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1889年12月—1958年7月15日），原名文骢，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889年12月(清光绪十五年)生。父亲刘南田，经商。刘文典幼年在教会学校读书，1906年进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得到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清革命思想的熏陶，1907年加入同盟会。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激励下，刘文典于1909年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求学，曾追随章太炎听《说文》课。当时，东京是中国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活动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由于接触的师友多具有革命思想，刘文典的革命热情更趋高涨，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刘文典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到上海，和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主办《民立报》，任编辑，并以刘天民的笔名撰写文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谋刺时，刘的手臂也中弹受伤。同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刘再度赴日，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在孙中山的秘书处任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到国内。他看到袁世凯死后仍然是北洋军阀统治，感到失望彷徨，决心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经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开始了教学和著述生涯。刘文典到北大时，正当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校内的学术思想很活跃，学术气氛也很浓厚。刘深感自己的学术根底不厚，因为在这名流萃集、学者成群的学府中从事教学工作，不著书立说、自成一家是不能立足的。于是，他发愤从事我国古籍校勘工作，重点放在诸子著作，集中精力从《淮南子》入手。经数年勤奋钻研，终于在192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为了校勘这部书，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这部著作问世，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胡适为之作序，称赞他治学“最精严有法”，对他的“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十分称道。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还写了《三余札记》。这是他在学术上最有成就、著作丰收的时期。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北大带来了新鲜空气。在这社会激剧变革和新旧思想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刘文典不断地吸取新思想、新文化，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学术著作，如叔本华的哲学著作以及《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等书。
1927年，刘文典应聘出任安徽大学校长。翌年，安徽大学发生罢课事件，蒋介石到安庆亲自召见刘文典，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严办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他不知谁是共产党。蒋大为震怒，命卫士把刘押送公安局关禁起来，并威胁要枪毙他。此事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安庆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蒋介石才以刘“即日离皖”为条件，把他释放。关于此事，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也谈到，他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刘文典离皖后，曾去拜访章太炎，章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特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不久，刘文典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继续校勘古籍，完成《庄子补正》、《说苑校补》等书。陈寅恪在为《庄子补正》作的序中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这时，他在学术界已有相当声望，师友都是学者名流，可惜后来由于国家多难、社会动荡、生活不安定这些因素影响了他在学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了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儿子也积极参加，他对儿子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那时正是严寒季节，他的儿子因连夜在外受冻，患病死去。刘悲痛万分，同时也更激起他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刘未能及时转移到后方。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因此，他的住所曾两次遭到搜查。当时，他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但是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宁死也不能当汉奸，不能失节。”他的日语本来是很好的，但他在日本宪兵面前，绝口不讲日语，以表示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维护民族尊严。
刘文典在朋友们的帮助下，1938年取道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时，国难当头，生活艰苦，面对严峻的现实，刘的精神消沉颓废，除教书之外，就以读旧诗词消磨时日，甚至吸鸦片以图麻醉。1943年刘曾一度离开西南联大，到磨黑中学(即普洱中学)任校长，引起学术界、教育界的非议。半年后返回昆明，刘被西南联大解聘，后又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文典仍留在云南大学执教。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爱国民主运动席卷全国。刘置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之外，为一些官僚士绅写墓志、撰寿序，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撰写蒋介石六十生辰贺表。虽然，刘文典决不与国民党合作，但他的上述表现，也曾引起人们的误解。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想把他送到美国去，已替他找好去讲学的大学，并为他一家三口办好入境签证，买好了飞机票。在这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刘文典拒绝了胡适的“好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虽然他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事业还缺乏认识，但爱国感情终于使他留在新生的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起了根本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后来又加入九三学社，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在1957年全国政协二届第三次大会上，他在发言中说：“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崇高理想，今天由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用马列主义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一一实现了。……我愿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文化而奋斗。”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病逝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