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璟[jǐng](公元1553年～公元1610年) ，明代戏曲作家，散曲作家，戏曲理论家。字伯英，晚字聃和，号宁庵、词隐生。吴江(今属江苏)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兵部职方主事，后调吏部稽勋司，历验考功员外郎。万历十四年，上疏请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并请王恭妃封号。忤旨，左迁行人司正。万历十六年，升光禄寺丞。次年辞官归里。归里后，放情词曲，精心考索。王骥德《曲律》曾介绍他此时生活说：“雅善歌，与同里顾学宪道行(大典)先生。并畜声伎，为香山、洛社之游”。“生平故有词癖，每客至，谈及声律，辄娓娓剖析，终日不置。”万历三十八年病卒，年58岁。

他著述甚丰，创作的传奇有《属玉堂十七种》。其中《分柑记》、《合衫记》两种全佚;《十孝记》、《分钱记》、《四异记》、《奇节记》、《珠串记》、《结发记》、《鸳衾记》、《凿井记》8种存有残曲;《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义侠记》、《桃符记》、《坠钗记》7种全存。这7种剧作的思想内容都较为复杂，《埋剑记》主要是颂扬郭仲翔和吴保安的友谊，也宣扬了郭妻守节孝母的封建道德。《义侠记》描写了武松的英雄气概，强调了他的忠君思想。《博笑记》对封建社会种种虚伪、欺诈现象有所嘲讽的同时，劝戒人们遵守封建道德。《红蕖记》、《双鱼记》、《桃符记》、《坠钗记》，都描写了男女双方对爱情的追求，历经磨难而终成眷属，但夹杂因果报应思想。对其剧作，既不能因其“命意皆主风世”(吕天成《义侠记序》)而全面否定其思想意义，也不能过高估计其价值。在艺术上，其剧作颇注意音律。吴梅《瞿安读曲记》曾评其《红蕖记》说：“第三折〔朝元歌〕与〔二犯江儿水〕间用，第八折越调曲，不用〔小桃红〕、〔下山虎〕旧套，而以〔庭前柳〕、〔章台柳〕、〔雁过南楼〕、〔江头送别〕诸曲，联成新体，第九折〔楚江情〕与〔北金字经〕衔接，确遵周宪王成法，第十三折〔四时花〕与〔集贤宾〕相联，第二十八折〔孝南歌〕与〔销金帐〕相联，第三十九折〔字字锦〕下，直接〔鹊踏枝〕，而节去〔赚曲〕，凡此，皆联篇新巧而律度又谐合也。”有时强调过分，出现王骥德所批评的“取其声，而不论其义”的毛病。

他亦善作散曲。据王骥德《曲律》记载，他曾著《情痴寐语》、《词隐新词》、《曲海青冰》等散四集，均已佚。近人从《太霞新奏》、《吴骚合编》等散曲选集中辑出套数40余套，小令20余曲。其散曲主要是抒写情愫，聊以自娱而已。如〔集贤宾〕《伤春》：“一声杜宇落照间，又寂寞春残。杨柳帘拢长日关，正梨花院落初闲。风朝雨晚，芳径里落红千万。停画板，又早见牡丹初绽。”又如〔园林好〕《离情》：“昏惨惨愁城似天，远迢迢长日胜年。记一笑春风面，灯儿下鬓云偏。急回首已茫然。”前者见景抒怀，后者赌影思人。其散曲与戏曲一样，颇注意声律谐美。但是，他爱将北曲翻成南曲，有人讥其时有点金成铁之弊。他还编有散曲选集《南词韵选》。

他著述了不少戏曲理论论著，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唱曲当知》、《正吴音编》等。他著述这些专著的目的，吕天成在《曲品》中有所说明：“嗟回流之泛滥，表音韵以立防，痛词法之蓁芜，订全谱以辟路。”今仅存《南九宫十三调曲谱》21卷。这是南曲曲谱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成为南曲创作的格律范本。他在〔二郎神〕《词隐先生论曲》中强调：“何元朗，一言儿启词宗宝藏。道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此外，他还在致王骥德信中强调语言的“本色”。这两点理论主张对当时剧坛影响甚大，步趋者甚多，使他成为吴江派的首领。他过分强调音律、语言而不顾内容，因与以汤显祖为首的临川派发生分歧，有过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