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履祥（1232年—1303年）元代学者、思想家。幼名祥，长名开祥，后更名履祥，字吉父，号次农，兰谿(今属浙江)人，居兰谿仁山之下，学者因称仁山先生。生于南宋理宗绍定五年，卒于元成宗大德七年。年十六补郡博士弟子员，十八考中待补太学生。其后潜心诗书，转向理学，受业王柏，从登何基之门。考进士，未中，遂弃举子业。尝执教于严陵(今属浙江)之钓台书院。南宋恭帝德祐初(1275)，以迪功郎、史馆编校起之，辞勿受。宋亡，避居金华山中，后归兰谿。入元不仕，曾馆于齐芳书院，从事讲学，以著述终其身。卒諡文安。

与何基、王柏、许谦并称“金华四先生”。博学多识，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曆之书，靡不毕究。在金华四先生中，其对经学、史学之研究，成绩最著。继承王柏之疑经精神，疑《诗》、疑《书》，并倾毕生之精力训释《尚书》。于《诗经》，在王柏《毛诗辨》的基础上，重申三百篇非孔子删定之旧：“尝考之秦火之后，《书》失几半，《礼》失几亡，而《诗》三百篇何以皆无恙?虽云《诗》託于声音之流传，岂尽夫子之三百篇乎!”(《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卷一)对于《诗经》中表达男女相悦之情的爱情诗，皆目之以“淫诗”，并认为孔子当时必已删去：“郑声之淫，夫子尝欲放之，而今郑声具在，虽序者巧以为他事及刺人，然其淫丑之态，不可掩也”，“以此观之，其间淫诗，固夫子之所去而世俗之所传者，诸儒得之，例以为古诗而不察也”(同上)。于《尚书》，在王柏驳斥“孔壁之文皆科斗文字”说以证《书》古文之可疑的基础上，更疑孔安国《尚书序》为东汉人之伪作，指出：“不惟文体可见，而所谓‘闻金石丝竹之音’，端为后汉人语无疑也。盖后汉之时，谶纬盛行，其言孔子旧居，事多涉怪”，“则此为东汉传古文者託之可知也。”(《尚书表注》卷上)其于《尚书》，研究较为深入，并取得一些超越前人之成果。如推翻《书序》和《史记》关于《高宗肜日》为武丁祭成汤之旧说，肯定此篇为“祖庚之时绎于高宗之庙”而作(《尚书注》卷六)。其疑经之目的与实质，在于用理学的观点来重新审视、理解传统经典，并藉此为其学说找寻经典的与历史的根据。又其所撰《论语孟子集注考证》，用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为朱熹《集注》作疏解，于朱义亦颇有牴牾之处，由疑经亦进而疑难及朱熹之说。在史学方面，倣邵雍《皇极经世书》与胡宏《皇王大纪》体例，阅三十年之久，撰成《资治通鑑前编》一书，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资治通鑑》之前，“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採旧史、诸子，表年繫事，复加训释” (许谦《资治通鑑前编序》)，往往于论述史事时发挥义理，将历史纳入理学思想体系之下。所编《濂洛风雅》，则辑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颢)以及朱(熹)、黄(榦)、何(基)、王(柏)诸家之诗为一书，旨在教人涵养德性、晓明义理。同时，该书冠以《濂洛诗派图》，实为道统传授图，尊周敦颐为理学开山祖，而以“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黄榦——何基——王柏”这一传授世系为正宗，馀皆为旁支。在哲学上，坚持程朱“理一分殊”的观点，认爲“理一”之理爲太极，太极乃宇宙的本原，谓：“会到一源惟太极”，“太极运行常自若，羲皇向上可潜图。浑涵妙处皆全体，大用周流自不殊”(《奉和鲁斋先生涵古斋诗》)。将“理一分殊”之宇宙观落实到方法论及认识论上，更重“分殊”，以辟时儒空疏之习，谓：“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难者分殊耳。”(《传道白云》)此说实继承乃师王柏的思想。在心性修养问题上，认爲人有本然良善之仁性、良心，因“欲动情胜”而失之，因此主张反观内省以复之：“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情性而终不能见天地之心者，盖其欲动情胜，而常失之于动也。夫物之惑人无穷，人之好恶无节，此心所存，逐物而动，则飞扬升降，幻贸驱驰，安能体认义理、充养人心?其于天地之心，惘然莫知也。故学者亦须收视反听，澄心定虑，然后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见天地之心。”(《复其见天地之心讲义》)把“天地之心”解释爲天地生化万物之仁：“夫所谓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同上)。强调爲人应守中和、中庸之道，尝言： “圣人之道，中而已矣”(见《北山四先生学案》)。所著另有《尚书注》、《尚书表注》、《大学章句疏义》、《仁山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