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洪（1496年—1574年），明哲学家。名宽,字洪甫,号绪山。浙江余姚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刑部郎中之职。后历任苏学教授、国子监丞、刑部主事、员外郎、陕西司事等。在学术上,钱德洪师事王守仁,是王学主要传人之一。去职后30年中,他潜心传播王学,在江、浙、宣、歙、楚、广等地均有讲舍。他认为“王门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他从各个角度给王守仁的“良知”以种种规定,其中有的符合王学本旨,有的则流于禅学。首先,他认为“良知”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它等同于“至善”“天理”。“良知即至善也”(《绪山会语》)，“良知,天理原非二义”(《上甘泉》),这与王守仁的良知本旨相一致。其次,他认为“良知”既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又是道德修养的工夫,提出“戒惧即是良知”(《绪山会语》),这层含义的“良知”相当于王守仁的“致良知”。再次,他强调了“良知”的虚灵、非物的特点,说“吾心良知,虚灵也,虚灵非物也,非物则斑垢驳杂停于吾心何所?而磨之之功又于何所乎?”(《答聂双江》)这与王守仁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最后,他由“良知”的“虚灵非物”性推导出“良知”是虚无不动之本体的结论,说“圣人于纷纭交错之中,而指其不动之真体,良知是也”，“至变而无方,至神而无迹者,良知之体也”(《绪山会语》)。他进而认为“良知”就产生于虚无(“无始”),是一种非有非无的幻象。他说:“此心从无始中来,原是止的,虽百思千虑,只是天机自然，万感万应,原来本体常寂”，“千感万应,莫知端倪,此体常寂,未尝染著于物,虽曰发而实无所发也”(同上)。这样理解“良知”,便与王守仁的良知本旨相去甚远,而与禅宗的真如佛性说相仿佛。从“良知”的虚无性出发,钱德洪指出“良知”虽是“至善”,但从其本体上说,它又是超越善恶之分的，就是说,本体意义上的“良知”既非善亦非恶,因而他又提出了“良知无善恶”的命题,说“良知之体本无善恶也”(同上)，“至善之体,恶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体,虚灵也”(《复杨斛山》)。无善无恶意义上的“良知”与王守仁“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中的“心之体”相同,是一种本原意义上的抽象观念。钱德洪还将这种本原意义上的“良知”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提出了良知本体论,将“良知”从其主体(吾心)或其他事物中独立出来,视为宇宙的本体,天地万物,四时日月,鬼神人物等均是由“良知”派生的,均是“良知”作用的不同表现形态,不同表现方式。他说:“充塞天地间,只有此知(良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数,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此知运行,万古有定体,故曰太极。原无声无臭可即,故曰无极。”(同上)钱德洪在这里将“良知”说成是“太极”“无极”,这与王守仁的良知本旨不符,而与程朱理学所说的“太极”“无极”或“理”相似,它脱离了主体而变成了客观精神。他还着重强调了“良知”作为客观精神而具有的独立性,认为它既不会随外界事物的运动而发生变化,也不会因主观意念的动静而受到影响,它总是处于一种主宰者的地位。他说:“而知则主宰乎事物是非之则也。意有动静,此知之体不因意之动静有明暗也，物有去来,此知之体不因物之去来为有无也。”(同上)著作有《绪山会语》二十五卷,《平濠记》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