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云台（1880年10月8日-1953年12月12日）,名其杰,原籍湖南衡山,1880年10月8日(清光绪六年九月初五)出生在长沙。他父亲聂缉椝是曾国藩的女婿,当过上海制造局总办,上海道台,江苏、安徽、浙江巡抚等官职。聂缉椝在1890—1893年上海道台任内,其账房徐子静侵蚀的赃款中,有华新纺织新局股票四百五十股,计银五万四千两。徐被迫交出后,聂将其据为己有,因而占有这个企业股权的十分之一[1]。1904年聂缉椝任浙江巡抚时,凭借权势,又用三千余缗的垦照费,在湖南沅江、南县一带洞庭湖滨取得淤田四万余亩,后来建成了“种福垸”大地主庄园。

聂云台是聂缉椝的第三子,1883年即随父住在上海。少年时延师就读,于1893年回原籍参加童试,考取秀才。此后,他跟随外国人学英语及电气、化学工程等,虽未入过正式学校,但于各学科皆有所通晓,操英语尤熟练。

华新纺织新局是洋务派所主持的官商合办企业,原为前任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人在李鸿章支持下于1888年筹办,1891年开工,聂缉椝任上海道后,曾参与筹办。开工头几年,营业情况较好,但甲午战后,受外商纱厂的竞争,连年亏损,许多股东失去经营信心。1904年,聂缉椝任浙江巡抚时,不便出面经商,便指使其旧日亲信汤癸生出面组织复泰公司,租办华新,由汤任复泰总理,聂云台被派任复泰的经理。当时日俄开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复泰租办华新第一年就获利九万两。次年,汤癸生病死后,复泰进行了改组,聂云台取得他父亲的同意,将复泰改组为聂家独资经营的企业,由他自己担任复泰公司总理,其弟聂管臣任协理。改组后的复泰,仍继续租办华新。这时聂家除已据有的股权外,经汤癸生生前又代聂家陆续收买了一部分华新股票,同时汤家一部分华新股票也被收买过来,遂一家占有了华新股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在股权上占了绝对优势。

1908年底,复泰对华新的租期届满。当时纱业有利可图,华新其他老股东要求收回自办,而聂家则想独占经营,争夺激烈。聂云台便凭借聂家在股权上的绝对优势,召集华新的董事会议,迫使董事会同意全部厂产拍卖。开标结果,聂云台以三十一万七千五百两银得标。但划除聂家应得之拍卖份额外,只需再拿出十万两左右,就全部占有了这个企业。

华新为聂家收买后,改名恒丰纺织新局,由聂云台担任总理,聂管臣任协理。初期,因沿用华新旧有机器设备,产量和质量都不高。为此,聂云台曾进行过一些技术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1909年,由聂云台亲自主持开办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废除了包工头制。特别是1912年率先将蒸汽引擎改为电动机,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欧战期间是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恒丰也获得了很大的利润。但到1918年底以前,聂云台没有及早地更新和扩充恒丰的生产设备,而是将利润所得投资在封建土地的经营上。恒丰的设备更新,是1919年以后的事。

“种福垸”大庄园是聂家经营的另一产业,它与恒丰的关系,像一对孪生兄弟,互为支援和调剂。在“种福垸”建立之初,因为筑堤排涝,继续收买邻近土地,需款甚巨,截止1915年,从恒丰汇往“种福垸”的资金不下六十万元。到“种福垸”工程完成有了收益之后,又反转来,以收益支持恒丰。“种福垸”东西长十六里,南北宽十里,分东、南、西、北四区,三百七十四牌,可耕地达四万五千到四万八千亩,招租佃户三千余家。从1916年起,聂家开始从土地上得到大量的收入,每年从农民身上获得“正租”稻谷五六万石,棉花一万五千斤左右,其他杂课尚多,超过正租的百分之五十以上。1920年后,正式建立起一套管理机构,设有总理、协理、堤务局主任等职,并有由县府名义派往、而实际由聂家豢养的保警队,可以任意对佃农进行逮捕和审判。

1915年,聂云台作为中国实业团副团长赴美访问。1917年,他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聂担任临时干事。1918年冬,由于家族内部的矛盾,聂氏兄弟实行析产,将恒丰分作九股,成为其母(曾纪芬)与各房兄弟的合伙公司,推聂云台为总理,协理一职改由其另一兄弟聂潞生担任。“种福垸”无法分割,仍为聂家各房共有,由聂其贤等在当地经营,但大权仍由聂云台掌握。

欧战结束后,我国棉纺业仍有几年的继续繁荣。由于恒丰历年有了积累,加之又有大量的地租收入,聂云台开始对恒丰进行扩充,除增添纱锭和布机外,并着手兴建恒丰二厂及织布厂。1919年6月,由聂云台发起招股,在吴淞蕴藻浜筹建大中华纱厂。大中华原定资本银九十万两,聂家投资二十三万两。由于投资踊跃,到1922年全部建成投产时,有纱锭四万五千枚,资本达二百万两,为当时华商第一流纱厂,聂云台担任该厂董事长兼总经理。与此同时,他还与姚锡舟等集股,在江苏崇明建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正廷、吴善卿等在上海建华丰纺织公司,与张謇、荣宗敬、徐静仁等在吴淞办中国铁工厂,与孔祥熙、陈光甫等办中美贸易公司等企业。在这些企业里,聂云台分别担任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等职。他还参与上海纱布交易所的筹建,并自设恒大纱号,作为交易所经纪搞投机买卖。1921年,聂在长沙开设协丰粮栈,为湖南最大粮栈之一。聂家企业的发展,使聂云台在工商界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1920年他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

迄1921年止,恒丰的纺锭增加到四万一千余枚,布机六百台,有职工三千余人。但由于他们家、厂不分,封建的人事关系与企业的管理体制纠缠不清,使其发展速度落后于同期全国棉纺业的发展水平。

1923年后,由于外国资本的卷土重来,华商棉纺业陷于慢性危机,聂云台所经营的各项企业都遭受巨大的损失。恒丰纱厂于1923—1924年间一度停工,为了维持周转,1924年曾向恒隆钱庄借款六十万两,此后长期借债度日[2]。特别是大中华纱厂,开工不到三年,因受外资竞争的打击,承担不起债务的负担,于1924年8月仅以一百五十九万两忍痛出售,聂家损失银三十余万两。其他企业,如中美贸易公司向美商订购颜料,因价格跌落损失三四十万两。华丰纺织厂因亏损于1927年被日商吞并。中国铁工厂因经营失利,一度被债权人拍卖未成,1932年“一二八”之役毁于炮火。

聂云台在经营上的失败,使他在工商界以及在家庭中的信誉大为降低。1924年后,他虽仍旧总理之名,实则处于退休地位,企业由聂潞生出面维持。此后,聂潞生逐渐成为恒丰厂和聂家经济活动的中心人物。

恒丰的工人工资水平在同业中属于最低的,又有各种克扣课罚制度。1923年恒丰工人自发地发动了第一次罢工,以后接连不断。1925年五卅运动中,恒丰工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使聂云台、聂潞生等非常恐惧,他们买通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房捉拿罢工工人,拘留、开除工运领导干部。1926年,北伐胜利进军,各地工农运动高涨,聂云台多次著文,把群众称作是“随声附和的群氓”,极力宣传印度的甘地主义和提倡生产救国[3]。

1926年,聂云台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和顾问,这年他生病几死。此后疾病缠身,意念消沉,在长斋念佛中生活,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1943年,又因骨痨锯掉一条腿,更少过问世事。而恒丰则在聂潞生主持下,聂云台于1929年向浙江兴业银行贷款二百四十万两偿还旧债,并以余款建造三厂。1935年秋,恒丰各厂(包括纱号)因亏损停业。1936年由债权人浙江兴业银行征得聂家同意,将恒丰出租给宋系资本开办的中国棉业公司,改名为恒丰中记纺织新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棉公司商请浙江兴业银行同意,停止租赁关系。“浙兴”为保全债权利益,与聂家一起将恒丰伪装成英商产业,借以逃避日军管理,但没有成功。1938年5月,恒丰被日本军管。1942年与日本大康纱厂合办,成立所谓“恒丰纺绩株式会社”,向日本领事馆注册,资本中日各半,聂家从日方找补的现款中偿还了“浙兴”的债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潞生因曾担任过汪伪政权“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理事及其他伪职,不便公开活动。聂云台虽已体肢残疾,不得不再次走到前台。当时,恒丰已被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聂云台为收回产权,写信向宋子文求助,又指使他儿子聂含章向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聂含章的表兄)活动,由俞向宋子文说情。聂家与“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主任徐寄廎、“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刘攻芸等人也都早有交情,经他们疏通,终于在1946年3月将产权收回。为此,聂家赠送俞大维和俞母大量恒丰股票,并让俞大维充当恒丰董事。这样,出任过伪职的聂潞生也就未受到任何追究。

聂云台虽将恒丰收回,但经过抗战以来的变化,聂家已无力经营,遂邀大棉商吴锡林、吴柏年入股,改组为恒丰股份有限公司,由聂云台出任董事长,聂含章任总经理,吴柏年为经理。恒丰由聂、吴两家合办后,利用吴家提供的流动资金,趁国民政府经济统制和通货膨胀之机,大搞投机活动,猎取暴利。但是,他们并不将盈利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而随时分掉,同时将纱布出口所得的外汇存放在国外。解放初期,恒丰设备陈旧,资金缺乏,财务亏损,种种困难,几至无法支持。经过人民政府对该厂多方面的扶助与整顿,工人们努力增产,主动减薪,并对资方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和斗争,促使他们将逃资调回,生产才逐步好转。

1953年12月12日,聂云台因病在上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