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年2月21日－1849年11月27日），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世居扬州甘泉之公道桥，占籍仪征，又置宅第于扬州城中。

五岁从母教，六岁就外傅，八岁即能诗。稍后，受《文选》学，广涉经史，兼习吏事，声闻日重，与焦循齐名于乡里。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进士。明年，散馆授编修。乾隆五十六年大考，钦点一等第一名，超擢詹事府少詹事，入直南书房，充石渠宝笈协修、日讲起居注官，又迁詹事，除文渊阁直阁事，诏充石经校勘官。五十八年(1793)，出为山东学政。六十年(1795)，改浙江学政。同年九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嘉庆四年(1799)，充经筵讲官，会试副考官，寻兼国子监算学，迁浙江巡抚。十四年(1809)，为浙江学政刘凤诰科场案所累，降编修。明年升侍讲、日讲起居注官。十六年(1811)，为詹事府少詹事，升内阁学士，出为漕运总督。十九年(1814)，任江西巡抚。二十一年(1816)，为河南巡抚、湖广总督。明年，调两广总督。道光六年(1826)，改云贵总督。十五年(1835)被召入京，升体仁阁大学士。明年，充经筵讲官、殿试读卷官。道光十八年(1838)，以大学士致仕。二十六年(1846)，晋赏太傅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年八十六。谥文达。咸丰二年(1852)三月，入祀乡贤祠;九月，入祀浙江名宦祠。

阮元明于治体，娴于吏事，所至皆有惠政。抚浙创诂经精舍，督粤建学海堂，延儒造士，人才蔚起，又礼贤授能，汰冗惩墨，致财力由匮而充，境内称治，此以文敷政之功也。于浙江平粜赈灾，垦殖沙田，缉捕海盗，修钱塘江岸并杭州石塘;于湖广护修江堤，增设坝闸，绥抚苗寨，令童生以民籍应试，视同汉人，此惠及民生之功也。于云贵整理盐政，抗震救灾，禁种、禁食鸦片，宣示民族和融;越南偶或犯边滋事，则严词照会，不稍宽纵，此保境安民之功也。其于两广总督任，为防外夷启衅，亲赴海口、惠州、潮州等地阅兵，强化海防设施，增建大黄窖、大虎山两炮台，严禁夷船夹带鸦片。以触犯禁烟令，摘去洋商伍敦元三品顶带，擒处澳门总头叶恒树，犹坚持门户开放，倡行合法贸易。时英人护货兵船泊于伶仃山，每登岸袭扰，伤我民众，乃饬兵勇封其货船，禁止贸易，英人始呈请畏服。督粤九年，威惠并御，令必行，禁必止，政风肃然，此守土卫国之功也。晚年在朝参决机要，与大学士曹振镛意殊不合，辄自稍加掩抑，未得尽展其才，论者惜之。世谓元“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以其业绩著，非徒名位显耳。

阮元名重于世者，尤在于学，更为乾嘉学界之开拓者、领军者。平生治经，倡为“实事求是”之学。“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所谓“实事求是”，与汪中之“用世”、焦循之“实测”互为表里，一以宋明理学为矢的。举其要者，盖有四：

一辩“性内本有欲”。至于“人性”与“人欲”，阮元以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不能言性内无欲。欲不是善恶之恶。天即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性命古训》)天生人，有血气，有心知，则必有欲。欲本非恶，无欲亦未必善。欲固不可禁，亦不可绝，“惟佛教始言绝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绝欲，则举世无生人，禽兽繁矣”(同上);但可节之而毋纵，“性必须节，不节则性中之欲纵矣”(同上)。针对唐李翱之“复性”说，阮元驳之曰：“古人但言节性，不言复性也。”“孔子教颜子惟闻复礼，未闻复性也。”(同上)“复性”之说，乃理学“存理去欲”之所本，知阮元辟理学，治其本也。

二以训诂求义理。训诂乃解释古书字义之学，谈经者欲明本义，须走训诂一途。“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西湖诂经精舍记》)宋儒侈谈性命，失经文本义，致有空疏之弊，阮元因有是说，且言求道须自训诂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拟国史儒林传序》)此“宫墙门径”之喻，言训诂乃明道之锐器，然执之太过，“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反会破碎经文，失其本义，终难涉其堂奥。阮元治经宗汉学，亦不掩宋学之长，其《拟国史儒林传序》云：“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取宋学之明师道，而以汉儒经传立其义，此所谓“汉宋兼采”，乃阮元治学之门径，亦扬州学派之所以通而能大者也。

三主知行合一而重于行。阮元以为，凡事不以行不可获真知，其释“学而时习之”云：“学必兼诵之，行之，其义乃全。”(《论语解》)言学者以行始为学。释“吾道一以贯之”云：“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言行见之，非徒以文学为教也。……故以行事训‘贯’，则圣贤之道归于儒;以通彻训‘贯’，则圣贤之道近于禅矣。”(《论语一贯说》)知“贯之”之贯，不作“通悟”解，乃“行事”于实践也。其释《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云：“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国天下之事。……格有‘至’义，即有‘止’意，履而至止于其地，圣贤实践之道也。”(《大学格物说》)此处训“物”为“事”，训“格”为“至”为“到达”，以行始有至，则“格物”即为“行事”;既归于行，亦即归于实践。其释《孟子》“仁之实”云：“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孟子论仁论》)此所谓“实”，不作空言，而一归于事，归于行，归于治国安民之实政。明乎此，尚须“求是辩证”、“坚苦自持”、“束身践行”(见《拟国史儒林传序》)等诸般修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大学格物说》)，此阮元治学之旨要，亦实学之精微也。

四为中西科学之观照与前瞻。阮元治学之实践精神，亦施之于自然科学，且卓著成果。自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四年(1799)，撰科学史巨著《畴人传》46卷，收黄帝至清中叶科学家243人，附域外科学家37人。此书以科学为准绳，凡涉于方术迷信者，概不阑入。传之所列众名，非特表彰古人，要在启发来者。谓畴人之所成，“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畴人传序》)。以为律算之学，事关治国要务，尤宜合于今用，“苟有效于今，即不合于古，无伤也”(《畴人传》卷4《蔡邕》)。至于中西科学之比较，则谓“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但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于是西人起而乘之”，遂趋前于中土。(见《畴人传》卷44《利马窦》)然科学之发展，大抵由浅入深，由疏渐密，“西法之密亦密于今耳，必不能将来永用无复差忒”(《畴人传》卷45《汤若望》)。中国科技之重新领先于世，必不能固守成法，随人步趋，而须贯通中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集古今中西之长而为之。此科技发展之正道，民族复兴之希望，后之人感奋而起者，莫不有验于斯言!

阮元为有清一代之鸿儒通才，成就与影响之巨，同汪中、集循鼎足而三，各擅其胜。史谓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清史稿·阮元传》)。当代学者则谓其为乾嘉学术之集大成者，扬州学派之领军人物。阮元年高寿永，位显名重，倾数十年之心血，奋其智能，汇其人脉，著述、编校、刊梓各类书籍凡百余种，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传承与弘扬，厥功至伟，自古及今，未闻有逾于阮公者。其所著述、编校者，主要有：《经籍纂诂》106卷、《十三经注疏校勘记》237卷、《皇清经解》1408卷、《全唐文》1000卷、《宛委别藏》(子目160种)、《文选楼丛书》(子目34种)、《畴人传》46卷、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30卷首1卷、《两广盐法志》35卷首1卷、道光《广东通志》334卷首1卷、《云南通志稿》216卷首3卷、嘉庆《嘉兴府志》80卷、《山左金石录》24卷、《国朝碑版录》20卷、《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20卷、《石渠宝笈续编》88卷目录3卷、《揅经室集》63卷、《诂经精舍文集》14卷、《学海堂初集》16卷、《两浙輶轩录》40卷补遗10卷、《广陵诗事》10卷、《淮海英灵集》22卷、《扬州北湖续志》6卷补遗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