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224年－263年），三国魏哲学家、文学家。字叔夜。原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后避仇迁至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家侧有嵇山,因以为姓。早孤,有奇才风仪,时人誉为“龙章凤姿”。与魏宗室通婚,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博览群书。尤好老庄,喜养性服食之事。与阮籍等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性刚直不群“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卜疑》),“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不满司马氏执政,后遭钟会构陷,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被司马昭所杀。将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奏绝响《广陵散》曲。哲学上,坚持元气一元论,认为元气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产生天地,天地的变化又产生万物:“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太师箴》)并用元气论说明人才性的差异:“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然。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明胆论》)提出性分论,认为人性有不同,故决定人的地位和活动范围也不同,不能企望有所超越:“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倡人性的自然流露,反对儒家思想对人自然本性的压抑和束缚。认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难自然好学论》)主张“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对儒家的繁琐礼教表示不满,推崇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使社会达到一种“玄化潜通,天人交泰”(同上)的无矛盾与斗争的理想境界。在心物关系上,认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声音本身并无哀乐,是人心感物而生乐之情,因此“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声无哀乐论》)。在养生问题上,主张“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并辅之以“呼吸吐纳,服食养生”,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养生论》),达到长寿之目的。嵇康在论述形神关系以及对占卜和命相等迷信的批判中,也反映出他的无神论思想。他说:“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养生论》)表明他认为人的物质形体和精神是相互依赖,而不可分离的。对卜宅、卜相的迷信,他批判说:“卜宅虽吉,而功不独成。相须之理诚然,则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征祥,则弃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则绝阴阳之去凶;持知力,则忘天道之所存,此何异识时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谷乎?”(《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承认神仙的存在,并幻想人会长生不死,这反映出他思想的苦闷与局限。在教育思想方面,他提出的基本主张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一方面严厉地批判了儒家“名教”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倡导“自然”教育。“越名教”与“任自然”是一个共同体中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越名教”,即超越“名教”,亦即反对“名教”。他依据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思想得出,“名教”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人性变坏和进一步堕落的过程。他说:“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不难看出,统治者宣扬“名教”的旨意,是企图从内心到言论再到行动对人们加以箝制,使之不越“名教”的轨道。他认为,“名教”思想的根本危害是压抑和破坏人性的自然发展。“任自然”的教育主张,就是让人们脱离“名教”的束缚,使个性得到自然地发展。他还借庄子“至德之世”一词,表述了社会理想。于《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答难养生论》及《声无哀乐论》等文中,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至德之世”的景象,那是远古时代的理想国,一切都与现存的社会制度相对立。那里的人们“耕而为食,蚕而为衣,衣食周身则余天下之财”,是人人劳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这里没有“待积敛然后乃富”的寄生虫。这一理想与阮籍的“太初”社会的理想是一致的,都是不满现实的空想,从中可见对封建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与否定。《三国志》卷21、《晋书》卷49有传。后人辑有《嵇康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