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纶恩（1802—1858），字炜玉，又字苇渔，号箨园，室名箨月山房,皖南泾县人。潘纶恩出生在“茂林之西山下”的潘村，潘纶恩乳名八三，1826 年考中秀才，岁贡生，后选为授盱眙县训导，诰赠奉直大夫，妻李氏华荘，诰赠宜人，庶妻徐氏云凤。潘纶恩是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的堂弟。《重修安徽通志》卷二二六：“潘纶恩，岁贡，著《箨月山房诗》四卷。”卷三四五：“《箨月山房诗》四卷，伦恩著。”可知潘纶恩曾作过一本诗集，但已亡佚，只有《道听途说》一书传世。

潘纶恩生于嘉庆七年（1802），据《荥阳潘氏统宗谱》记载，潘纶恩之父潘报蘋字华谷，无功名，以捐纳得九品之官。“报蘋‘生乾隆壬午十一月十七辰，卒嘉庆壬戌六月七日戌’，潘纶恩‘生嘉庆壬戌十一月十一戌，卒咸丰丁巳十一月廿三亥’可知，潘纶恩乃潘报蘋之遗腹子。”潘纶恩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生而无父的经历对潘纶恩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为避免重蹈父亲覆辙，潘纶恩 18 岁时长子潘江藻便出生。另外，伦恩对母亲深切的依恋之情也反映在其作品之中，如卷二的《狐母》，主人公项喜子“少失怙侍”，“一夕，狐母推楼窗而进，抚项曰：‘儿无恐，我胡氏，乃神仙者流，非噬人者，以儿孤寂，来共晨夕耳。儿家世零落，深堪怜悯，能母我乎？我且福汝！’”狐母对项喜子的殷殷爱意如在目前，且辛勤的将项喜子养大成人，为他娶妻。项喜子少而失怙并得到狐母的精心照料与作者的经历有诸多相似之处，这篇作品的创作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

潘纶恩在童年时期亲身经历了嘉庆十年董琳因癫疾而酿成的逆案，董琳案由于社会的黑暗与官场的腐败最终造成“琳夫妇论极刑，其子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董琳》），一家人七零八落，难逃大劫的恶果。据陆林先生考证，其中为保乌纱而夸大扭曲事实、草菅人命的“制府陈公”就是当时在任的江西巡抚阮元。那时作者还年幼，多年之后他创作《道听途说》对童稚之年发生的事情“至今尤能记忆之也”，可见这件事情在作者头脑中的深刻印象。童年时期的作者亲眼目睹了一幕幕惨景，这是官场的黑暗与残暴在作者头脑中留下的最初印象，可以说为《道听途说》批判官场的腐败、黑暗与为官者明哲保身、草菅人命的现象奠定了思想基础。 嘉庆二十四（1819）潘纶恩长子潘江藻出生。据家谱记载，江藻字春舫，生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一六五《选举志·表》知潘江藻为同治六年（1867）举人。据光绪《庐州府志》卷二五《职官表》著录：“潘江藻，泾县人，举人，十一年署”，知潘江藻于同治十一年任合肥县学训导。筠坪老人在其序中对潘江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春舫乃阿咸中之最铮铮者，能读父书。”潘江藻对于潘氏家谱的修纂和《道听途说》的保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潘江藻在家谱的修纂上贡献很大。按照当地风俗，“对一个宗族来说，修谱也是一件神圣的大事。在徽州‘三代不修谱，则为不孝’，而‘会祭有万丁之祠，宗佑有百事之谱’，家有牒书，无无谱之族，是徽州人的骄傲。”潘江藻在其家族中就承担了修谱这样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他于光绪十年(1884)担任泾县茂林潘氏《荥阳潘氏统宗谱》主修人，此事记载于三甲支谱上。泾县茂林潘村《荥阳潘氏统宗》共二十四卷，现仅存卷一首，末三首，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图书馆，潘纶恩的小传即被收录其中。其次，潘江藻在对其父之作《道听途说》的保存方面也有重大作用。潘纶恩去世后，书稿一直由潘江藻保存，并在光绪年间传到上海，收入《申报馆丛书馀集》中。另据筠坪老人序：“岁癸酉（1873），苇渔之子春舫，鸣铎淝上……都为十二卷，问序于余。”可知同治十二年癸酉，江藻曾携父之遗作至六安，请身为六安学正的从叔潘申恩作序。次年，该序写完后，“邮归春舫”。由此可见，潘江藻确实为潘氏一族及潘纶恩《道听途说》的保存与流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潘纶恩在青少年时期就对阴曹稀奇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小说卷八《走无常》：“余未冠时，每岁西成，必一至黄村，经理秋稼，住蔡丈家者将十年。每日夕，纳凉豆棚下，多索丈言阴曹事。”据《翰文大典》，古礼男子年二十而加冠，故未满二十岁为“未冠”。作者在未冠之时便可以“经理秋稼”，可见少儿失怙的作者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作者从小说中表现出的对阴曹稀奇事的极大兴趣为他多年后创作志怪传奇小说集《道听途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