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襄（1611年4月27日－1693年12月31日），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水绘庵老人,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今江苏如皋）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一二十九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年八十三岁。私谥潜孝先生。幼有俊才，负时誉。性至孝，父吏部郎起宗被诬系狱，襄泣血上书，冤得直。所游皆当时雄俊。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朝宗矜名节，持正论，品严执政，裁量公卿，时称“四公子”。襄尤才高气盛。史可法荐为监军，后又特用司李，皆不就。明亡后，无意用世。性喜客，家故有水绘图，擅池沼亭馆之胜，四方名土，招致无虚日。又尝游山水，与才人、学士、名倡、狎客为文酒宴游之欢，风流文采，照映一时。晚年，结匿峯庐，以图书自娱。年八十时，犹作擘窠大书，体势益媚，人争宝之。

冒襄在1627年-1642年间，六次去南京乡试，六次落第，仅两次中副榜，连举人也未捞到。他深感怀才不遇。明代自万历以来已江河日下，特别是太监弄权，朝纲倾颓，已达登峰造极。面对这种危亡局势，一般在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怎不忧心如焚呢？1636年，冒襄与张明弼结盟，参加复社，同陈贞慧、方以智、侯朝宗过从甚密，人称“四公子”。他们年龄相仿，意气相投，或结伴同游，或诗酒唱和，或抨击阉党，或议论朝政，希望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1639年由吴应箕起草、冒襄等复社140余人具名的《留都防乱公揭》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阮大铖之流如过街老鼠。

清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明亡；随后，清兵入关，建立大清国。南京的明朝旧臣建立了弘光政权。阉党余孽阮大铖投靠马士英，当上了南明的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他要报复复社诸君子。正巧冒襄因风闻高杰将驻防如皋，举家逃往南京。在南京，阮大铖对冒襄游说不成后，便派遣锦衣卫逮捕了他，直至第二年，马、阮逃离南京，始得脱离牢狱之灾。还有一种说法是：他连夜逃往扬州，靠了史可法的荫庇，才躲掉了这场灾难。 公元1645年6月，如城抗清英雄陈君悦组织义兵抗拒清廷官吏。冒襄再次举家逃往浙江盐官。从夏至冬，辗转颠沛，在马鞍山“遇大兵，杀掠奇惨”，“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遗矣”。这一切在他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变化，第二年他从盐官回归故里隐居。

清兵平定全国后，降清的复社成员陈名夏曾从北京写信给他，信中转达了当权人物夸他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要“特荐”他。但冒襄以痼疾“坚辞”。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襄也属应征之列，但他视之如敝履，坚辞不赴。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他以明朝遗民自居，淡泊明志，决不仕清的心态和节操。与此同时，他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如在水绘园内增建碧落庐，以纪念明亡时绝食而死的好友戴建，即其一例。随着岁月的流逝，冒襄已是垂垂暮年，生活穷困潦倒，只能靠卖字度日。他自述道：“献岁八十，十年来火焚刃接，惨极古今！墓田丙舍，豪豪尽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团聚。两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马之养；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仍手不释卷，笑傲自娱。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表达了他不事二姓的遗民心态，这一点是冒襄一生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冒襄一生著述颇丰，传世的有《先世前征录》、《朴巢诗文集》、《岕茶汇抄》、《水绘园诗文集》，又编其师友投赠诗文为《同人集》十二卷，均《清史列传》及《影梅庵忆语》、《寒碧孤吟》和《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等。其中《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回忆了他和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是我国忆语体文字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