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恕(公元1032—1078年)字道原,宋筠州(今江西高安)人。进士。仕至秘书丞。为人博学强记,精于史学,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曾招之为佐助,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又撰有《五代十国纪年》和《通鉴外纪》。

道原讳恕，其先京兆万年人。六世祖度为临川令，卒官，葬筠州，遂为筠州人。父涣字凝之，少有高志，为颍上令，年五十弃官，家庐山之阳，今为尚书屯田员外郎致仕。道原幼聪警俊拔，读书一过目即成诵，年始四岁，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道原应声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惊异。十岁谒晏元，献公问以事，道原往返诘难，公不能屈。十二三时已治《春秋》欲应贤良方正举，尝从人借《后汉书》，旬余还之，人疑其未读也，道原已尽记。又借《唐书》，亦然。举进士试入高等对经义说书皆第一，时年十八，释褐为邢州巨鹿主簿。陈成肃帅高阳召至府，重礼之，请讲《春秋》，亲率官属往听，迁晋州和川令。道原为人急然诺，重气义，郡守得罪被劾，属官皆连逮下狱，道原独供饮食，且保证之，恤其妻子如己骨肉。狱既解，又数转运使以深文峻法抵官满，以疾不赴诏者累年。陆介夫帅广西辟掌机宜。

道原笃好史书，纪传之外，网罗百家，以至稗官小说，无不该览，当其专精，忘寝食之劳，其谈数千载事，若指诸掌，贯穿出入，皆可考验，故独以史学高一时。治平中，今端明殿学士司马君实受诏修《资治通鉴》，奏请同修，道原于汉魏以后事，尤能精详，考证前事差缪，司马公悉委而能决焉。居二年，转著作佐郎。

道原性耿介刚直，不以一毫挫于人。熙宁初，执政有与道原故旧者，欲引以修三司条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为，执政者浸不说。当是时，其权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愤愤，欲与之较，面语侵之，变色悖怒，而道原意气自若，见谗谄附会者，疾之如雠，久之，亦不自安，以亲老告归南康，就乞监酒税，以就养。有诏即官下编修。改秘书丞，赐五品服、丁母寿安县君钱氏忧，解官。又诏就家续成前书，未除丧，元丰元年九月戊戌卒，年四十七。其年十一月壬申葬南康军母氏之茔。

道原好著述，志欲包括古今天下事物，无所不学，历数地理官职族姓至前世官府案牍，亦取以审覆其书之得失。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借读且抄，尽得乃已，目为之翳病、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强学如故。著《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牺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谱略》各一卷，《外纪》十卷，他书未成。

娶蔡氏职方郎中巽之女、封安平县君，生三子，曰羲仲、和叔、羲叔，一女曰和仲。祖禹与道原修书九年，道原将卒，口授其子，使作书来别曰：子其为碣，若表以识吾墓铭。曰：呜呼!道原博学强识，海涵地负，富有万物，人所难能，不降色辞，中道而殒，鲜克知之，精明在上，体魄在下，刻诗墓前，以诏观者。

(宋) 范祖禹： 《秘丞墓碣》，见《三刘家集》。

道原，高安刘氏，讳恕，博极群书，以史学擅名一代，年四十有七，卒于元丰元年九月。其父涣，字凝之，葬道原于星子城西，以故司马文正温公《十国纪年序》为铭，纳诸圹中，其僚今翰林学士范淳夫为文碣于墓次。此两公皆天下士，故道原虽不得志，而名誉尊显，诸儒纪焉。后十余年，刘氏少长，相继逝殁，惟道原一子羲仲在，论者归咎葬非其所，故羲仲以元祐八年十有一月迁葬道原于江州德化县之龙泉山。以《十国纪年叙》及《墓碣》义论譔其遗事，乞铭于豫章黄庭坚。庭坚辞曰：道原于天下独与温公为知己，温公序道原学问行义，揭若日月，庭坚何以加焉。羲仲三请，曰：迁奉不可以不书，因得以先人遗事为托。终不得辞，则叙而铭之。

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材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初仕年十八，名重诸公间，负其才不肯折节下人，面数人短长，不避豪贵，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为吏发强老奸宿负，必痛绳治之，一时号为能吏者，多自以为不及也。

倦游十五年，温公修《资治通鉴》，奏以为属，乃迁著作佐郎，书未成，而道原下世。后七年书奏，御论修书之功，有诏录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元祐七年，刻《资治通鉴》版，书成，又诏书赐其家，诸儒以为宠。道原平生所著书五十四卷，皆有事实、不空言。

道原与王荆公善，而忤荆公，与陈鄘公善，而忤鄘公，所争皆国家之大计，与大臣之节，故仕不合，以滨于死而不悔。

尝著书自颂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辄发;狷介刚直，忿不思难;泥古非今，不达时变;疑滞少断，劳而无功; 高自标置，擬伦胜己： 疾恶太甚，不䘏怨怒;事上方简、御下苛察;直语自信、不远嫌疑;执守小节，坚确不移;求备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节，高谈无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过恶;立事违众，好更革应事;不揣己度德，过望无纪;交浅而言深，戏谑不知止;任性不避祸，论议多讥刺;临事无机械，行己无规矩;人不忤己，而随众毁誉，事非祸患，而忧虞太过;以君子行义，责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谋而疏阔，剧谈而不辩，慎密而漏言，尚风义而龌龊，乐善而不能行，与人和而好异议，不畏强御而无勇，不贪权利而好躁，俭啬而徒费，欲速而迟钝，暗识强料事，非法家而深刻，乐放纵而拘小礼，易乐而多忧，畏动而恶静，多思而处事乖忤，多疑而数为人所欺。事往未尝不悔，它日复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观其言、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谓君子之学矣。以道原之博学强识，而其蔽犹若是，亦足以知学者之难也。夫学者陷而入于蔽、患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使后学者得监观焉。

初凝之忿世不容，弃官，老于庐山之下，至道原而节愈高，盖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歆、向，务追配前人，立名于后世，故傲睨万物，而潜心于翰墨，仕虽不逢，得其所愿矣。夫人蔡氏，亦有贤行，生三男，羲仲、和叔、羲叔，称材器皆过人。和叔以文鸣而称材笃好，不幸相继死。羲仲沈于忧患、不倦学，犹能力其家。一女嫁秀州司法参军孔百禄。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传弗著，著其大者。铭曰：

贪夫所争，烈士所弃，显允刘君，去位遂世，其清近义，其勇近仁，其子守节，对于前人，刘子矫矫，执方恶圆，与世龃龉，曰吾道然，其在闺庭，悦亲以孝，举按抱衾，室家静好，上士勤道，百世之师，四海温公，俾民不迷，温公补衮，元元本本，刘子执简，匪躬蹇蹇，温公论政，以学为原，浚川积石，学深其源，温公忽忘，刘子典学，我为铭诗，式告后觉。

(宋)黄庭坚：《刘道原墓志铭》，见《黄豫章集》 卷23。

《书秘丞墓碣后》： 元丰初年，司马温公一日谓余曰：子识刘恕乎?舜民对曰：未也。公曰：当今史学无能出其右者。不久，道原告卒，竟不获一见之。予思之，司马公自言四十以后，不为人撰论遗事，亲友之嘱，一以谢之，独为吕献可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历陈刘道原事迹，二人而已。今其子羲仲不鄙，俾予书墓碣。援笔之间，不胜叹息。元祐庚午岁秋月起部北轩。(庚午乃元祐五年，范太史前此作碣，而今始书之。)

(宋)张舜民撰，见《三刘家集》。

刘攽、刘恕同在馆下，攽一日问恕曰：“前日闻君猛雨往州西何也?”恕曰： “我访丁君间冷无人过从，我故冒雨往见也。”攽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请求耳。”恕勃然大怒，至于诟骂。攽曰：“我与君戏耳，何忿之深也?”然终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测，异时方知。是日恕实有请求于丁，攽独不知，而误触其讳耳。

(宋) 魏 泰： 《东轩杂录》。

刘道原为人强记，史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衮衮不穷，上下数千载，细大之事如指掌。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祸福，道原独奋厉不顾，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色变如铁。或稠人广坐，介甫之人满侧，道原公议其得失，无所隐。恶之者侧目，爱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为意。士子有谈新经义者，道原怒形于色，曰： “此人口出妖言，面带妖气。”

(宋) 朱 熹： 《名臣言行录》。

《宋史·刘恕传》：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涣字凝之，为颍上令，以刚直不能事上官，弃去。家于庐山之阳，时年五十。欧阳修与涣，同年进士也，高其节，作《庐山高》诗以美之。涣居庐山三十余年，环堵萧然，��粥以为食，而游心尘垢之外，超然无戚戚意，以寿终。

恕少颖悟，书过目即成诵。八岁时，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恕应声曰：“以其兄之子妻子。”一坐惊异。年十三欲应制科，从人假《汉》、《唐书》，阅月皆归之。谒丞相晏殊，问以事，反覆诘难，殊不能对。恕在巨鹿时，召至府，重礼之，使讲《春秋》，殊亲帅官属往听。未冠，举进士，时有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诏者才数十人，恕以 《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异之，擢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试不中格，更下国子试讲经，复第一，遂赐第。调巨鹿主簿、和川令，发强擿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恕为人重意义，急然诺。郡守得罪被劾，属吏皆连坐下狱，恕独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数转运使深文峻诋。

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列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

王安石与之有旧，欲引置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因言天子方属公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又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劝使复旧，至面刺其过，安石怒，变色如铁，恕不少屈;或稠人广坐，抗言其失无所避，遂与之绝。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祸福，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顺则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奋厉不顾，直指其事，得失无所隐。

光出知永兴军，恕亦以亲老，求监南康军酒以就养，许即官修书。光判西京御史台，恕请诣光，留数月而归。道得风挛疾，右手足废，然苦学如故，少间，辄修书，病亟乃止。官至秘书丞，卒，年四十七。

恕为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读且抄，殆忘寝食。偕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书，恕枉道借览。次道日具馔为主人礼，恕曰： “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著《五代十国纪年》 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氏传》所不载者，为 《通鉴外纪》。

家素贫，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归，时方冬，无寒具。司马光遗以衣袜及故茵褥，辞不获，强受而别，行及颍，悉封还之。尤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曰： “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赍以自随哉。”好攻人之恶，每自讼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终不能改也。

死后七年，《通鉴》成，追录其劳。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次子和仲，有超轶材，作诗清奥，刻后欲自成家，为文慕石介，有侠气，亦早死。

(元) 脱脱等： 《宋史》 卷444。

《十国纪年序》： 皇祐初，光为贡院属官，时有诏，士能讲解经义者，听别奏名。应诏者数十人，赵周翰为侍讲知贡举，问以《春秋》、《礼记》大义，其中一人所对最精详，先具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以己意断而论之，凡二十问所对，主司惊异，擢为第一。及发糊名，乃进士刘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与相识。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岁试诗赋论策，亦入高等，殿试不中格，更下国子监试讲经，复第一。释褐邢州巨鹿主簿，迁和川令。陆介夫为广西帅，奏掌机宜。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滚滚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诸掌，皆有稽据可验，令人不觉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遍观前世行事得失，以为龟鉴，先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迄于显德，凡关国家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诠次为编年一书，删其浮长之辞，庶可奏御差使。上甚喜，寻诏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仍谓光曰：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章之士诚多，至于精专史学，臣未得而知，所知者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与共修书，凡数年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委之，光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名其书曰《资治通鉴》。

王介甫与刘道原有旧，深爱其才。熙宁中，介甫参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条例，道原固辞，以不习金谷之事，因言天子方属公以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财利为先。介甫不能用，亦未以之怒。道原每见之，辄尽诚规益，及吕献可得罪知邓州，道原往见，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盖亦有所未思，因为条陈新更法令之不合人心者，宜复其旧，则议论自息。介甫大怒，遂与之绝。未几，光出知永兴军。道原曰：我以直道忤执政，令官长复去，我何以自安，且吾亲老，不可久留京师，奏乞监南康酒税，得之。光寻判西京留台、奏迁书局于洛阳。

后数年，道原奏请身诣光议修书事，朝廷许之，道原水陆行数千里至洛阳，自言比气羸惫，必病且死，恐不复得再见，留数月而归，未至家，遭母丧，俄得风疾，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痛苦备至，每呻吟之际，则取书修之，病益笃，乃束书归之局中，以元丰元年九月戊戌终，官至秘书丞，年止四十七。嗟乎! 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邪! 此益使人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道原嗜学，方其读书，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在和川尝以公事适野，见刘聪太守刘雄碑、嘉平五年始改达元，正旧史之失。在洛阳与光俱如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称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终，归而验于旧史，信然。宋次道知毫州，家多书，枉道就借观之，次道日具酒馔为主人礼，道原曰：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愿悉撤去，独闭门昼夜读且抄，留旬月，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学之苦邪!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祸福，凡有施置，举天下莫能夺，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独奋厉不顾，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变色如铁，或稠人广坐，介甫之人满侧，道原公议其得失无隐。恶之者侧目，爱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为意。见质厚者，亲之如兄弟;奸谄者，疾之如仇雠。用是困穷，而终不悔，此诚人之所难也。昔申桭以多欲不得为刚，微生高以乞醯不得为直，若道原者，可以为刚直之士乎!

道原家贫，至无以终甘旨，一毫不妄取于人。其自洛阳南归也，时已十月，无寒具，光以衣袜一二事及旧貂褥赆之，固辞不受，强与之，行及颍州，悉封而返之。于光，而犹不受，于他人可知矣。

尤不信浮屠之说，以为必无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斋而自随哉!可谓知之明而次之勇矣。

道原好著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遗。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牺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谱略》，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余未成。其成者，亦未以传人，曰：今柳芳唐历本皆不同，由芳书未成而传之故也，期于瞑目然后传。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非得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属光使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且曰：始欲诸国各作百官及藩镇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为人撰铭文已累年，所拒且数十家、非不知道原讬我之厚，而不获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书，以传来世。

道原自言其先万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经及第，为临川令，卒官，遇乱不能归，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为筠州，今为筠州人。父涣字凝之，进士及第，为颍上令，不能屈节事上官，年五十弃官家庐山之阳，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欧阳永叔作《庐山高》以美之，今为屯田员外郎致仕云。元丰元年十月日、涑水司马光君实序。

(宋) 司马光撰，见《三刘家集》。

《通鉴外纪后序》： 孔子作《春秋》，笔削美刺，子游、子夏，门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辞。鲁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远难继，而为之作《传》，后之君子不敢绍续焉。惟陆长源 《唐春秋》，尹洙《五代春秋》，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诛绝之罪也。《左氏传》据鲁史，因诸侯国书系年叙事，《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以免时难。后汉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荀悦依《左传》体为《汉纪》，言约事详，大行于世。晋太康初，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纪年》，文意大似《春秋》，其所记事，多与《左氏》符同，诸儒乃知古史记之正法。自是袁宏、张璠、孙盛、干宝、习凿齿以下为编年之书。至唐、五代，其流不废。汉、晋《起居注》，梁、唐《实录》，皆其遗制也。《国语》亦左丘明所著，载内传遗事，或言论差殊，而文词富美，为书别行，自周穆王尽晋知伯、赵襄子，当贞定王时，凡五百余年，虽事不连属，于史官盖有补焉。七国有《战国策》，晋孔衍作《春秋后语》，并时分国，其后绝不录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为诬淫不概于圣，作《非国语》六十七篇，其说虽存，然不能为《国语》轻重也。司马迁始撰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之目，史臣相续，谓之正史。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 《西汉书》，博览者乃及 《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堕，《庄子》文简而义明，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寝微矣。

案历代国史，其流出于 《春秋》。刘歆叙 《七略》，王俭撰《七志》，《史记》以下皆附《春秋》。荀勖分四部，《史记》《旧事》入丙部;阮孝绪《七录》，《记传录》纪史传，由是经与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因善恶以明褒贬，察政治以见兴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赞《易》而不作《春秋》，则后世以史书为记事琐杂之语，《春秋》列于六艺，愚者莫敢异说而终不能晓也。

恕皇祐初，举进士，试于礼部，为司马公门生。侍于大儒，得闻余论。嘉祐中，公尝谓恕曰：“《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讬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倣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恕曰：“司马迁以良史之才，叙黄帝至秦、汉，兴亡治乱，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寿总八朝为南北史，而言词卑弱，义例烦杂，书无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复《统史》，世近亡轶，不足称也。公欲以文章论议成历世大典，高勋美德，褒赞流于万世，元凶宿奸，贬绌甚于诛殛，上可继仲尼之 《经》，丘明之《传》，司马迁安可比拟，荀悦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学士为英宗皇帝侍讲，受诏修历代君臣事迹。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 “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

熙宁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帅颍川，固辞不行，退居洛阳。恕褊狷好议论，不敢居京师，请归江东养亲。公以新书未成，不废刊削，恕亦遥隶局中。

尝思司马迁《史记》始于黄帝，而包牺、神农，阙漏不录。公为历代书，而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学者考古，当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若鲁隐之后，止据《左氏》、《国语》、《史记》、诸子，而增损不及《春秋》，则无与于圣人之《经》，包牺至未命三晋为诸侯，比於后事，百无一二，可为前纪。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请《实录》国史于朝廷为《后纪》。昔何承天、乐资作《春秋前后传》，亦其比也。将俟书成，请于公而为之。熙宁九年，恕罹家祸，悲哀愤郁，遂中瘫痹。右肢既废，凡欲执笔，口授稚子羲仲书之。常自念平生事业，无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窃禄，因取诸书，以 《国语》为本，编 《通鉴前纪》。家贫，书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书，卧病六百日，无一人语及文史，昏乱遗忘，烦简不当。远方不可得国书，绝意于《后纪》; 乃更《前纪》曰《外纪》，如《国语》称《春秋外传》之义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见于《外纪》，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显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载于《通鉴》，然后一千八百年之兴废大事，坦然可明。

昔李弘基用心过苦，积年疾而药石不继，卢昇之手足挛废，著《五悲》而自沉颍水，予病眼病创，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艰苦过之。陶潜豫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若飞，聊叙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焉。佗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烦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恕虽不及见，亦平生之志也。

(宋) 刘恕： 《通鉴外纪》。

《外纪前序》： 夫计亿兆者始于一，总众议者归于同，古今兼载，则竹帛不能记，撮其机会，则事尽于终卷，六经具而诸子兴，文籍烦而谱谍作，太史公云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咸不同乖异，历汉魏晋，去古益远，众言不本于经，夸者务为诡诞，包牺前后，逮周厉王，竞列年纪，更相违背，辽邈无据，安能考质。存其一说，备列于下，与弃不取者莫知孰得孰失焉。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纪之。共和以后，则用岁阳岁名著于上、示相别也。班固谓三统历最密，杜元凯推春秋当时之历，凡二百五十五年，晦朔闰及日食，而云三统历术，比诸家最疏，推经传朔日皆不合也。元丰元年八月日、京兆刘恕道原序。

(宋) 刘恕撰，见 《三刘家集》。

《外纪后序》： 孔子作《春秋》，笔削美刺，游、夏不能措一辞，鲁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远难继，为之作《传》，后之君子不敢绍续焉。左氏据鲁史，因诸侯国书，系年叙事，《春秋》之所贬损，其事实皆形于《传》。后汉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繁，命荀悦依 《左传》体为 《汉纪》。自是袁宏、张璠、孙盛、干宝、习凿齿以下，并为编年之书。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繁杂，学者专尚 《西汉书》、博览者乃 《史记》《东汉书》，近代事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恕皇祐初举进士，试礼部，为司马公门生，侍大儒得闻余论。公修 《资治通鉴》，恕为属吏，自念生平事业无一成就，因取诸书，以《国语》为本，编《通鉴前纪》，又以不能编后纪，乃更曰 《外纪》，犹《国语》为《春秋》外传之义。而病眼病疮，不寐不食，陶潜自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如飞，聊叙不能作前后纪而为 《外纪》焉。他日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烦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则恕虽不及见、亦平生之志也。

(宋) 刘恕撰，见 《三刘家集》。

《资治通鉴外纪》十卷(案此条袁本脱去，与上《资治通鉴》误合为一书)

右皇朝(先谦案旧钞宋)刘恕撰。司马光作《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恕尝语光，曷不起上古或尧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经不可续，不敢始于获麟。恕意谓阙漏，因撰此(先谦案：袁本一)书，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载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三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为一编，号曰《外纪》犹《国语》称 《春秋外传》也。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5，见 (清) 王先谦合校本。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三卷 秘书丞高安刘恕道原撰。司马公修历代君臣事迹，辟恕为属。尝谓《史记》不及包牺、神农。今历代书不及威烈之前，欲为《前纪》。而本朝为《后纪》，将俟书成请于公。会道原病废，绝意《后纪》，乃改《前纪》为《外纪》云。《通鉴》书成，恕已亡，范淳父奏恕于此书用力最多，援黄鉴、梅尧臣例，官其子，且以书赐其家。道原父涣凝之，家庐山。欧阳公所为赋《庐山高》者也。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

《疑年谱》一卷、《年略谱》一卷、《杂年号》附刘恕撰。谓《春秋》起周平、鲁隐《史记》本纪自轩辕，列传首伯夷，年表起共和，共和至鲁隐其间七十一年，即与《春秋》相接矣。先儒叙包牺、女娲，下逮三代，享国之岁，众说不同，惧后人以疑事为信书，穿凿滋甚，故周厉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为《疑年谱》，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为《年略谱》，大略不取正闰之说，而从实纪之，四夷及寇贼僭纪名号，附之于末。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

《外记》，皇朝刘恕撰。司马光受诏修《通鉴》，恕辟置史局。尝谓司马迁《史记》始于黄帝、包牺、神农缺而不录，光为历代书，而不及书威烈之前，以包牺至末命三晋为诸侯可为前纪，宋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为后纪，将俟书成有请于光，及恕病废绝意于后纪，乃更前纪曰 《外纪》。(书目) 刘道原作 《外纪》，网罗考摭详矣，独惜其博焉，而未粹择焉。而未精包牺以来，黄帝以前，诡异不经之说往往毕载，而《史记》所录西伯尚父阴谋修德以倾商之事亦复兼采，至于论十六相之未举，四凶之未去，始尧知舜于侧微，天下未服，故遗之大功二十，使民臣仰其功业，是以唐太宗用李勣之微术，曾谓圣人亦出此哉。又论夏禹摄政，虞舜南巡往而不反，欲兆庶专意戴禹，而远迩无徯望之意也，此岂足以语圣人事乎?其论传说也谓其出于胥靡之中，一旦举用众必骇惧，故高宗托诸梦寐以服群臣耳。其论命也，谓命以杜无妄之求，中人安于摈弃俟时而不竞，盖圣人以此笼群愚而息争端也。若此之类，盖不一也，识者当自能辨其当否。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

《资治通鉴外纪》十卷 晁氏曰：皇朝刘恕撰。司马公作《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恕尝语光，曷不起上古或尧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经不可续，不敢始于获麟。恕意谓阙漏，因撰此书，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载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为一编，号曰外纪，犹《国语》称《春秋》外传也。

陈氏曰：司马公修《通鉴》，辟恕为属，恕尝谓《史记》不及包牺、神农、今历代书不及威烈之前，欲为前纪，而本朝为后纪，将俟书成，请于公，会病废，绝意，后乃改前纪为外纪云。《通鉴》书成、恕已亡，范淳父奏恕于此书用力最多，援黄鉴、梅尧臣例，官其子，且以书赐其家。道原父涣凝之，家庐山，欧公所为赋 《庐山高》者也。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3。

《资治通鉴外纪》 十卷。司马公作《通鉴》，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刘恕尝语光曷不起上古。光答事包《春秋》，经不可续，不敢始于获麟。恕意谓阙漏，因撰此书，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载其世次，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号曰《外纪》。愚谓《外纪》视《稽古录》已属蛇足，然恕躬与《通鉴》编纂之任，则犹差可。而宋末金履祥又作《前编》，许谦序云：先生尝谓司马文正公作《通鉴》，泌书丞刘恕作《外纪》以记前事，顾其志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既谬于圣人，此不足以传信，又言其书用皇极经世秝，履祥之学，谬陋浅妄，一无足取，诋訾刘恕诚为不自量其用皇极经世称，得失可置之勿论。此外若苏辙《古史》，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增架虚浮，吾何以观之哉。(鹤寿案：先儒谓外纪一书，网罗考摭详矣，独惜其博焉而未粹，择焉而未精，包牺以来，黄帝以前，诡异不经之说，往往毕载，而《史记》所录西伯尚父阴谋修德以倾商之事，亦复兼采，至于论十六相之未举，四凶之未去，始尧知舜于侧微，天下未服，故遗之大功二十，使臣民仰其功业，是乃唐太宗用李勣之微术，曾谓圣人亦出此哉。又论夏禹摄政，虞舜南巡，往而不返，欲兆庶专意戴禹，而远迩无徯望之意也。此岂足以语圣人事乎。其论传说也，谓其出于胥靡之中，一旦举用，众必骇惧，故高宗托诸梦寐以服群臣耳。若此之类，识者自能辨其当否。)

(清) 王鸣盛： 《蛾术编》卷11。

《通鉴外纪》 十卷，《目录》五卷，刘恕撰。自序述其于治平二年司马公受诏修《通鉴》，始蒙辟置史局。熙宁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帅颍川，固辞不行，退居洛阳，恕以褊狷不敢居京师，请归江东养亲，公以书未成，不废刊削，恕亦遥隶局中，尝思书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学者考古，莫知适从，欲以包牺至未命三晋为诸侯为前纪，本朝一祖(太祖)、四宗(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一百八年可请实录国史于朝为后纪，将俟书成请于公为之。熙宁九年，恕罹家祸，悲哀愤郁，遂中瘫痹，右肢既废，凡欲执笔，口授子羲仲书之，自念平生事业，无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窃禄，因取诸书编 《通鉴前纪》。家贫书不具，南徼僻陋，卧病六百日，无一人语及文史，昏乱遗忘，烦简不当，远方不可得国书，绝意于后纪，乃更前纪曰《外纪》。如《国语》称《春秋外传》之义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见于《外纪》。自威烈二十三年戊寅，至周显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载于《通鉴》，然后一千八百年事，坦然可明。昔李宏基用心过苦，积疾而药石不继，卢昇之手足挛废，著 《五悲》而自沉颍水，予病眼病创，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艰苦过之，陶潜豫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若飞，聊叙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焉。他日书成，恕不及见也。恕自序如此，因不能作《后纪》，故并《前纪》改名《外纪》。但前言始包牺，后言始共和，今观其书，实始包牺，临终昏乱，语多参错也。《宋史》第四百四十四卷《文苑传》，刘恕字道原，筠州人。司马公作《外纪序》云：道原其先万年人，祖度，为临川令，卒官葬高安，因家焉。案，北宋筠州为今江西瑞州府，高安县即府治，临川县则今抚州府治，与高安亦相近，若万年县者，恕自署云京兆万年，乃今陕西西安府治，若今江西饶州府亦有万年县，则系明置，非此万年也。恕之史学，实为宋人中翘楚，今观《外纪》之为书，似无甚可取者。盖恕自治平初即助修《通鉴》，至熙宁四年，前后共六年，所修已多，是年司马公辞颍川归洛，恕亦因指斥新法忤王安石，即以此时归江东，江东即筠州，与洛相去甚远，似不能与修书事。其实《宋史》第三百三十六卷《司马光本传》，光归洛后，凡十五年不与政，专务修书，而恕虽远，遥隶局中，则于家中修纂邮寄者必多，况本传又言，恕归里后，又尝请诣光，留数月而归，于道得风挛疾，然则《通鉴》之出于恕手者多矣。司马序又云，英宗令光自择馆阁英才共修，光对曰，馆阁士诚多，至专精史学，臣惟识刘恕一人而已，上曰，甚善。即奏召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光仰成而已，由此观之，《通鉴》之出于恕手者多矣。恕卒于元丰元年，年止四十七，《通鉴》成，果不及见矣。所著 《五代十国纪年》，已不传，所传唯《外纪》，而此书不足以尽其蕴，恕之学几不甚著于天下后世，予故特表出之。(司马公《外纪序》，文集乃作《十国纪年序》，大误，五代十国纪年去五代二字，亦非。)

(清)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 卷100。

《通鉴外纪》 宋刘恕撰。恕字道原，其先世京兆万年人。祖受为临川令、葬于高安，因家焉。《宋史》本传称其举进士入高等，不著何年。考司马光作此书序，称恕卒于元丰元年九月，年四十七，则当生于明道元年。又称其登第时年十八，则皇祐元年进士也。初授巨鹿主簿，寻迁知和州翁源二县。会司马光受诏修《资治通鉴》，奏以恕同司编纂，转著作郎。熙宁四年以忤王安石乞终养，改秘书丞。仍令就家续成前书，遂终于家。此书乃其临没时所成也。盖修《资治通鉴》时，恕欲与司马光采宋一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纪，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前纪。会遭忧遘疾，右股痹废，知远方不可得国书，后纪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羲仲，以成此书。改名曰《外纪》。凡包牺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又目录五卷。年经事纬，上列朔闰天象，下列外纪之卷数，悉与司马光《通鉴目录》例相同。金履祥作《通鉴前编》，诋其好奇。今观其书周成王元年丙戌、称周公摄王之元年，越七年癸巳、始称成王元年，则是周公殆类新莽之为矣。又称鲁惠公为隐公娶于宋，见其女好而自纳之，生桓公，是惠公先有卫宣之丑，如斯之类，颇为不经。又如齐桓观龙，殆如戏剧。熊渠射虎，何预劝惩。虽曰细大不捐，亦未免贪多务得。履祥所论，未可谓之吹求。然外纪于上古之事，可信者大书。其异同舛误以及荒远茫昧者，或分注，或细书。未尝不具有别裁。目录于共和以后据《史记》年表编年。共和以前皆谓之疑年，不标岁阳岁阴之名，并不缕列其数，亦特为审慎。且其自序称陶潜预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若飞。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他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繁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云云。则恕作此书，特创为草稿，储材备用。如《通鉴》之有长编，以待司马光之刊定耳。履祥不察当日书局编纂之例，遽加轻诋，操之未免为已蹙矣。

(清)永 瑢：《四库全书总目》卷47。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宋刘恕撰。恕与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欲作通鉴前纪、后纪而不果。迨病垂没，乃口授其子羲仲为此书，以备前纪之稿本。凡包羲以来纪一卷，夏、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终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与《通鉴》相接。其目录亦全仿《通鉴目录》之例，司马光为之序。

(清) 永 瑢： 《四库全书简明书目》卷5·史部2·编年类。

刘恕著 《通鉴外纪》，其书不引据经传，惟以《国语》为主，而杂采诸家说以附益之，而于 《国语》其割并翦裁之处，有未惬人意者。如《国语》卷十七，楚庄王使士斖傅太子审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云云，一一分疏其所以然之故。《外纪》乃摘录其文曰，教之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而令语故志等字，茫然不知其所谓，倘曰有《国语》原文在可覆按也。则无取乎著此书矣。《国语》又曰，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长以道之信，凡十二语，今《外纪》乃合并其文曰，道之忠信礼孝事仁文武罚赏，独录其末一语曰，明齐肃以耀之临，任意去取，漫无体例，尤不可解矣。……

(清)张宗泰：《书刘恕通鉴外纪》，《鲁岩所学刊》 卷5。

《外纪》 于第一卷之末，力辨三皇五帝之说，出于后儒，持论可为谨严，乃其书驳杂舛错处叠见于册。如谓西伯阴谋行善修德以倾商政，文王果若是乎!武王瞋目而㧑之曰，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此岂武王所言!以黄钺斩纣头，悬太白之旗，此岂武王所为。知《史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伯越之说为华而不实，而不知说齐、说吴、说越、说晋，一切诡诞倾诈之词，决不出于子贡，乃泛然登载，不能持择何也。又有前后失于参考处，如成王四年，赐鲁重祭，外则郊社，内则大禘尝，而平王四十八年又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又襄王二十四年，晋虏孟明视等三将，中间并未叙明孟明视复归于秦。二十七年春正月，又言孟明视伐晋。景王十八年引《世本》曰，夷昧生光而及僚。隔三页又云光者王诸樊子也。敬王二十年，事君者谏过而荐可，章善而替否。而《国语》原文是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又惠王十一年，子公文蘧除立。公文是文公。襄王十六年，安其坏土。是壤土。简王十一年，鲁叔孙侨如晋。当作侨如如晋。十三年，使吕宣子将下军。将是佐字;右行卒，卒是辛字。荀会文敏，会当作桧。灵王十年，侯伯子男。侯是自字。二十年，而知国伦，知是以字。景王二十三年，刚戾忍询，询是诟字。光嘉乃客舍员，嘉是喜字。敬王二十六年，而辱军事寇令，原文是使寇令，使字不可删。三十年，何曰以来。曰是日字。令其子孙，令是今字。三十六年，追迹三伐之礼，伐是代字。四十一年，梁险而在境，原文是在北境。元王七年，卫褚师北等作乱，而《左氏传》哀公二十五年是褚师比。考刘道原得年仅四十七岁，此书为编次未定之本，故不免多所舛误耳。

(清) 张宗泰： 《再书通鉴外纪》，《鲁岩所学集》 卷5。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宋刘恕撰。(恕字道原，筠州人，皇祐元年进士，官秘书丞)《四库全书》著录，《读书志》、《书录解题》、《通考》、《宋志》俱载之。惟陈氏有《目录》三卷，按三当作五字之误也。道原以司马氏《通鉴》讬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而不起上古或尧舜，殊为阙陋，因撰此书，起包牺氏，迄周厉王，只载世次;起共和元年庚申，迄威烈二十三年丁丑。俱编年以系事，号曰《外纪》，如《国语》称《春秋外传》之义也。凡包牺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一卷，周纪八卷，又《目录》五卷。其例，年经国纬，著其岁阳岁名于上，而各标外纪卷数于下，与《通鉴目录》体例相同。按道原史学，实为宋人中翘楚。今观是书，似无甚可取者。尧山堂《群书考索》评之曰：包牺以来，黄帝以前，诡异不经之说，往往毕载，而《史记》所录西伯阴谋修德以倾商之事，亦复兼采，至于论十六相之未举，四凶之未去，始尧知舜于侧微，天下未服，故遗之大功二十，使民仰其功业，是以唐太宗用李勣之微术， 曾谓圣人亦出此哉。 又论夏禹摄政， 虞帝南巡，往而不返，欲兆庶专意戴禹，而远迩无徯望之意也。此岂足以语圣人事乎?其论传说也，谓其出于胥靡之中，一旦举用，众必骇惧，故高宗讬诸梦寐以服群臣耳!其论命也，谓命以杜无妄之求，中人安于摈弃。俟时而不竞，盖圣人以此笼群愚而息争端也。若此之类，盖不一也，识者当自能辨其当否云云。其抉摘是书，可谓精确不磨，盖由道原专务助修《通鉴》，精力未能兼顾，以致败阙纷纷也。然共和以前，止纪世而不纪年，已远出胡五峰、金仁山诸家之上矣。故君实亦为之序。而《外纪》之末，《目录》之前，俱有道原自序。此本为嘉庆辛未吴县吴(志忠)所校刊，后有吴氏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