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揆(公元1604—1673年),初名正葵,字端伯,号鞠陵,又号青溪道人,湖北孝感人。主要创作活动是在南京进行的。他的曾祖父曾任重庆知府,父亲曾任南京光禄寺署正,迁户部主事管凤阳仓。程正揆幼受薰陶,儿时即能“下笔千言”。二十一岁中举,得第三名。二十八岁中进士,也是名列前茅。不久被授为翰林院编修职衔。因与给皇帝讲解经书的官员发生争执,而被调外任。

程正揆于公元一六三五年,迁居南京,安家在秦淮河的青溪之上,自号为“青溪主人”。这一时期,他曾到苏州、嘉兴、湖州一带游历。公元一六四二年被召回北京,升为尚宝司卿,负责掌管皇帝的宝玺符牌印章。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后,逃至南京,投奔福王朱由崧建立的南明弘光小朝廷。公元一六四五年,清兵破城,程正揆投降清廷,曾任光禄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工部右侍郎等职。顺治皇帝还曾召他去瀛台作画,给以奖赏。然而他毕竟意识到这是失节行为,“如蚕之处茧”,处处提心吊胆,“余生畏网罗”。最后,在五十四岁那年,被弹劾革职回家。

从此以后,程正揆经常往来于南京、湖北之间,或到庐山、黄山等名山大川中去游历。吟诗作画,访朋问友。来往密切的大都是前明遗老,如石溪、龚贤、张怡、查士标、方亨咸、程邃等。其中尤与石溪最为友善,人称“二溪”。石溪住在牛首山祖堂山幽栖寺,程正揆有时专程去探访,二人“共榻连宵,畅言不倦”,他们一起鉴赏古代书画,研究画理画法,还合作山水画。这一时期,他从佛教的“万物皆空”和庄子的虚无主义出发,对自己以往的一切都加以否定。他曾写过一篇寓言似的小品文《虱说》,辛辣地讽刺一只爬到宰相胡须上,受到皇帝青睐的虱子,用以比喻趋炎附势的小人。他甚至在《杂著》里大胆地发挥了一通对皇帝的议论,认为天子、帝王也和普通人一样,不应当“看得天子恁般大,帝王恁般奇特,便有许多惊天怪地话赞叹不了”。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出格”的。

程正揆在南京青溪之止的生活,根据他自己记述,构屋三间,虚中坐客,旁置几案,放着残书数种,随手过目,以半间供奉“西方圣人”——如来佛。客人来,不行迎送礼,随便小酌,或煮茶,终日谈笑,不及世事。这都表明他采取逃避现实的处世态度。但是,这一时期由于他接触到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唤起他的同情心,也唤起他的民族意识。当清兵骚扰百姓之时,他愤然提笔写下《兵至》绝句十二首,其中有“若非龙虎交战斗,何缘鸡犬尽飞升”、“捷书露布天颜喜,犹有流民可绘图”等诗句,讽刺皇帝和贪官污吏,对老百姓流离失所的痛苦生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程正揆的绘画创作,主要是在南京进行的。他曾得到董其昌的指导,继承元四家的传统。他的山水画手卷,统称为《江山卧游图》,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为副标题,共达五百卷之多。每一幅都各有异趣。有的笔致疏简,烟水微茫,萧寺野村,人物怡然,犹如陶渊明的田园诗;有的用笔粗放,奇峰怪石,山路崎岖;有的水墨淋漓,古木苍山,萧索荒寒。这套组画前后有二十八年时间,随着他生活遭遇的变化,寄情托意也有变化。罢官革职后,他心怀对清王朝的不满,感慨“山川城廓,举目都非,烟草迷离,怆心特甚”。这种变化是值得重视的。

程正揆在山水画理论方面,提出“足迹尽天下名山,眼界尽古人神髓,得意忘言,得心应手,方能下笔”。这表明他重视对自然山川的观察、体会、写生,成为山水的“真知己”。同时他认为,绘画虽不能精确地描绘出大自然中的微妙变化,却可以“人夺天工,手腕开辟,窃恐天地未必胜画工。天、人各有长处”。就是说,画中山水意境可以胜过自然山水,它们不能互相代替,却是互相补充。

程正揆在山水画创作上的造诣,当时就受到推重。“金陵八家”之首的龚贤,把他和石溪并称为“二溪”,说他们是金陵众多画家中“逸品”之首。龚贤还从诗、画兼擅的角度出发,把程正揆和石溪评为明代沈周、文徵明以来的又一个高峰。

他的画擅长山水。曾拜董其昌为师，但他能自出机杼，画时多用秃笔，风格枯劲简老。他的诗多为题画、论画诗，但对其他题材也多所涉猎。如五律《江行》30首属于写景抒情诗，《和钱起江行诗》100首属于酬答赠送之作，《孟冬词》20首则是宫词等。一些反映明末清初战乱以及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的作品，如《己亥江行》、《兵至十二首》其二，都比较真实地写出了封建统治者涂炭生灵的残酷情景。正揆诗思旨清迥，不拘绳墨。如《访夏振叔山居》：“过雨草迎立，将秋山待眠”;《画枯树》：“莓苔封傲骨，霜雪助寒冷”;《题画》：“绝壁倒飞千尺雪，偃松高卧一溪风。谁家好傍此间住，定是青溪无事翁。”写得清新流畅，能见出诗人的神采精神来。著有《青溪遗稿》2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