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海（1475--1540），明代文学家，字德涵，号对山，又号浒西山人、泮东渔父、太白山人，明武功县(今武功镇)人。家庭豪富，曾祖、祖父、父亲三代居官。康海聪明勤学，学识超群，在廷试对策中，他从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法制、吏制等方面作了创见性的论述，轰动了考场，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李梦阳、王九思、王廷相等号称“十才子”，在明文学史上，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称“前七子”，以他在“前七子”中诗文成就甚高，文尤胜，《拟廷臣论》《宁夏事状》《铸钱论》切中时弊，堪称力作，时人比之司马迁。正德元年(1506)太监刘瑾专权，想拉拢他结为同党，他避而不见，借“托古改制”运动上书斥奸党，成为刘瑾一伙权阉奸党的眼中钉。时李梦阳代户部尚书韩文草拟奏章弹劾刘瑾事暴露，被捕入狱。李从狱中给康递了一张纸条，上写“对山救我”。康以状元气度和“前七子”首领身份去见刘瑾，与其据理争辩，刘瑾释放了李梦阳。刘瑾案发处死后，他被疑为刘党。官复原职的李梦阳，既怕牵连自己，又想争夺“前七子”集团领袖地位，不但不为他伸冤，反而加以嫉害，使他遭受株连，丢官落职，被迫回乡。他早年读过曾祖父传给的从燕王朱棣处得到的1700多本词，又在京师馆读过所藏的全部元人杂剧及声律方面的书，免官后，决心“披发箫歌至于终身”。居家30年中，以极大的毅力进行戏剧研究和创作，曾说：“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于泉石间已矣，何以小技为哉!”在其家乡泮东和王九思家乡户县一带，携带歌姬舞女畅饮，自比为乐舞谐戏的艺人，遍访秦中诸伎，登门求教。与王九思、吕泾野等人研究了自秦风、豳风以来的秦声声乐。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有“琵琶圣手”之誉。同王九思合作，创造了“康王腔”(即秦腔)，将自己创作的杂剧和曲词配乐用“秦声”演唱，对秦腔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吴梅村评价说：“琵琶急响多秦声，对山慷慨称入神。同时渼陂亦第一，两人矢志遭迁谪。绝调康王并盛名，昆仑摩挲无颜色!”死时家徒四壁，惟余乐器300多件。近年在蒲城农民张新文家中发现他的130幅秦腔脸谱手稿。

平生著述甚多，早年有《风俗论》，论述了戏曲在移风易俗中的作用。免官后主要有《武功县志》，杂剧、散曲集《泮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及杂著《纳凉余兴》《春游余录》。《武功县志》正德十四年(1519)刊行，体例严谨，言简意赅，考证精细，文笔优美，源出《汉书》，“乡国之史，莫良于此。”体现了他的思想水平和独创精神，被后世奉为“志乘上品”，清代收入《四库全书》。在陕现存的580多例民国以前的地方志书中，它是成书较早、最负盛名的志书之一，后代编纂地方志，多以此志作为范本。杂剧《中山狼》以营救李梦阳蒙受其冤为背景，用艺术形象谴责了忘恩负义之辈，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各种典型人物的特征，批判了东郭先生是非不辨、敌友不分的“仁”和“兼爱”。《中山狼》思想性强、艺术水平高，被列为我国十大古典戏剧之一。其次先后为朋友编订刊行诗文集十多种，撰写序和跋3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