日军增调兵力占领徐州，趁势沿陇海线西进，直扑中原要地郑州。为阻挡日军的锐利攻势，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之术，下令于6月9日炸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泛滥的洪水将日军第十四、十六师团及机械化部队困陷其中，战局暂趋稳定;但豫东和皖北、苏北受淹地区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严重损失。黄河决堤后，日军改变进犯武汉的路线，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推进。蒋介石重新部署武汉防务，以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区作战为主，配置了一百二十九个师及骑兵、炮兵等共约一百万兵力，以及海军、空军，层层进行阵地战，尽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前后达四个多月，大小战斗数百次，迫使日军前后投入四十万人以上，军力遭到重大消耗。10月25日武汉失守，蒋介石于30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要坚持抗战到底。
此后，日本加强“政治谋略”攻势，釆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一批亲日分子与日本方面秘密勾结谈判“和平”的行径，以及他们后来叛逃投敌，表示了严正态度，于1939年元旦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将汪精卫开除出党，嗣后并下令通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1939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继续抗战的指导方针和防共反共问题。对于今后的作战部署，他提出要“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说“回复了(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是胜利”。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宣称要对共产党“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全会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会后又发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多种秘密文件，不断挑起国共之间的摩擦。1939年12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部队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1940年秋提出要取消边区政府，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1941年1月，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强力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抗战初期允诺的一点民主、自由皆名存实亡，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均已所存无几。他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强调“军令、政令应统一于中央”，限制和吞并中国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他下令在各县切实整编保甲，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尽政治警察之任务，并实行“联保连坐法”。他操纵“中统”、“军统”两支特务系统，囚禁和杀害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他还批准发布《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法令，查禁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他于1943年3月发表了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说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共产党是“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6月，蒋将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胡宗南三个集团军四十多万军队，分兵九路准备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在七八月间进行了数十次挑衅。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包围华北和华中的一些抗日根据地。
其间，蒋介石出于战略与政略的需要，曾与日本有和议活动，不过他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和议的底线。对于孔祥熙等人欲突破底线的和议活动，则坚决予以制止。
为抗御日本侵略军的进一步侵犯，蒋介石先后在衡阳、南岳、长沙、西安等地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部署对日作战。但他并未把主力部队配置在第一线，督饬军队进击敌人，致使日军得以继续蚕食乃至鲸吞我国大片领土。国民党军队日趋腐败，在豫、湘、桂等战役中更是一溃千里。
日本于1941年12月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同盟国在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北部地区建立了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英等国提供贷款和军用物资。他抽调精锐部队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协同美、英军队重创日军。他派员交涉，与美国、英国先后签订了取消他们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的新约。他还请美国训练和装备了一批国民党军队。
1943年11月23至26日，蒋介石应邀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和罗斯福(Franklin Roosevlt)、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共同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处置方案。开罗会议加强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并决定了战后中国收复东北、台湾的基本方案。蒋介石得到美国的支持，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但是他对美国总统代表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想要获得指挥中国军队全权的要求予以拒绝，并迫使罗斯福改派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接替史迪威。对于美国政府派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蒋介石坚持中共必须先交出军队，实现“军事统一”。
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已在筹划发动内战，以消灭日益壮大的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他在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有二三百万精锐的军队，足以消灭中共军队。我们的法币有十万万美金做准备，财政、物价都不成问题。”大会闭幕后两天，他就调动10个师的军队向苏浙地区的新四军发动进攻，7月又指令胡宗南调动9个师向陕甘宁边区进犯。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竟然下令伪军“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并任命一批汉奸为“先遣军总司令”、“绥靖司令”、“挺进司令”等，让他们配合国民党军队接收，唆使伪军拒不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他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不准参加受降。他要中国人民对日军“不要报复”，要“不念旧恶”。
在美国海、空军运输力量的帮助下，蒋介石把长期分布在云、贵、川、陕等地的国民党军队迅速运到南京、上海和华东、华北、华中各个战略要地;并派出大批文武官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资产，壮大官僚资本。
与此同时，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的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要中共“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经过43天断断续续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会谈纪要》，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政府改组、增加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修改宪法草案、军队整编等五项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奉行的内战政策。但是蒋介石盘算的是如何“消灭中共”，他秘密下令国民党80万军队沿津浦、平汉、同蒲、平绥铁路沿线向解放区展开进攻。虽因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国际舆论也反应强烈，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调停下，蒋被迫接受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于1946年1月10日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但是他密令所部趁停战命令下达前占领有利地点，随后又坚持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之内，连续向关外增兵。经过周密准备，他于6月密令刘峙指挥12个整编师约30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12日又调动50万军队进攻苏北解放区。他还不顾政协会议的协议，在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立即发布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凭借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拥有强大兵力和炮火，在1946年7至12月的半年间占领解放区大小城镇105座，但却损失兵力70余万人。进入1947年，蒋介石放弃全面进攻的方针，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3月，他下令胡宗南部20余万人进犯陕北，19日占领延安，但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在山东战场上，他命令顾祝同指挥三个兵团25万多人进犯沂蒙山区，但3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三次进攻均被粉碎，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也被歼灭。此时国共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战略主动权已转入中共手中，各个战场的解放军相继转入反攻。蒋介石11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建立中原防御体系，12月又制定“南北两线”“分区防御”的战略，重新调整了各大区军事指挥系统，分别组设东北、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国防部汉口指挥部等。他加紧调兵遣将，四出巡视督战，力图挽回颓势。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遭到各阶层人民强烈反对，内战军费的激增，使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47年发生了六次物价飞涨的风潮，一年间物价上涨二十倍左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民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蒋介石督饬国民党军、警、宪、特强化统治与镇压，国民党统治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当选为总统，并获得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但庞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经济濒临崩溃，财政赤字在1947年达到总支出的百分之九十，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币等;还颁布《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强令限制物价。这些高压措施，造成市场无货，黑市猖獗，不到三个月财政经济即完全破产，金圆券迅速贬值几成废纸，社会更加骚动不安。
国民党军队在内战的各个战场不断失败，在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的两年间，被歼灭264万，虽然不断招募，但总兵力已降至360万，而能用于前线的只有170余万。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战线，扩编机动兵团和后备兵团，实行重点防御。但他的部署还没有定当，人民解放军于9月12日发动了辽沈战役。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被迫收缩在沈阳、长春、锦州几个孤立据点，联结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锦州陷入重围。蒋介石力图打通北宁路夺取主动权，调集兵力由陆海路援救锦州;又三次飞临沈阳，亲自指挥和督饬。但是他无力挽回颓势，辽沈决战最终以国民党军被歼47万余人而告终结。接着平津决战又起。蒋介石鉴于东北已失，平津势难再保，乃命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率部由海、陆两路迅速南撤，以图多保存一些部队，但傅不肯南撤，而于1949年1月21日接受离城改编的办法，使古城北平获得和平解放。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徐州为中心部署了60万重兵，打算在徐淮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固守徐州，保住南京。但战略战术的失误与军心的涣散，使国民党军队在淮海决战中不断受挫而被歼灭。此时他的亲信幕僚陈布雷、戴季陶又相继自杀身亡。财政经济的崩溃浪潮，更是扰动得他寝食难安。他一筹莫展，遂派宋美龄前往美国求援，又告失败。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维护独裁统治的有生力量丧失殆尽。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在中国公开策动倒蒋活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要求蒋介石下野。蒋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在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说：“处此国家危机，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慄。”表示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是要“国体能够确保”，“法统不致中断”。他还企望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请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出面调停，但被一一拒绝。他被迫于1月21日宣告“引退”，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操纵党政军大事。他先已把亲信安插为东南和西南各省的军政长官，加紧征集和训练新兵，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渡江。他也做了撤出大陆的准备，派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把库存的277万余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运往台湾。
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力谋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派出代表团赴北平。但是蒋介石认为“以毛泽东之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对于李宗仁、何应钦等人设想的国共“隔江分治”的和谈方案他也不首肯，固执坚持“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以致国共谈判破裂。4月20日解放军大举渡江，直指南京。蒋介石于4月22日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秘密会商，决定继续作战。他24日离开溪口老家，乘军舰于26日抵吴淞口，召集顾祝同、汤恩伯等人部署上海防御。但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企望利用坚固工事挣扎的20万国民党军队毫无斗志。蒋介石见形势无可挽回，先由上海去澎湖马公岛，后转台北，在那里遥控从南京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7月他至广州，组设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最后抵抗;并出访菲律宾和韩国，谋求声援。他先后在厦门、广州、重庆一再部署防御，企图负隅顽抗，无奈各路军队无不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
蒋介石12月10日从成都败退到台湾后，声称要“反共复国”、“光复大陆”，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他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正式成立的事实，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于1950年3月宣布复职重任“总统”。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凭借台湾的战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庇护，1954年12月并和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他在台湾总结在大陆垮台的教训，与“副总统”陈诚一道推行减租、公地放领和征收地主多余土地放领给佃农等政策，竭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财政经济;同时大力“改造”国民党，加强专权统治，严密控制全岛居民。他不断宣称要“反攻大陆”，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党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也反对“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种种“两个中国”的论调，表示“中国事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抵制美、日等国的侵略势力对台湾的觊觎。他在美国等国的支持下，使台湾当局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达22年之久;但终究抵挡不住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于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被驱逐。
蒋介石自1972年起多病。他于这年5月连任第五届“总统”后，即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将统治台湾的实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死于台北。
蒋介石一生言论、文电甚多，散见于报刊及内部档案。国民党官方曾出版过他的言论集多种。台湾于1956年编印过《蒋总统言论汇编》24卷，1984年出版《先总统蒋公全集》三册，1985年出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都只是有选择地收录了他的一部分著述。
作者附记：本文初稿系作者与宗志文、郑则民共同研究、撰写而成，并经李新等同志审阅指正，付梓征求各界意见。现作者在初稿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