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后以字行;笔名寿民、瘦民等，广西桂林人。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字巨川，光绪十一年举人，曾任塾师，后官至内阁中书等职。

梁漱溟五岁时，其父请一位姓孟的老师来家教他读《三字经》及《地球韵言》等书籍，1899年将他送入北京第一所洋学堂，即中西小学堂读书。次年因爆发义和团运动，学校停办。1901年起梁先后入北京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江苏小学，一度在家课读。

1906年夏，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五年半的学习过程中，梁读国文、英文及数理化各门课程，同时他对时事很有兴趣。那时北京出版的《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及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都是他每天的读物。此外《新民丛报》也是他喜欢读的刊物。在政治上他主张走和平的道路，进行改良，反对排满与革命。

1911年秋，梁漱溟从顺天中学毕业。同年武昌首义成功，全国人心振奋。在此形势下，他与一些同学参加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组织——京、津、保支部，并担任该部在天津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和外勤记者，常驻北京。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常出入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与各方面人物交往，因此对官场中的丑行、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感到厌倦和憎恶。而他父亲对他的革命行为又不予支持，所以思想很苦闷，矛盾日益加剧而无法解决，故于是年冬及次年冬，两次自杀未遂，均被友人挽救回家。人虽得救，可从此产生了皈依佛家的心愿。1913年春，他毅然辞去记者的工作，在家闭门读佛典，并从此戒荤吃素，同时还读过一些医书。

经过三四年的自学，梁漱溟对佛学有了较深的体会与认识，于是撰写了一篇题为《究元决疑论》的论文，发表在1916年的《东方杂志》第6、7期上。该文从“究元”(究宣元真)与“决疑”(决行止之疑)两个方面，阐述佛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重视。蔡元培看了很感兴趣，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请梁到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这门课程。

1919年12月，他撰写的《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其《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一文中评论说，过去讲佛教是不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的，但从梁漱溟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并“印布所著的《印度哲学概论》，站在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同佛法以前的印度学派，算是从此开端了”[1]。

梁漱溟自进入北大之日起“就抱定一个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2]而来的想法，是因那时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吴虞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社会上激怒了一些人，梁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他一进北大就对蔡元培说了上述的话。在讲印度哲学课程外，又在校内创立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以研究孔子思想为题，在校内外进行演讲，并应邀到山东济南去讲座。

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批判了三种倾向：一是盲目倡导西方(指新潮派);二是反对西方文化(指国故派);三是希望东西文化调和(指折中派)。他认为正确态度是：“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留情;第二，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判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3]结论是：只有孔家哲学最为精明透辟，“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4]。是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席，应邀到山东曹州办学，随行者有熊十力、陈亚三、黄艮庸等人，任务是主持曹州中学，并拟筹办曲阜大学。之前，梁写了一篇《办学意见述略》谈其教育主张。他认为，当时的学校只讲一点知识技能，而没有照顾到一个人的全生活，因此有必要改变这种教育制度，而着眼于一个人的全生活，即生理、心理各方面;方针是“以青年为友”。后来因当地军阀内部纷争，学校办了不到半年便停办了。1925年梁等回到北京，他本人深有所悔，于是作三年不出之计，谢绝各方来聘，闭门读书，整理父亲的遗著。同年，因有几位学生来到，所以在什刹海附近赁房而居，师生一起讲学共勉，心情倒也舒畅。

1926年春，梁漱溟拜访了刚从外地来京的德国学者卫中(西琴，S.A.Westharp)，之后双方结合在一起，搬到西郊大有庄住，共同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1927年5月，梁应老朋友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之邀到广州。时李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总司令，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梁的帮助。梁建议李在广东推行“乡治”，指出：宪治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础乡村自治入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李表示同意，便请梁在广东试办“乡治”，并委他为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委员兼省一中校长等职。

1928年春，梁漱溟到南京参观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晓庄办的乡村师范学校。回广州后大力推行其“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方针;同时在一中内设立了“乡治讲习所”，听众达千余人之多。为提高举办“乡治”的能力，他获得广东政府的资助，于1929年2月偕冯炳奎等人，外出到一些举办乡治的省市去参观。他们先到上海，参观了黄炎培等人在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及一所小学。旋即北上，参观了河北定县晏阳初等人办的乡村改进事业。之后又转向山西，参观沁源、汾阳等县乡村自治情况。梁参观后，原本想回广州大干一番“乡治”事业，但由于李济深不同意蒋介石讨桂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时局有变，梁因此未回广东而留在北平。

1929年秋，梁漱溟应彭禹廷、梁仲华之邀，到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同时接办《村治》月刊，并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略谓：中国社会是一村落社会，因此谈到国家建设就要着眼于农村问题之解决。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基础就有了。这是梁第二次办“乡治”之始。因该院与冯(玉祥)有关，翌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村治学院被封闭，梁也不得不收拾行囊回到北平。

1930年4月，胡适在上海《新月》杂志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文中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它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只有一条路，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作自觉的改革。梁漱溟即在《村治》月刊上发表《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对其进行反驳。他说：疾病、愚昧，皆与贪污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所操纵的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

1931年6月，前河南“村治学院”院长梁仲华在山东邹平又办起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被聘为该院研究部主任。是时他撰写了一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该文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等问题，只有走乡村建设的路，振兴农业才能得到解决。而在乡村建设中，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三个方面，当先从教育入手。因此，在其研究院下设立了三个部：一是研究部，招收大专院校毕业生，研究乡村建设理论;二是训练部，招收中等文化青年，训练为乡村服务人员;三是实验区，以邹平为实验区，该县的全部事务概由研究院管理，包括县长提名等。教学方法，一般不取讲授办法，而采用个别谈话或集体讨论。课程设置，从农村实际出发，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如农业常识，等等。

梁漱溟这套改良主义办法，虽在山东省长韩复榘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实验区从一个后来竟发展到了十三个;在各个区内又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本乡乡民，但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广大农民对此反应冷淡。他的“乡治”在山东推行时间最长，大约六年多时间。这是他搞村治的第三阶段。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梁漱溟以乡治派代表身份参加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防参政会议”(后为“国民参政会”)。会后返回山东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善后工作，号召同事、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此后，他便随着国民政府辗转迁往武汉后至重庆。

1938年1月，为了全国团结抗战，求国家之进步与统一，梁漱溟奔赴延安，进行考察和交换意见。他拜会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国事问题与之晤谈多次，并将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当时梁对抗日有悲观情绪，经毛泽东以《持久战论》示之以后，心情豁然开朗。后来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梁表示有不同看法，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中国贫富贵贱不明显，阶级对立不强烈。毛泽东说：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了。梁则回答说：你是强调社会发展一般性，没有认识到特殊性。二人互不相让，争论没有结果。此行梁在延安待了十八天，延安给他的印象是：生活条件差，但精神面貌却朝气蓬勃，与国民党地区大不一样。

1939年，日军已深入我华中地区，但山东、河南敌占区仍有我游击队与之周旋，其中有不少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人员。梁漱溟也想到敌后战区巡视一番。他征得国共双方领导人的同意与支持后，于是年2月率其同人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等人由重庆出发，经西安、洛阳进入山东，在鲁、豫、苏、皖各游击区巡视。所到之处皆代表后方民众向前方战士表示敬意与慰问。此行前后八个月，艰苦备尝，同时梁也发现国共双方在敌后根据地内的驻军时常发生军事摩擦，这使他感到惊讶和苦恼。

梁漱溟回到重庆后即向各方呼吁和平，并在国民参政会议上提出质问，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对八路军的军事活动，但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1941年又制造了反共的皖南事变。梁深感忧虑，认为有必要联合国共两党以外的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组织一个党派，一起来反对内战。于是他与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等人商议，并决定将原先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扩大组织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为“民盟”之前身)。同年3月19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等为中央常委，黄为委员会主席(后因黄辞职，改由张澜继任)。因在国内没有言论自由，同年5月梁受组织委托到香港筹办报刊。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创刊，梁自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该报作为中国政坛上第三方面势力出现，它要求民主、希望团结、坚持抗战，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可惜只办了八十天因香港沦陷而停刊。

1942年初，梁回到广西桂林，他在这里一边从事写作，一边主持民盟工作，配合李济深等人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是年末，有人由重庆带来周恩来的密信，劝梁往苏北等地建立“乡建”或“民盟”据点，他感到困难未往。次年，国民党方面邵力子邀梁往重庆共商国是，也被他拒绝。后来桂林失守，他避难到贺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的国共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梁漱溟为此甚为兴奋，认为国难已纾，团结在望。11月他从广州飞往重庆，当晚周恩来来访，谈及形势，才知国共两党虽然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但内战仍未停止。因此梁又不得不投入争民主、反内战的行列。

1946年1月10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开幕，梁漱溟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并参加“军事组”、“国民大会组”的工作。这次大会通过了召开全国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方案。梁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宪政在清末时自己曾主张过，但入民国后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了，于是他在30日的闭幕会上宣布自己今后要退出现实政治，专门去搞文化研究。

同年3月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得到中共方面的支持与同情。在延安他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朱德等人进行了座谈，梁认为多党制政府在中国行不通，希望能建立一个超党派的政府，党派可以存在，但参政人员不可站在自己党派立场行事;军队、警察属于国家，作为政府执行治权的工具，等等。座谈没有结果，后来他说，虽未求得具体答案，但能在延安畅所欲言，这也是值得高兴而感到欣慰的。4月初梁漱溟回到重庆后，正是东北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进攻，内战越打越烈，后来在各方面奔走呼吁下，蒋不得不敷衍一下，坐下来谈谈，但要价很高，因此出现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民盟内的朋友都劝梁漱溟不要走，说内战不停，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听了这些话，梁改变主意，又鼓起勇气加入到政治行列，为和平奔走，担任“民盟”秘书长住在南京。民盟主席张澜不愿离开四川，所以盟内事务概由梁做主处理。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李公朴及西南联大教授(民盟成员)闻一多，妄想用恐怖手段镇压人民“反内战”要“民主”的声势，但适得其反，昆明学生及爱国人士不畏残暴，又发动了“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李闻惨案”发生后，梁漱溟于7月18日以“民盟”秘书长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的暴行，并在读完书面谈话后，大声怒喝道：“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5]之后，“民盟”总部委托他与副秘书长周新民到昆明调查此事件真相。他们抵昆明后，国民党地方当局搞了一次一二十人出席的“公审”应付一下门面，就算了事了。梁对此深为不满，在昆明待了十六天，写出一份“李闻案调查报告”，公诸于众，要求将此案转交南京特别法庭处理。

同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次日，蒋介石认为军事已取得优势，于是单方发出召开伪国大的命令，遭到中共断然拒绝，“民盟”也表示不愿参加，从此和谈彻底破裂。

和谈破裂后，梁漱溟于1946年6月离开南京到重庆北碚，闭门著书，但他对国内政治问题还是关心的。1947年在《观察》上发表《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略谓：在此广大社会中，遍处皆是彼此不信任的空气，尤其政治上为甚，尤以政府当局为最甚。同年5月，曾到南京出席最后一次国民参政会议。

1948年梁漱溟在北碚创办了勉仁文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次日，梁在《大公报》上发表《内战责任在谁》一文，指出：过去内战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国民党方面，希望今后各方共谋和平统一中国。

同年11月，梁漱溟所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由四川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在序言里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叙述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不久重庆解放，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梁漱溟于1950年1月到北京。毛主席询问梁可否参加政府工作，梁漱溟答应愿在政府外效力。曾去东北、山东、河南等地参观，并一度赴四川合川县从事土改。1951年10月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翌年5月写了《我的努力与反省》一篇长文，对以前错误思想有所检讨。

1953年9月，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以农民代言人自居，指责党和政府进城以后丢了农村，搞大工业城市损害农民，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民对共产党依赖甚至还不如资本家对工商联依赖可靠。为此受到过批评，口诛之后又加笔伐，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报刊共发表上百篇批判梁的文章，有的文章不够实事求是，乃至进行人身攻击。1966年“文革”中他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抄家，结果资料书籍损失殆尽。在1973年至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时，梁漱溟坚持批林而不批孔，他对当时流行的批孔意见多不同意，起初打算写成书面意见送统战部等领导看，后来为感情驱使在学习会上作了长达五小时的发言，全面讲述了自己的看法，遭到严厉批判。他始终不服，当会议召集人征询他的感想时，他答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6]。“文命”后，梁漱溟继续参加政协活动，更忙于著述，先后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书稿，1980年被推举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后连任第六、七届常委，1988年6月23日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