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启东，一作起东，号念台，又号念克子，山阴县城水澄里(今绍兴市越城区)人。因讲学山阴县城北之蕺山，学者称其为蕺山先生。宗周是遗腹子，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章颖是位颇有学问而屡试不第的儒者，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均出其门下。宗周自幼即受章颖培育，勤奋好学。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适逢丁母忧还归故里，服阙，官行人司行人。司中多书，谢一切造请，遍读诸书，又旁搜本朝典故、名臣言行，与治乱否泰邪正消长之理。时沈一贯当国，与给事钱梦皋朋比为奸，宗周草疏弹劾，不久又上疏告归。三十九年，诏复原官。翌年，与给事中彭惟成出使江西建昌册封益王，益王具报百金，谢之。连上两疏，疏入不报。见群小在位，党祸将兴，遂申文礼部请假告归。青年多信其为真儒，纷纷执贽问道于门下，讲学于绍兴石家池。天启元年(1621)，诏起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 上疏参劾宦官魏忠贤及熹宗乳母客氏，赖叶向高力救，得免廷杖六十之祸。又“上亟申讨罪之法”、《修殚中兴第一要义疏》，直声震中外，公卿咸俯询。三年，旋升光禄寺添注寺丞，未上任，又升尚宝司少卿，旋升太仆寺添注少卿。四年，升通政司右通政，连上两疏：一申辞退，一参魏忠贤排斥群贤误国之罪。乃削籍归里讲学于绍兴蕺山书院。此时，杨涟、左光斗等先后为魏党害死，东林党人受到迫害，接着朝廷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吏部主事周顺昌、左都御史高攀龙及黄尊素等，也有误传逮捕宗周的消息。镇定自若，照常著书讲学。崇祯元年(1628)，见魏忠贤正法，为魏党所逮诸臣之罪获免，党祸顿解，于是至钱塘江吊死难诸友。不久起为顺天府尹。任上多次上疏痛斥党祸之罪，安定人心，锄豪右，严保甲法，重学校，讲乡约。因身体不继，上疏要求回籍调养，离都门时，都人罢市而哭送之，呼为“刘顺天”。七年，绍兴大水，濒江之民深受其害，宗周倡义仓，集募捐助，并致书当道赈济。八年，首辅温体仁杜门求退，诏促宗周上京，由于直言进谏，只授工部左侍郎之职。由于温体仁及宦官谗言构陷，不久被革职为民。九年，嵊县亢旱，五谷不登。十三年，山阴、会稽大水灾，与祁彪佳等募银赈济。十四年，起用都察院左都御史，因援救姜埰、熊开元而激怒崇祯帝，再次革职为民。十七年，福王监国，起复原官。接着清兵南下，南京、杭州相继失守，宗周坚持抗清立场，绝食而死。门人私谥正义，清时追谥忠介。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先后在石蒉书院、东林书院、首善书院、证人书院、蕺山书院与高攀龙、邹元标、陶奭龄共同讲学，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气节之士，其中有祁彪佳、陈确、黄宗羲、王毓著等。理气关系说，被黄宗羲视为千古决疑之论。

他曾师事许孚远，思想渊源于王守仁，同时继承了张载“虚空即气”的自然观。他的思想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早年对心学持怀疑态度，认为心学“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己工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刘子全书续编》卷四)。容易导致禅学。中年提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先君子刘蕺山先生年谱》)。把精神(心)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转向心学。把世道之坏单纯归结为“人心之恶”。提出“慎独”之学，向内心世界寻求出路。晚年又转向对心学的辩难，反对王门后学利用阳明的“四无说”谈空说玄，认为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观点与佛教相通，且与“知善知恶是良知”相矛盾。在自然观上，他提出了“离气无理”的理气论和“道不离器”的道器论，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刘子全书》卷二)，把气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人万物，包括精神性的理都是气派生的。同时理一经形成，即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作用。还提出“虚即气”，认为“太虚”、“太极”等只是气散的形态，是气本来的原始形态。“太虚”即有与无的统一。同时提出“道理皆从形气而立”(同上书，卷十一)，“离器而道不可见”(《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认为具体事物(器)是一般原理(道)的根本，因而“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同上)。在人性论上，他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以人的身体和气质为依据，有气才有性，“离气质无所谓性者”(《列子全书》卷十二)。同时又认为性即心之性，不能离心言性，也不能心性等同。人性具体体现为人的生理功能。反对把人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并将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还否定了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认为“离却人心别无道心”(同上书，卷十三)，“欲与天理只是一个，从凝处看是欲，从化处看是理”(同上书，卷十)。指出人欲是人自然的生理要求，本身不是恶，只有纵欲过度的行为才是恶。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学而后知，不赞成王阳明“不虑而知为良知”的先天良知论，提出认识的对象是外界事物，“离物无知”。真正的认识来自学问思辨行的结合。反对把知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否认有脱离闻见的“德性之知”。认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是“重本体不重工夫”(同上书，卷十三)。主张知行不可偏废。刘宗周对佛教一直持批判态度，认为“禅学有三绝：一绝圣学，一绝彝伦，一绝四民之业”。“一切扫除而归之空，故惑世害道，莫甚于禅。”(同上)其思想宗旨是“慎独”。中年以后刘宗周主要提倡慎独、敬诚之说。“慎独”包括了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一切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提出“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同上书，卷八)。慎独说有沟通本体论、认识论、道德修养于一体的倾向，但主要还是强调个人的操守气节。同时吸收了思孟关于“诚”和程朱关于“敬”的观点，认为“诚由敬入，孔门心法”(同上书，卷四十)。刘宗周舍空谈趋实践的思想倾向标志着宋明理学向清初实学的过渡。对19世纪初日本阳明学也有一定的影响。著作经后人辑录成书的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续编》，先后于清道光四年(1824)，三十年(1850)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