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号逸仙，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名世。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出生在广东香山县永宁乡大宇都(今中山市翠亨镇翠亨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孙达成，年轻时在澳门当鞋匠，后归家务农。哥哥孙眉，1871年到檀香山做雇工，后经营畜牧业，逐渐发展成为华侨资本家。

孙中山六岁参加农业劳动，十岁进塾读书。他的童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听到人们讲述洪、杨革命故事，非常向往。1878年，他随母亲到檀香山，住在哥哥家里，先后进英、美教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及奥阿厚书院读书，初受西方思想影响。1883年返回家乡，目睹清吏腐败，深感不满，常加批评。因毁村庙偶像，为豪绅地主所不容，于同年冬往香港。1884年到1885年间，先入拔萃书室，后转域多利书院读书。

1885年，中法战争以清政府向法国侵略者屈服而告终。孙中山鉴于民族灾难的深重，产生了从事改造国家的念头。他打算“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便于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学医。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学中的会党人物郑士良，以后在革命过程中运动会党起事，得郑助力甚多。第二年秋，他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到1892年毕业。在校五年，他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与先后结识的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尢列等人，志趣相同，经常聚谈，倡言革命。其中和陈、杨、尢三人同住香港，交游尤密。当时革命尚未兴起，人们听到他们的革命性言论，都认为是大逆不道，把他们四人称为“四大寇”。

孙中山结束学生生活后，从1892年起，先后在澳门、广州开设西医房，借行医为掩护，积极结识一些对清朝统治不满的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互相议论时政，寻找救国道路，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

当时，改良主义思潮正在国内盛行，孙中山及其同志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对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存有若干幻想。早在1889年，他就曾致书已退职的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过效法西方国家以进行改良的具体意见，建议先在香山倡行，然后推广全国各地。1894年6月，他又约同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的主张，遭拒绝。

通过事实的教育，孙中山觉悟到上书言事的“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抛却对统治阶级的幻想踏上了革命之路。他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联合辅仁文社，于2月21日在中环士丹顿街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并积极准备在广州起义。经过半年的筹备，定于当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举行起义。不料在起义前两日，正当运械赴广州时，事泄失败，陆皓东等被捕遇害，孙中山逃往日本。

孙中山在日本联络华侨，11月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他断发辫，改服装，以示革命决心。之后，再往檀岛。时当新败，不易开展工作，于是在1896年6月又赴美国联络华侨;但当时美洲华侨风气闭塞，愿赞助革命的不多;与洪门会会员有所接洽，也收效不大，遂决定渡海往英国。10月1日，他到达伦敦，首先访问了他学医时的老师英人康德黎(James Cantlie)，并在康寓附近住下来。10月11日，孙中山在外出途中被清政府驻英公使诱骗绑架，羁囚在使馆里。幸得康德黎等多方设法，积极营救，才于十二天后脱险。此后一年，他留住伦敦，每天到图书馆中悉心钻研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等理论书籍，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寻求救国真理，其间曾访问过第二国际。他接触到风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并目睹伦敦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遭政府军队残酷镇压的情景，感触颇深，从而产生了用民生主义来把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解决的初步设想。

孙中山不愿久留欧洲、远离中国，旷废革命时日，遂于1897年秋重到日本，并结识了日本朝野的许多人物，其中不少人都对他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或赞助。1898年9、10月间，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亡命日本。由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居间联络，劝说孙中山等和他们谈判合作。于是，陈少白代表革命党人要他们“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由于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的顽固立场，谈判不得结果。1899年夏秋间，孙中山又与梁启超等在横滨继续就合作问题进行多次会谈，因康有为强烈反对，梁启超口是心非，联合的计划终未实现。此后，孙中山逐渐识破了康有为保皇派的反动面目，并认为他是个“坏透了的孔学家，是一文不值的”[1]。

孙中山在日本于准备再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对菲律宾人民的解放事业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他早在1898年和菲律宾人民起义军派到日本的代表彭西(Maroano Ponce)有过接触，并应其所请，积极帮助。1899年，孙中山为他们购买和运送了一批军械，并准备亲率杨衢云等赴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1900年1月，他再次设法为他们购置了一批枪械。这种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行动，在旅日的亚洲各国革命人士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同年10月8日，孙中山组织了惠州(今惠阳)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是郑士良等奉孙中山之命进行的。惠州起义军一度发展到二万多人，血战逾半月，但由于革命党人未能在人民自发斗争浪潮汹涌高涨时刻发动群众，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粮械失继，弹尽援绝，最后终于失败。

1901年至1904年，孙中山远涉重洋为革命四处奔走：1901年他在日本，1902年冬到越南，1903年秋又从日本往檀香山，1904年春再去美洲，至年底又由美洲到了欧洲。这次所到之处，与从前大不相同，华侨与留学生中同情或赞助革命的人空前地多起来了。因为自《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清政府威信扫地，人民的不满迅速增长。同时，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所增强。不少地方蓬勃地开展抵制美货及收回铁路矿权的运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地掀起抗捐抗税的运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日益倾向革命。国内外各地继兴中会之后，又陆续涌现了一些诸如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与此同时，宣传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各种报刊书籍也纷纷出现，促进着人们的觉醒，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已处于革命风暴的前夜。

但是，从1898年秋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念念不忘他们的“圣主”，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又于1899年7月以后，在加拿大等地组织保皇会，反对和破坏革命。同年12月，梁启超忽然伪装愿与孙中山合作，骗取了孙中山给孙眉等兴中会员的介绍信，持赴檀岛，用“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谎言，混淆视听，诱骗华侨加入保皇会。兴中会发源地的檀岛，会员被夺去大半。海外其他各埠兴中会员也受他们的迷惑，不少人入保皇会，为康、梁所利用。1902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停刊后，又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他惯于在字里行间玩弄些“革命”的词藻，用来蛊惑群众。这一套骗人伎俩，逐渐地为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所识破。早在1900年，孙中山对梁启超上年在檀岛招摇撞骗的无耻行径已给以严厉的谴责;随后，在孙中山指导下，横滨的革命派半月刊《开智录》、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对保皇派一些报刊(如《清议报》、香港《商报》、广州《岭海报》以及后创的《新民丛报》等)上的反动谬论都进行批驳。两派之间初步进行了理论上的交锋。

1903年10月，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看到檀岛各埠华侨误入保皇会的很多，自己亲手组织成立的兴中会，因梁启超等人的破坏而面目全非，不少老会员都变为保皇会的骨干，痛感保皇会的危害性。认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2]，决心与保皇派的主张“划清界限，不使混淆”。他一面在檀埠和希炉(Hilo)等地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公开演讲，驳斥保皇派的各种谬论，一面改组华侨程蔚南所办商业报纸《檀香新报》为革命喉舌，亲自撰文和保皇会机关报《新中国报》展开笔战。他针对保皇党徒对革命的攻击及《新中国报》主笔陈某发表的《敬告保皇会同志书》一文的谬论，于1903年底和1904年初，先后发表《敬告同乡会》及《驳保皇报》两文猛烈抨击保皇派的宣传，揭破他们所讲的“爱国”，是爱的虐民媚外的“大清国”而不是“中华国”，所讲的“革命”是假革命。他们所谓“借(保皇)名以行革命”，全是骗人的。此外，孙中山还驳斥了他们所谓革命可召瓜分说的可笑，指责他们先行“立宪君主”才能行“立宪民主”说法的荒谬，断言他们没有政治学常识和不懂逻辑，他们是“惑世诬民，遗害非浅”的。这些讲演与文章，有力地揭穿了保皇派的反革命真面目，帮助许多侨胞逐步了解到革命与保皇的区别，使许多误入保皇会的人重新回到革命派立场上来，在檀岛各埠发生很大的影响。

1904年夏，孙中山离开檀岛到了旧金山。那里是保皇派势力集中之地，华侨中的上层人物多受“保皇”宣传之骗。孙中山为了使宣传易于生效，先在小商人及工人中进行活动，发表公开演讲，力驳“保皇”谬说，博得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同情。同时，指派干部改组《大同日报》成为革命派在美洲华侨中的重要喉舌，使该报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偕同美洲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到美国几十个城市访问，在华侨中间广泛进行革命宣传，肃清保皇派的流毒。

孙中山与保皇派经过激烈的论战，初步打击了各地保皇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为同盟会的建立进行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05年初，孙中山在比、德、法等国向中国留学生宣传革命，建立革命组织。7月，他由欧洲再到日本，在东京会晤了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针对过去革命团体的分散状态，商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8月13日，他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作了长篇讲演，再一次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和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并高度赞扬中国人民的智慧，认为只要敢于革命，就一定能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坚决主张从革命着手，在封建皇朝的废墟上建立民主共和国。接着，他和黄、宋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并联合光复会等反清团体，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在《章程》中提出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翌年制订的《军政府宣言》中还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作号召，对同盟会的四条政纲分别作了阐释。)11月26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里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共和国，并且设想通过某些社会经济改良政策，以求避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祸害”。这是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以来政治思想的巨大发展，也是他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特点，它的提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领导革命派更加广泛地全面开展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以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同时有广州、上海、天津、香港以及新加坡、暹逻、旧金山、加拿大等国外各地，双方的二十多种报刊参加了论战。从1905年起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论战的内容，主要环绕着是拥满还是反满?是维护清政府，行君主立宪，还是推倒它，新创民主共和国?是革命会引起瓜分和内乱，还是用革命去消除内乱与瓜分?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是针锋相对的。通过这场激烈的论战，暴露了改良派的反动本质，揭穿了他们对革命的歪曲宣传，使许多人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转向革命，为辛亥革命做了进一步的思想、舆论准备。

在和改良派论战的同时，孙中山还在国内外广泛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更积极地筹划武装革命。1907年至1911年的四年中，他连续组织和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1907年3月，他离日本往越南，在河内设立机关，就近策划粤、桂、滇等省的起义。5月有潮州、黄冈起义，6月有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12月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在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亲自据守炮台，与清军交战。此役失败后，他被迫离越南，行前又派黄兴、黄明堂分别入广西、云南，因而又有1908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之役和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孙中山又派人策动了广州新军起义，虽仍归失败，但孙中山毫不气馁，随即召集党人会商于南洋庇能(即槟榔屿)，决心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经过近半年的准备，遂有1911年4月27日(即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影响最大的黄花岗之役。这些武装起义，由于革命党人主要是在部分新军、会党或防营中进行工作，而没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因而均归失败;但是这些起义在政治上、精神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动员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为辛亥武昌起义准备了条件。

在1907年到1911年的这一时期内，各地劳动群众由于不堪清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自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单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抢米”风潮，就有八九十次之多。这种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客观上相互配合，形成了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清朝皇帝的宝座推向火山口上。1911年5月以后，不断扩大的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保路风潮，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当时湖北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曾在清朝的新军中秘密地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湖北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军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在声势浩大的群众保路风潮兴起后，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会中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便准备利用这种形势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冲出营房，经过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城，两三天内先后占领汉阳、汉口，革命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接着，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立即在各省领导和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到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正在进行反清斗争。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当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活动。他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消息后，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办理外交交涉，断绝清政府的后援。因此，便由美赴英，再到法国奔走活动;于11月下旬才动身归国，12月25日，到达上海。29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改用公历，以这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孙中山领导人民多年奋斗的结果，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随同清朝政府的垮台，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最后结束。孙中山在以后的短短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并在3月11日公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后来任何帝制复辟都只能是短命的丑剧。

但是，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处于极不巩固的地位。一方面投机革命的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钻进了这个政权的内部进行破坏;另一方面清政府起用了大野心家袁世凯来绞杀革命。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党人不能广泛地发动人民，打退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结果就被内外反动势力所包围，通过所谓“南北和议”，革命党人被迫向袁世凯妥协了。根据协议，1912年2月13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也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荐袁以自代，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所篡窃了。

孙中山辞职后，起初还总是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于8月24日应邀到达北京与袁会商内政纲领时，为表示真诚合作，声明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请袁于十年内练精兵百万，自己则以在野的身份，专力从事社会实业活动;9月，接受袁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满怀着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愿望，回到上海。1913年2月，他去日本考察铁路状况并积极进行借款活动。同年7月初，在上海与英国宝林公司签订广州至重庆铁路借款合同。这些情况表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性逐渐丧失了警惕。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桩震动国内外的政治事件。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醉心于责任内阁制，为争取国会中的优势，他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于1912年8月吸收其他小党派与同盟会合组为国民党。他想以内阁来削弱总统权力的主张和活动，以及国民党在国会中取得多数的事实，引起袁世凯的嫉恨，袁便指使凶徒把宋杀害。宋案发生后不久，4月，袁世凯又违法和英、法、德、意、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作为用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费。它使孙中山从“欲治民国，袁总统适足当之”的幻想中警觉过来，认为“非去袁不可”，断然主张立即兴师讨伐。7月中旬，他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但因国民党涣散无力，难以发挥大的战斗作用，旋即失败。孙中山被迫再次逃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另行组成中华革命党，以期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再举革命”，被推举为总理。他接受失败教训，希望严密组织纪律，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许多革命党人因反对这个规定而拒绝加入，党员最多时只有五百来人。1914年至1916年，中华革命党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是比较坚决的力量，也积极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是由于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斗争相继失败。在反袁的“护国”运动中，中华革命党也只充当了配角，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916年5月，在全国反袁护国胜利的形势下，孙中山由日本回上海。时袁世凯见势不妙，已“自动”撤销了帝制;孙中山当即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提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要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说明了他对国内政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袁世凯在全国军民反对下倒台并于同年6月毙命之后，继起掌权的段祺瑞，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承袭了袁的全部反动政策，毁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仍是一个“谋危民国者”。孙中山对此坚决反对，主张打倒“伪共和”。1917年7月，他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由上海去广州，联合“暂行自主”的西南桂、滇系军阀，于8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了一个反对北方军阀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并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揭起“护法”的旗号，以图“树立真正之共和”。

孙中山把《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民国”的重要象征。此后多年，卫护《临时约法》一直是孙中山政治斗争的旗帜。其实，《临时约法》在北洋军阀几年来的任意蹂躏下，已不被人们所重视;所谓“国会”，已成为政客们卖身分赃的活动场所。因此，“护法”不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起不到动员革命人民的作用。当时西南局势又非常复杂和混乱，在美、英帝国主义操纵下，桂系首领陆荣廷与北方的直系军阀素有勾结，谋取私利。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不容许他掌握武装力量。孙中山局处于广州一隅，“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1918年4月，桂系军阀决定改组军政府。废元帅一长制为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孙中山愤恨桂系军阀的跋扈，本身又无力反击，被迫于同年5月向国会非常会议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并从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3]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陷入苦闷和绝望的困境，一筹莫展，他闭门著书，以此启发人民，“唤醒社会”。1918年，他着手继续撰述过去未完成的《建国方略》，撰写《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1919年完成了全书。同时，他指派朱执信等创办《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鼓吹建设思潮，阐明建设原理，传播新的思潮，并亲自撰写了多篇政论文章。

在此前后，孙中山将视线转向给他带来新的希望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真诚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作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它标志着我国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对孙中山是一种推动。他在同年10月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4]不久，又说：“‘五四’运动以来……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5]表明他对人民群众的威力有所感受，隐约地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当年10月他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这虽然谈不上彻底的改造，但孙中山是准备用这个国民党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

在孙中山1918年离粤回沪时，“护法”军政府在桂系把持下，虽已无护法之实，但广东这块地方却被他们盘踞着。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就须首先打倒桂系，夺取广东和统一南方。1920年8月，他命令自己培植起来的陈炯明部(时驻闽南)回粤讨伐桂系，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同年11月，孙中山在粤省军民欢迎声中重返广州。1921年4月，国会开非常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一次揭起护法旗帜。同年7月，他派军队平定了广西，于是两广统一，便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这时北方政权已落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手里。孙中山积极筹划与准备讨伐直系，“以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但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受英、美帝国主义与直系军阀的策动，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暗中牵制。孙中山被迫于1922年4月回师广东，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准备改道北伐。时北方直奉战起，孙中山照事先与奉系约定夹攻直系的计划，便于5月中旬派兵进入江西。不料6月间，当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时，陈炯明于16日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于枪林弹雨中仓促脱险，午夜避登到白鹅潭的楚豫舰上，翌日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号)，率各舰反击叛军，相持五十余日，至8月9日，迫不得已始离开广州转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相从十余年的部属竟要置他于死地。他心情沉重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6]

两次护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很痛苦，甚至绝望，但也使他觉悟到依靠军阀打倒军阀的老办法，应当彻底改变，必须走新的道路了。

如前所述，孙中山向往十月革命，希望学习俄国的经验。他曾与列宁在函电中讨论东方革命问题;又拟派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去苏俄学习。还在1921年8月间，他在答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信中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7]同年年底，他在桂林军次约见了经李大钊介绍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密谈了五天。共产国际代表向他陈说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并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点建议：一要有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十分赞同这些建议，打电报给廖仲恺说，这次会见使他“心中非常高兴”。

1922年8月间，孙中山再次回到上海，适逢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主张》。这个文件中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以及对国民党的批评和建议，对正在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是一种有力的帮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自己的党员给孙中山以积极影响，如李大钊就在这时由北京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对这种真诚的帮助感到非常兴奋，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8]。《向导周报》也发表文章，对孙中山进行帮助。正在这时，苏俄政府派出的代表越飞到了上海，和孙中山会见并先后晤谈多次，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与建立军队，以及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之后，为避开反动派注意，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和苏俄代表越飞到日本去进行详细会谈。这一会谈更加强了孙中山前进的决心。

这时工农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尤其是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为全国性的高潮。孙中山从展现在面前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逐步觉察到工农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并从而发现他所建立的政党缺乏坚实的基础。由于孙中山欢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的帮助，并肯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终于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他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研究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开始了改组的准备工作，初步成立了改组工作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与了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和草拟宣言及党纲、党章。孙中山并邀请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国民党的进步力量。

1923年1月，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中明确提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9]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思想正由于共产党人的影响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与廖仲恺会谈的苏联代表回到上海，孙中山再一次会见了他，双方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恰在这时，滇、桂军中接受孙中山策动的各部向粤境发动了对叛军陈炯明的进攻，陈炯明被逐出广州，退往惠州;2月，孙中山又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在此期间，他除继续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外，又于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访苏联，并邀请了苏联的政治及军事顾问到广州，帮助中国的革命工作。孙中山这些勇敢的步伐，使他晚期的政治生命放出了可喜的异彩。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并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帮助国民党改组，特为发出了十三号通告，具体布置各地保证改组工作的顺利进行。8月，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聘为国民党的特别顾问。10月，孙中山指派廖仲恺等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11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2月，孙中山连续对国民党员作了三次演说，表示他改组国民党和学习苏联的决心。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0]年底，李大钊由北京到达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了改组国民党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65人。在由各省推派及由孙中山指派的代表中，有些是共产党人。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几个审查委员会中，也都有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工作。依靠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才保证了这次大会的成功。通过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辩论和斗争，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和各项具体办法，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部也大部分都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1月23日，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的通过，使国共两党有了合作的共同纲领，因为这里所阐述的三民主义已经不是旧三民主义，而是与三大政策相结合的新三民主义了。在《宣言》中，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11]。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稍后，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民之生计”[12]。这样，就使旧三民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革命内容，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13]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原则相符，因此它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同时，孙中山积极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聘请苏联顾问，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训练武装革命干部。6月，黄埔军校开学。长期曲折的革命实践过程，使得孙中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他不但认识到革命必须有武力，而且提出要“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14]。

国民党改组后，党内右派分子心怀不满，散布流言蜚语，妄图破坏三大政策的推行。孙中山很生气，斥责他们说：你们“站在革命队伍的后面，革命的青年前面去了，你们还在说他们什么呢”[15]。他对右派分子多次进行批评，并发表《致全体党员书》，说明联俄、容共的必要性。在该书中指出散布谰言者，“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16]。为了排除右派顽固势力的干扰，孙中山在代表大会前，把阻挠改组、无理取闹的张继加以囚禁;代表大会后又把破坏容共政策的代表人物冯自由等开除出党。

国民党改组后不久，中国革命就出现了高涨的形势。工农群众运动在各地共产党人的组织、推动下，从一度处于低潮又开始高涨。过去遭破坏了的工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会也陆续成立。广州的工人成立了工团军，广州郊区农民组织了自卫军。孙中山这时坚定地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1924年“五一”劳动节，他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鼓励工人“作国民的先锋”。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开幕时，孙中山看到许多赤脚破衫的农民到广州来开会，非常感动，他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8月，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时，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17]。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帝国主义也就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早在1923年12月，当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税余款，要求收回海关主权时，美、英、法、日、意、葡等国为劫夺广东“关余”，截断革命政府的经济来源，就调集兵舰二十艘，集中黄埔，进行威胁。孙中山没有为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所吓倒，他指出截留“关余”完全是“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那时广州各界人民，以广东工会联合会为主导，也一再举行收回海关主权的示威运动，给他以有力的支持。最后，北京外交使团不得不作出将一部分“关余”拨交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定。“关余事件”的胜利，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成果，也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国民党改组之后，英国又利用香港这个据点对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破坏，它一面积极援助盘踞惠州的陈炯明反攻广州;一面又利用广州汇丰银行大买办陈廉伯组织商团武装，从内部颠覆广东政府。1924年8月上旬，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进行阴谋叛乱而秘密运入广州的一批军火。商团便借此出动一千多人包围孙中山的大本营，喊叫发还枪械。在陈廉伯等人煽惑下，广州商人掀起罢市风潮，陆续蔓延到全省一百多城镇。8月28日，英舰九艘集中白鹅潭，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进行恫吓，同时英国总领事向孙中山提出最后通牒，宣称“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为此，孙中山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指出：“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18]同时对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

其时，孙中山一直想实现他拟定的北伐计划。还在1923年10月，北方直系军阀曹锟利用国会贿选为“总统”时，孙中山即曾通电全国声讨曹锟和通缉受贿议员，下令出师北伐，以谋国家统一。他的北伐计划由于内部牵掣等原因一再受阻，可是他毫不懈怠地部署军事，有时还亲临前线，鼓励士气。为了打击主要敌人，他曾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一致行动，进攻直系。国民党改组之后，1924年9月初，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序幕的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应乘这一时机向广东以外打开出路，遂再次决定北伐并亲率北伐军到韶关。他到韶关之日，也正是陈廉伯勾结帝国主义加紧煽动叛乱之时，在陈廉伯煽动下，各地买办商人、豪绅地主趁孙中山离开了广州，纷纷集会，肆意攻击广东革命政府，并向国际联盟指控孙中山是“破坏国际善意的叛徒”。10月9日，商团发出第二次罢市的通牒。10月10日，当广州人民为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举行游行时，商团竟开枪屠杀游行群众，并构筑炮台，封锁市区，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四处捕人，发动武装暴乱。在这局势十分严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力劝孙中山当机立断，镇压叛乱。广州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学生都纷纷表示支持孙中山，愿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决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他立即成立镇压叛乱的革命委员会，下令解散商团军，并命参加北伐的部队星夜由韶关回师广州戡乱，在工农群众积极支持下，仅仅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就平定了叛乱，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

商团事件的解决，向帝国主义显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心和力量，使广东革命政府得以巩固下来，也增长了孙中山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

商团叛乱平定后一周，正在鏖战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部发动了北京政变，使直系迅速溃败而结束。之后，北方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而又相互猜忌和争夺的局面。冯玉祥等受革命潮流影响，电邀孙中山北来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也想“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以求实现和平统一，遂接受了邀请，于11月13日带病离粤北上。这时，孙中山有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革命坚定性进一步加强。在当前局势问题上，他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主张，也都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而为孙中山所接受的。他在北上前，对《粤报》记者谈话说：“帝国主义……不仅为我国实现独立自主的主要障碍，而且是反革命势力最大的因素。”离开广州前三日，又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他由上海取道日本到天津，沿途多次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谋求全国真正统一的重要言论，表现了坚强的原则性。他反复申述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来解决全国一切大事”[19]。

中国共产党于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发动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各地区、各阶层都建立了促成会组织，积极展开斗争，为孙中山北上作后盾。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京已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执政府，冯玉祥一派渐被排斥，无能为力。旧的反动统治去了，新的反动统治又建立起来。因此当孙中山年底到达北京时，面临的对手仍旧是以前的那个“谋危民国者”段祺瑞了。段祺瑞政府于12月6日发表了要“外崇国信”的致使团书，表示要尊重不平等条约;24日，又正式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件，将要召集军阀分赃的“善后会议”。这些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愤慨。他怒斥段祺瑞的谬误。随后，他由于忧劳成疾，一病不起，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病重期间，孙中山仍坚持斗争，拒绝与段祺瑞妥协，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极力反对“善后会议”。他在弥留之际，犹念念不忘革命，留下“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并在《致苏联遗书》中，表明了他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决信念。著作结集出版的孙中山文集、选集或全集、丛书等，有八十多种不同的版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是较完整者。

孙中山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革命家，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也留给后人许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