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是近代我国知名的史学家。字诚之，生于1884年2月27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

吕思勉六岁入塾，十二岁时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吕誉千亲自讲课，授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由母亲讲授《纲鉴易知录》、《正史约编》，因而他很早就对史部之书发生兴趣。其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和《经世文编》，让他“随意泛滥”。自称：“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迄尾。其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余以之与原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原本。此为余能自读书之始。”[1]

甲午战后，他关心时事，开始读报，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是他当时最喜读的刊物，从而“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认为政治利弊，应“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于是“渐入史学一路”[2]。

1905年起，吕开始任教。1907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在常州府中学堂教历史、地理。1910年，经屠寄(敬山)介绍，到张謇创办的南通中学国文专修科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时是他加入政界与否的关键。他说：“如欲入政界，觅一官职之机会甚多，若不乐作官，亦可以学者之资格，加入政党为政客。余本不能作官，当时政党之作风余亦甚不以为然，遂于政治卒无所与。”[3]1912年，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教商业经济、商业地理。旋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0年，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教授。1923年，在江苏省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1925年，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次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来光华大学增设历史系，吕任教授兼系主任。除“一二八”后一度到安徽大学任教外，一直在光华大学。1935年12月12日，与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蒋维乔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8月，任“吴越史地研究会”理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陷，光华停办。吕思勉携眷归乡，闭户著作，恃开明书店稿费自给，直到抗战胜利，重返光华。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吕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并任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认为自己的思想凡经三大变：“成童时，最信康(有为)、梁(启超)之说”，“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于大同而后已”;至于大同世界“究系如何情状，当由何途以赴之”，尚不知考虑，这是第一期。十七岁以后，主张通过改革政治而走向大同，这是第二期。四十七岁，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用以检查过去的史学思想，这是第三期。

吕思勉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早年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1922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四册，是我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中国通史，几经重版，在当时有较大影响。此后，在教学过程中，又写了不少著作，主要有：一、《中国文字变迁考》(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篆、隶、真、行、草的变迁，其中论汉代古文一段，有创见。二、《字例略说》(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六书为汉代研究文字之学者所创，字例应别立。六书中只有象形是文，指事也是字。整理旧说，辅以新得材料，以论文字之增减变迁。三、《章句论》(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为章句即今之标点符号，古代也有标点，后来抄写印刷时逐渐失之。四、《说文解字文考》(稿本，未刊)，就《说文解字》检寻单体之文，稽考解释。五、《经子解题》(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读古书方法和考证古籍，并推论古代学术流派的源流。六、《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不单从先秦哲学立论，还注意社会政治方面。七、《理学纲要》(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宋代理学，中多新意。八、《史通评》，对刘知几《史通》进行平议、推论，附考据辩证。此外，尚有《宋代文学》(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历史研究法》(1945年永祥印书馆出版)、《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燕石札记》(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燕石续札》(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直到晚年，吕思勉仍然专心致志地想以个人的精力，来写成各个时代的断代史。由于他辛勤劳动，以及对二十四史的稔熟，先后完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部分量很重的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即用力十年之久。计划中要写《宋辽金元史》，因年老多病，仅存札记，未能写出。

吕思勉所著断代史，一般都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政治史，实际上是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基本上采用纪事本末体;下编分章叙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上的各种情况，采用的是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尽管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但他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给研究者带来很多方便。特别是下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部分，原来资料很分散，经过搜集整理，分门别类，贡献很大。

吕思勉治学的经验和方法是：一、读书基础应广，读书要多，多读书就能发现问题。二、留心政治社会情况，将当世之事与史实互勘，使不为表面记载所囿。三、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它是史学的根基。历史的根基是社会，读历史单知道攻战相杀是不够的。社会科学既有门径，即可进而读史。四、读本国史，也须研究外国史，于历史地理亦应知其大概。他治学的成就，在于“博、通”，是位史学专家，但他对经学、文字学、文学都有深入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只是因为“治史”，而使经学、文字学成为“古史之工具”的。有人论述他的学术成就是：“识大而不遗细，泛观而会其通，务求是而不囿于成就，尚核实而不涉于烦碎，此其为学之方也。……吾观其所著书，闳雅似顾亭林，渊博如钱晓徵，论证似戴东原，辩述似章实斋，而其所言者，又皆出于一己之独得。”[4]

吕思勉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五十年来，曾经从头到尾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同时还参考其他历史书作考订，基本上运用清代乾嘉学者所用的方法，每读一本历史书，都要仔细地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许多札记。他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因其知识面广，于各门社会科学多所涉猎，所以能从分散的史料中观其会通，不专门在枝节上用工夫。他并不好奇猎博，却尚实事求是。年轻时爱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也欣赏《十七史商榷》、《癸巳存稿》。后来看到有些人不屑考证，自以为搜辑精博，实际上这些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5]。他认为精力不应该完全耗费在枝节问题上的饾饤，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吕思勉晚年想将毕生治史独到之处，辑成专书。又感到道教包括“从古以来杂多之宗教”，与佛教既有交叉，与农民战争和反动道门也有联系，但乏人研究，几成空白。晚年想通读(道藏)，研究道教思想，为后人开辟途径，亦未如愿。他为人诚朴，谦虚谨慎，不管熟或不熟悉的人向他问学，他总是认真答复，绝不敷衍，对青年更时加勉励。七十岁后，不能到大学上课，还扶病编写讲义。吕思勉的著述除上述出版外，尚有未刊遗稿一百数十万字，正将陆续整理出版。

1957年10月9日，吕思勉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