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1902年6月18日－1962年12月25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1917年人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兼修哲学。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1932年返任清华大学。抗日战争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曾代理文学院院长。1952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62年逝世。

雷海宗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兼通古今中外著称。其治史特点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早在1930年,雷海宗即翻译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名著《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章《历史与记事》,以《克罗齐》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为题,在《史学》杂志第1期发表,认为克氏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在历史认识论方面,雷海宗主张历史学应研究清楚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的意义,使之成为活的历史事实。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宇宙人生观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应。同一的过去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因而是主观的。就历史观和整个历史体系而言,雷海宗深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他认为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在时间上以最近的五千年为限。历史是多元的,是一个个处于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高等文化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迄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和欧西。这些历史单位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与斯宾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照上述五个阶段进展,经一周期而亡。唯独中国文化未亡,四千年来经历了两个周期。由殷商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期,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淝水之战胜利后,中国文化又经历了第二周期,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期,是与吸收融合胡人血统与印度文化,以及由民族优秀分子大力发展南方分不开的。

在宇宙人生观上,雷海宗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他用佛家语“大我”、 “小我”作为哲学名词来观察人生的境界,把个人看成宇宙的缩影,个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为个人的扩形,宇宙就是大我。时空无限的宇宙之能有意义,乃人类所给予。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人类总想在方寸所造的宇宙中求解脱和出路,但追问所得的答案各代不同。他设想:宇宙中有某种力量,自知自觉,生命就是这种力量的表面化,人类则表现相当高的知力和觉力。或进步不已的今日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新的灵物,对于宇宙必有大于今日人类的了解,终有一天有物能彻底明了宇宙,与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新中国成立后,雷海宗学习马克思主义,1957年对世界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历史依生产工具,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就社会性质言,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应视为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可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

代表作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历史过去的释义》 (载《昆明中央日报》1946年1月13日), 《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 (载《周论》2卷19期[1948年11月19日]), 《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