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昌朝（997年－1065年），北宋宰相、训诂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北宋仁宗时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字子明,真定获鹿(今属河北)人。

北宋仁宗宰相贾昌朝出生之前，据说他母亲得一梦，梦中有一金甲神人送其一冠而去，梦醒以后，绘冠其形，有人认得，叫“貂蝉冠”，遂后生下贾昌朝。王安石后有《贾魏公挽辞》二首，其一写道：

天上貂蝉曾梦赐，归魂应侍紫阳宫。

正是说的此事。

其实在中国古代，大凡帝王将相、达官显宦之人的生生死死，总要被人罗织上许多虚幻缥缈的神异传说。由于貂尾和蝉羽都是古代王公显官冠上之饰物，在宋代也只有三公、亲王侍祠大朝会时，才有可能得赐貂蝉冠，故贾昌朝母梦貂蝉冠一事，也无非是说贾昌朝将来有富贵荣华的前程罢了。

贾昌朝，字子明，他出生的这一年，正好是真宗即位的咸平元年(998)。祖籍沧州南皮(今属河北)，后徙真定获鹿(今属河北)。自其父时始居开封，故其后人遂为开封人。

贾昌朝的曾祖父是后晋时的史官贾纬，官至给事中，其伯祖父贾琰入宋以后历主簿、通判，官至三司副使，故贾家算得上是官宦世家。但贾昌朝的父亲死的早，是他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

在母亲的教诲下，贾昌朝自幼于经史、图纬、训诂之书无所不读，遂早成饱学，老师更称赞他学问淹贯，满腹珠玑，将来必有出息。真宗天禧二年(1018)，朝廷举行南郊大典，贾昌朝以布衣身份向真宗敬献贺词，得真宗称赏，亲自召见他并考试其词赋、策论等，中式，赐同进士出身，授常州晋陵县(治今江苏常州)主簿。这年他刚过20岁。

不久，贾昌朝又奉诏入京，赐对便殿，除授国子监说书。判国子监孙奭欲测试各学官的学术水平，便令他们各讲解一经，惟贾昌朝讲有师法。因得孙奭的赏识，称赞他博古通今，有真才实学，并亲自书写了路随和韦处厚两人传记赠送他，说：“你日后前途无量，当如二人。”并举荐他为颍川郡王(即赵德彝)院伴读。

继迁殿中丞，历知常州宜兴、开封东明(今属山东)两县。贾昌朝为政，以为民兴利除弊为首务，曾在宜兴境的交通要道上修筑长桥，以便商旅，为人称道。复被举荐入京，监京师广济仓。

孙奭这时任翰林侍读学士，以年老力辞，力荐贾昌朝代己。贾昌朝得以召试中书。尽管他学富五车，但参知政事陈尧佐却以其年纪尚轻，不能任侍经筵之职。孙奭认为用人不可限于年龄大小，并举太宗用晏殊、宋绶为知制诰，皆年未三十为例，极意相荐。最后，由于陈尧佐的阻抑，贾昌朝改任绵州(治今四川绵阳)通判。任满，监在京永济仓。明道元年(1032)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复任为国子监说书。

明道二年(1033)，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病卒，年仅13岁的仁宗即位，改元“景祐”。在宰相李迪、吕夷简等人的建议下，宋朝廷始设专为皇帝讲解经书史传、并备顾问应对的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获选，首任此职。他定期为仁宗讲解经史典籍，口讲指画，发蒙启蔽。于传注训诂，不泛泛而讲，着重讲说古代圣人治心守身经理天下之道，指物喻事，析毫解缕，言近旨远，文简义明。仁宗常常乐听不倦，有时还就其感兴趣的问题与贾昌朝展开讨论、辩难。贾昌朝则在每次进讲后，将与仁宗讨论的问题记录下来，后成一书，名为《迩英延义阁记注》，得仁宗称赏，加其官为直集贤院事。

景祐三年(1036)七月，京城太平兴国寺遭雷击被焚，朝廷要加以修复，贾昌朝遂上书引《易经》、《春秋经》进谏，他说：“《易经》云：‘洊游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近年以来，京师及各地寺观道庙不断遭到雷击焚毁，正是苍天以示警告，正需修身自省以为警戒，正宜力戒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认为当此之时，太平兴国寺亦不宜马上动工修复，当务之急是朝廷君臣，“侧身念愆”，检讨为政得失，兴利除弊，安国富民。仁宗采纳他的建议，下诏停修太平兴国寺等庙观。

这时，又有西域僧人进京进献“佛骨”与铜像等。贾昌朝认为也不宜以其所献明示朝廷内外，但对西僧还是应该加以礼遇。仁宗听其议，对献宝僧人厚予赏赐而遣还。收藏真宗御制文集、御书的天章阁这时设置侍讲之职，仁宗亦首先任命贾昌朝。继迁尚书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倍受仁宗信任。

针对当时朝廷仪卫制度颇不健全划一的状况，贾昌朝先后提出整肃南郊卤簿、大驾卤簿、南郊大驾卤簿等建议，亦一一为仁宗采纳，下诏实行。

宋政府此时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西部边防之事。从景祐初年，宋朝西邻的党项族西夏政权不断派兵侵犯宋朝边地，且日甚一日。康定元年(1040)二月，党项首领元昊又率十万夏军大举入侵，相继攻陷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以及安远、塞门、永平等寨堡(今陕西安塞、子长县境)，直抵延州(今陕西延安)城下。宋延州守将范雍仓促布阵，狙击敌军。宋夏军队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西河口)一带展开决战，鏖战中，宋廷所派监军黄德和畏敌遁逃，致使军心涣散，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宋将刘平等人为夏军所擒，宋军损失惨重，关辅震动。仁宗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有人却诬告是刘平等人降敌，并建议族诛刘平之家。对此贾昌朝上书认为，刘平的事情还没有确实的消息，若刘平不是降敌，族诛其家岂不是造成冤案。他例举汉代武帝诛杀李陵其家、使李陵不得还的例子对仁宗加以劝谏。仁宗深以为然，对刘平等人及其家属作了慎重处理，仍擢贾昌朝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权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使，又权判吏部流内铨兼侍讲。河北发生旱荒，贾昌朝受命为河北体量安抚使，巡查河北各地，救恤饥民，回京后，他就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制边之策》奏上，提出了“择守宰、习乡兵、治塘泊、纾徭役、缮甲垒”等建议，以加强宋朝北部边防，为仁宗嘉纳，下诏实行。

随后，贾昌朝得以接连升迁，先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权知开封府，又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判国子监，再擢为迩英阁侍讲。期间，他对宋朝面临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都发表了重要的建议，为仁宗采纳。

宋代任官制度规定，铨选县令时，多依据官员的寄禄官和诸县规模大小，规定只有俸钱满12000贯才能得以举荐选任知县。贾昌朝认为，这种规定不利于选拔有真才实干的官员出任地方官，是一种仅凭资历的选官办法。诸县规模不论大小，对于朝廷治理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若按原来的规定，小县永远选派不到有才干的官员，结果利少弊多，不利于这些地区的安定与发展。因此，他建议不论县之大小和官员的俸钱多少，应一律按实际需要选任官员，为仁宗首肯。

又如宋初以来，科举考试沿用唐朝以来的“公卷”之制，但由此产生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宋政府后来为了避免“公卷”制带来的弊害，曾相继实行了考生须在考试时，在试卷前填写家状，考卷封弥、誊录等制度，可是仍保留了“公卷”法。为了能有效地杜绝营私舞弊行为，贾昌朝提出了整顿科举制的建议，主张废除“公卷”制，亦得仁宗同意。

贾昌朝任职开封府时，有禁卫军士卒控告统军将帅在士兵中敛放高利贷，引起军中不安。贾昌朝便采取了惩办首恶，轻者教育，一般不问的政策，既制止了高利贷在军中的泛滥，又稳定了军心，很得仁宗称赏，同僚们也都钦佩他的智谋远虑。

自宋夏交战以来，宋朝的北邻契丹政权也虎视眈眈，对宋朝抱有觊觎之心，曾派人使宋，提出割地、增加岁贡等等苛刻要求。贾昌朝被仁宗任命为契丹使节的馆伴使，他据理反驳契丹政权的无理要求。但宋朝廷有人因此害怕得罪契丹，建议仁宗给契丹增加岁贡，并让其攻击西夏。仁宗对这一建议有些动心，欲答应契丹的要求。贾昌朝上书力加反对，认为决不能采取姑息政策。今契丹乘元昊叛宋而有求于宋，是为利而来，欲其出兵，必无希望。即使其出兵相助，将来宋朝也难满足其贪骛之心，必后患无穷。听他这么一说，仁宗只好打消原来的念头，拒绝契丹方面的无理要求。

继之，针对当时边防削弱、用将不专等突出问题，贾昌朝又上疏说：“太祖初得天下，鉴于唐末五代以来方镇武臣、士兵牙校跋扈的弊端，收其精兵，夺其权力，当时皆以为万世之利。到太宗时期，用人多恩倖子弟，全无勋劳，沽名钓誉，坐得官爵，至于出师攻战，漠然不知。若边鄙无事，尚或消遥自如，但自从西夏入侵以来，兵不操练，将不得人，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师，故每战必败。这都是削弱方镇太过遗留下来的弊端。况且用亲旧、恩倖为将，他们素不知兵，一旦付予千万之人让其带领，无疑是驱其死地，这又是用亲旧、恩倖必然导致的弊端。”然后，他再上疏，详言备边六事：一曰驭将帅，二曰复土兵，三曰训营卒，四曰制远人，五曰绥蕃部，六曰谨觇候。所论多针贬时弊，令人耳目一新。

宋政府当时不仅面临着官吏冗杂、边防积弱的问题，还迫切需要解决冗费问题。为此贾昌朝也上书提出：全国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军旅，三分之一费在冗食。江淮每年运粮至京城达六百余万石，仅能充期月之用。从前的积蓄，不盈数载。故财不藏于国，又不在民，倘有水旱军戎之急，则必无可奈何。于是他提出了“省冗费罢不急之需”的建议。仁宗即诏贾昌朝与三司(北宋的最高财政机构)合议，采取对策。最后，他们拟出了节省冗费的许多措施，由仁宗下诏实行，每年可节省钱上百万缗。

另外，针对当时官冗办事效率低的状况，贾昌朝还提出逐步采取措施使整个官员队伍年轻化的建议。他认为朝臣年至七旬，精力体力已经衰弱，不宜仍居位不退。凡年龄到70岁的人，宜依原来规定的制度退休致仕。若有特殊功绩而又有必要继任的可不拘此例。他还列举了朝臣中耄昏不堪任职者数人，请求仁宗令其致仕。针对当时人民负担过重、劳役频繁的状况，他上书说：“用兵以来，天下民力颇为困乏。请朝廷诏令各路转运使，凡今后赋税徭役的征派，不能允许按过去惯例折变、科率。需要科折的，必须奏明朝廷裁决。即使是奉圣旨或三司文移督办的赋役，假若于民不便的话，也须要再次奏明上闻。”对这些建议，仁宗也都一一采纳，下诏实行。

宋室宗亲、驸马都尉柴宗庆这时在郑州纵容部属扰害人民，被人弹劾，仁宗派人到郑州召其回京，柴宗庆则托疾不至。贾昌朝力言仁宗，终于将其召回，予以责斥。

庆历三年(1043)三月，贾昌朝由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擢任参知政事。参知政事范仲淹建言以朝廷重臣兼领各尚书六曹之政，遂命贾昌朝兼领农田事。次年九月，加官检校太傅，行工部侍郎，迁枢密使。庆历五年(1045)正月，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仍兼任枢密使，复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达到了其仕宦途中的顶峰。

还在康定初年的三川口之战中，宋将石元孙也同时被夏军所擒。当时传说他已经被杀，朝廷为此赠其忠正军节度使兼太傅之号，并录其子孙七人为官。但到庆历四年(1044)宋夏息战达成和约后，西夏政权放还以前所俘石元孙等人。石元孙等归朝后，即有谏官、御史上书，认为石元孙等军败不死，有辱国格，要求将他们斩杀以谢天下。对此，贾昌朝独持异议，他对仁宗说：“古代以来，将帅被俘，归回者多不死。如春秋时，晋国俘获楚将谷臣，楚国俘获晋将知螢，他们各自回国后，都没有被诛杀，古圣贤之举不可不鉴。”为此他还特别抄写了《魏书·于禁传》进献仁宗，重申说：“前代将帅兵败而还，圣明君主对之都不加罪。”仁宗终于被他说动，宽恕了石元孙等人，将他们贬置全州。

真宗后妃们死后，其神主都拊祭于奉慈庙，这时有司欲按礼仪制度将其升拊于祖庙。但在讨论真宗的三位后妃章献太后、章懿太后和章惠太后该升拊谁时，发生了分歧。仁宗的生母是章懿李太后;养母是章献刘太后，且垂帘听政;另章惠杨太后对仁宗也有抚育之恩，且更贤惠，有人母风范。仁宗也感到不好抉择，征询贾昌朝的意见。贾昌朝对仁宗说;“章献太后母仪天下，章懿太后诞育皇上，宜照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年间升拊元德皇后(即真宗生母)例，升拊章献、章懿两太后于太庙。章惠太后于皇上有慈保之恩，宜将其神主拊于奉慈庙如故。”仁宗非常赞赏他的议论，当即决定，将章献、章懿二后神主升拊于真宗庙。一场相持不下的争论才告结束。事后，仁宗以贾昌朝谋断有功，要加封其官，贾昌朝力辞不受。

自庆历四年(1044)宋夏达成和议以后，北边之事一时稍显缓和，贾昌朝遂对宰相兼任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任官体制提出异议。他认为，此种体制将使某些人的权力过重，不利于分权于下、集权于上的集权统治。因此他请求从他开始，废除宰相兼枢密使之制，主动要求解除枢密使之职。仁宗以其言之有理，采纳了他的建议。

庆历六年(1046)三月初一，发生日食。初十，京东路登州(治今山东蓬莱)境内又发生强烈地震，岠嵎山发生山崩，连海底也发出如雷声般的隆隆声，仁宗君臣认为是天降责于人间。仁宗对贾昌朝等辅臣说：“老天责降下来，朕愿承担全部罪责，但你们也要关心民间疾苦，要拿出安民利民的办法来。”贾昌朝忙上前奏道：“皇上有此言，足以消弭天变，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仁宗缓缓说道：“君主惧天而修德，也就是人臣畏法而自新呀。”

次年春，又发生干旱，仁宗避正寝，减膳，以应天变。贾昌朝也急忙引汉代故事，上表乞罢，仁宗自然不允。但参知政事吴育与贾昌朝有矛盾，几次当着仁宗的面与贾昌朝争论。这时恰发生知永静军向绶怀疑永静军通判江中立说自己的坏话，而以事诬告迫使其自杀的事件。向绶与贾昌朝关系密切，知审刑院高若讷依附贾昌朝偏袒向绶，故从轻定其罪，减死一等，流放南方。吴育因之力争此事。不久，高若讷擢任御史中丞，上书弹劾吴育，说大臣在朝堂发生廷争，极不严肃，故天旱不雨，要求仁宗须严厉申戒。因此，吴育罢参知政事之职，出知许州(治今河南许昌)。贾昌朝亦不自安，要求同罢，遂以武胜军节度使出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抚使(治今河北大名)。仁宗为了表示对他的格外情意，特赐其银饰肩舆。贾昌朝为相，仅两年又三个月。

庆历七年(1077)十一月，贝州(治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军校王则与州吏张峦、卜吉等人谋划，并派人联络德州(治今山东陵县)、齐州(治今山东济南)等地的力量，准备在庆历八年(1048)元旦同时发动武装起义，攻占大名府，然后向外发展。不料，王则手下的一名士卒潘方净却向贾昌朝告了密，王则的计划泄漏。

贾昌朝听说后，吃惊非常，急作部署。他先派人去逮捕王则，又调集军队准备围攻贝州。王则见事已至此，遂于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前单独起义，并攻占了贝州城。贾昌朝遂檄令高阳关路总管王信、大名府路钤辖郝质、真定府路钤辖孟元等，急将兵驰攻贝州，同时向宋朝廷作了报告。

宋仁宗接到贾昌朝的报告后，忙诏令从各地调十万禁军，开赴贝州，又令澶、孟、定诸州及真定府官军严加防守。由于事起仓促，众寡悬殊，敌强我弱，王则起义很快被镇压。事后，仁宗爵赏有功将官，尽管有人说，起义发生在贾昌朝治内，贾昌朝不应得爵赏，但仁宗还是赐赏于他山南东道节度使的称号。

河北发生旱疫，贾昌朝组织救恤，亲拟药方给散民间，使居民九十余万得活。又河北路与辽朝交界，辽朝方面此前曾收罗宋朝北逃的士卒，组织了一支专门的军队，名“投来南军”。但其中有些人又不堪辽朝统治者的压迫，复逃回宋朝。按宋朝制度规定，凡逃亡士卒又归来者皆判死罪，故逃回的士卒因怕官府侦知而到处藏匿，或者投入绿林江湖为盗。贾昌朝对此上书仁宗，建议废除原来的制度规定，赦免其逃亡之罪，允其自新、自食其力，甚或重新加以任用，以安抚人心。仁宗采纳他的建议，于是逃归的人越来越多，并从中获得了辽朝方面许多情报，使辽朝也不敢再招纳宋朝逃亡士卒，最后干脆解散了“投来南军”。

在宋辽边界地区，还常有宋境边民因逃避宋朝的赋税，将毗邻边境的土地质卖于辽境居民，使辽朝的疆界自然侵入宋境。贾昌朝得知此种情况后，遂向朝廷建议立法，凡边民将地质卖的要按时赎回，田主无力赎回的允许别人赎买。此法定立以后，原来质卖的土地相继赎回，避免了辽朝侵犯宋界的问题。

三司使叶清臣欲擅自挪移动用河北路所存库钱，贾昌朝按规定不给，引起叶清臣的不满，遂在仁宗面前论劾贾昌朝，贾昌朝上疏自辩。最后，叶清臣被罢知河阳，贾昌朝也改徙郑州。在路过京城时，贾昌朝奉诏入觐，留任祥源观使，拜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观文殿大学士之设，自贾昌朝始。

在京城留住不到一年，贾昌朝仍求外补，复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出判郑州。他力辞仆射、侍中等官称，乃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以母丧辞职。服除，移判许州(治今河南许昌)。

不久，仁宗又召贾昌朝入京，在迩英阁接见他，向他询问何谓“乾卦”。贾昌朝引《易经》文，以亢龙为戒，劝谏仁宗修德以避凶患，内以谦恭应物，外以刚健治理万机。同时，他又上书，认为自汉唐以来，皆置三辅以卫翼京师。宋朝都汴，而近京诸郡则隶属他路，与古人藩卫首都之意相去甚远，为此他提出置五辅郡拱卫京师的建议，主张析京东路之曹州，京西路之陈、许、滑、郑诸州皆隶归开封府，以四十二县划为京畿地区。并建议设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等职。仁宗赞赏他的提议，下诏实行。贾昌朝离京还归许州之时，仁宗特诏在京侍读官们在“资善堂”为他饯行，以示殊恩。

许州任满，贾昌朝受命复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自庆历八年(1048)六月，黄河于商胡埽(位今河南濮阳东)决口以后，河患横行。仁宗诏廷臣集议治水之策。当时有两种主要主张，一是河渠司官员李仲昌等提出的纳河水入六塔河(位今河南清丰西南，宋人曾从濮阳开人工河过清丰，是为六塔河)的主张，一是贾昌朝提出的恢复横陇道(位今河南濮阳东)、引河水复故道的治水主张。当时宰相富弼等人都极力主张开修六塔河，贾昌朝的提议未被接受。但开修六塔河的计划最后也告失败。商胡决口塞而复决，河水漫患，尤其是滨、棣、德、博诸黄河下游州郡，受害最重，不仅民田被淹没，而且许多居民也被淹死。贾昌朝为此在境内想方设法赈济灾民，他以宽惠为治，使人皆乐安，仁宗特以其治水救灾有功，赐封许国公，加其官侍中。

嘉祐元年(1056)，枢密使王德用罢，贾昌朝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擢任枢密使，复进京任职，担负中枢决策之任。

贾昌朝任职京师的第二年，宰相文彦博上书要求辞职。围绕着宰相人选，宋廷高层展开了激烈地争夺。以前曾得罪过贾昌朝的一些人，担心贾昌朝代替文彦博为相，不利于自己，便明里暗里的散布流言，或上书仁宗，纷纷揭发贾昌朝的短处。

还在河决商胡之时，仁宗曾派宦官刘恢往河北受灾地区视察灾情。当刘恢使回，向仁宗汇报情况时，仁宗问他河决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时，刘恢回答说在赵征村。不料这一句话惹得仁宗大为不快。原来，赵征与仁宗的名讳赵祯音同，言河决赵征正犯了仁宗的大讳。所以不仅刘恢受到责罚，廷臣们更扩而大之，说成是贾昌朝指使刘恢故意所为。又说贾昌朝在私宅建豪华居室，室内专设置有招待宦官的客位。还说以前贾昌朝任侍讲、与崇政殿说书王宗道编修资善堂书籍时，名为编书，实为教授内侍。后贾昌朝任职枢密院、宦官有矫旨犯错时，枢密院也充耳不问、宽大释放等等。尽管这些指责后来经查并非事实，但偏听偏信的仁宗当时却皆信有其事，对贾昌朝疑虑重重，故嘉祐三年(1058)六月，贾昌朝即被罢枢密使之职，以镇安军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侍中兼景灵宫使的名号，复出判许州(治今河南许昌)。不久，再以保平军节度使、陕州大都督府长吏，徙任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

嘉祐八年(1063)，仁宗病卒，英宗即位，贾昌朝以前朝旧臣，徙凤翔节度使，加左仆射、凤翔尹，晋封魏国公。治平元年(1064)令以侍中守许州。贾昌朝还未赴任，便因病滞留京城，仍给予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的名号。次年七月病逝，享年68岁，谥曰文元，葬于许州阳翟县大儒乡之老茔。英宗亲书其碑额曰“大儒元老之碑”。

贾昌朝为政期间，惜才爱才，曾举荐范仲淹，又举荐王畴编修《唐书》，荐孙瑜为崇文馆检讨、同知礼仪院，荐郝氏为大名路钤辖等，故有知人之称。为学宏博善论，为文粹然有法，善字画。所著及主持编撰的著作有《群经音辨》10卷，《通纪》80卷，《国朝时令集解》12卷，《春秋要论》10卷，《太常新礼》40卷，《庆历祀仪》63卷，《庆历编敕》12卷及《总例》一卷，重修《庆历编敕》及《律学武学敕式》二卷，另有《奏议集》30卷，《文集》3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