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塨[gōng]（1659年5月14日—1733年2月14日），清初思想家。字刚主，号恕谷。直隶(今河北)蠡县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卒于清雍正十一年。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举人。自幼从其父李明性学。二十岁后，就学于顔元，弃八股，专治礼、数、射、御、兵法、乐诸学，与顔元同创“顔李学派”。三十二岁中举后出游，屡馆京师，并远游西至关中，南及吴越，遍交海内贤豪，研讨学问，使顔李之学得以播于远方。与万斯同、阎若璩、胡渭、方苞等，皆有往来。曾先后去浙江桐乡、河南郾城、陝西富平佐政，皆有政蹟。出任济南知府幕僚。六十岁，被选爲通州学政，旋因病告归，讲学经农以终。

在哲学上，反对程、朱“理先于气”的观点，指出“非气外别有道理”(《恕谷先生年谱》卷二)，认爲“理”不能离开气或物而独立存在。他说： “夫理者，物之脉理也” (《论学》卷二)，“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恕谷后集》卷二)。对朱熹“理在事上”的观点进行批判，坚持“理在事中”的命题。他说：“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则理别爲一物矣。理，虚字也，可爲物乎?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 曰：‘有物有则’，离事何所谓理乎?” (《论语传注问》)提出“因形以察理”的命题，认爲必须分析研究具体事物，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理)。他说：“天下之物，因形以察理，则理可辨”(《论学》卷二)。在知行关係上，重视知行相互依赖，“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谓真知”(《大学辨业》卷二)，知与行“一时并进，且叠进焉” ( 《论学》卷二)。但更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认定“从来圣贤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大学辨业》卷二)。并以走路爲例，认爲要想到达燕京，首先应知道方向，不知道方向，就不可能到达目的地。其结论，“究是知在行先”(《大学辨业》卷三)。片面夸大了“知”的作用，未能坚持颜元重力行的正确观点，反而批评颜元“以力行爲格物，是行先于知，倒矣” (同上)。

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复兴古代实学，以求学术切于实用。认爲“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恕谷年谱》卷二)。反对读死书，认爲“明理非尽由读书也”，“古人之明理之功以实事，不以空文。” (《论学》卷二) 对“格物致知”作了重新解释，“然不曰学，而曰格，何也?学有浅有深，皆可谓学。格者，于所学之物，由浅入深，无所不到之谓也” ( 《大学辨业》卷二)。认爲“格物”之“物”，指德、行、艺三物。德即仁义礼智，行即子臣弟友，艺即礼乐兵农，把“格物”的基本精神归结爲经世致用。对程朱理学的空疏倾向进行批判，他说：“格物之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亲民之学止于至善，乃尊于农工商而爲士之职也。试观宋儒用佛门惺惺法，闭目静坐，玩弄太极，探躐性天，内地不杂于二氏乎?终日章句伊吾，经济安在?”(《与方灵皋书》)指出理学的危害性，认爲理学专注存心养性，“杂以静坐内视，浸淫释老”，“处处谈性，人人谈论天”，“以空虚之禅怡然于心，以浮夸之翰墨快然于手”，结果是“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复无办事之官”。(同上)主张恢复孔子的正学，重视礼乐、兵农、执射、执御、会计等实用之学。从实学出发，又主张实行均田，“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産。均田第一仁政也”(《拟太平策》)，反对豪强兼併。晚年研治经学，于《易》、《诗》、《春秋》、《四书》皆有推阐，自谓其治经宗旨爲“取其经义，犹以证我道德经济”(《恕谷后集》卷一一《诗经传注题辞》)。晚年在政治见解和治学方法上与顔元稍有分歧，自谓“此係位育万物，参赞天地之事，非可求异，亦非可强同也”。(《书习斋存治编后》)表现了“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的精神。著作颇多，主要有《大学辨业》、《圣经学规纂》、《平书订》、《恕谷后集》、《恕谷文集》等，后人编入《顔李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