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忠（1845年2月9日—1900年8月14日），清末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少年时代，正当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席卷大江南北之际，他随家一再迁徙，后定居于上海。因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刺激，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自记》)，决心放弃科举，专门研究西学。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为李鸿章办洋务，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他精通英语、法语及希腊文、拉丁文。主要著作有《适可斋记言记行》和《马氏文通》等。

马建忠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适可斋记言记行》之中。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权，他提出了“富民说”。认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适可斋记言》，第1页)。在通商中，最重要的是大力发展出口，限制进口，保持贸易的顺差。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逐渐富强。为此，他积极主张调整进出口税率，开采金银，修筑铁路，以促进丝、茶等出口商品和人民所需的棉布等的生产。为了捍卫主权，马建忠坚决主张收回利权。他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巨大市场“垂涎已久，寻端犯顺，构兵恫吓。乘我未及深悉详情，逼我猝定税则”。各种货物，除鸦片外无所轩轻，“正子两税不过值百抽七，有半之数”，“当时英、法与中国之约，岂非欺我不知，以与我争利!且又续许各口运行土货，止纳半税，并无旗号、口岸各捐名目，是利源尽为所夺矣”(《适可斋记言》，第76～77页)。他批评官府“倒行逆施”，同“西国勒抑外商庇护己商”相反，“洋商入内地，执半税之运照，连樯满载，卡闸悉予放行;而华商候关卡之稽查，倒箧翻箱，负累不堪言状”。鉴此，马建忠呼吁“加税乃我固有之权”，“今宜振刷精神，力图补救，将从前税则痛加改订”，仿照各国通商章程，择其可加者加之，以与厘捐相抵，然后将厘卡尽行裁撤。并指出，“免厘加税”的目的是“为土产筹销路，与他人争利权。”(《适可斋记言》，第76～77页)

马建忠在给李鸿章的信中，阐发了他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看法。总的观点是赞赏分权制，诋毁民主制。他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颇有微词：“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适可斋记言》，第31页)马氏的非议虽不无道理，但也可以看出他对英国君主立宪的真谛还是认识不深。

马建忠对“公法”的议论是颇有见地的。1878年，他在《巴黎复友人书》中论及“公法”是非时说：“泰西之讲公法者，发议盈廷，非说理之不明，实所利之各异，以致源同派别，分立门户，上下数十家，莫衷一是。于是办交涉者，不过借口于公法以曲徇其私。”(《适可斋记言》，第36页)他认为“公法”本身是有真是真非的，但各家却从“所利之各异”的利己主义出发，任意解释公法以曲徇其私。因此，马建忠促请当局在与外国交涉时必须维护国家主权，着重强调中国应“据公法以争之”。此外，马建忠还主张设立翻译院，培养既懂汉语，又懂外语的各种专门人才，翻译西方各国的各类书籍与报刊，以便了解其“情伪虚实”，改变中国因“不知其情伪”而屡屡见欺于外人的被动局面(《适可斋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