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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炼

沈炼
  • 姓名:沈炼
  • 全名:字纯甫
  • 性别:
  • 国籍:明代
  • 出生地:明朝会稽人
  • 出生日期:1507
  • 逝世日期:1557 年
  • 民族族群:
  • 主要作品:

沈炼(1507~1557年),字纯甫,号青霞,明朝会稽人。明世宗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进士。历任溧阳、茬平、清丰三县县令,为政清廉,政绩卓著,被誉为“吏肃惟遵法,官清不爱钱,豪强皆敛手,百姓尽安眠”的有为地方官。因秉性耿直,疾恶如仇,不阿谀逢迎,召为锦衣卫经历。后上疏弹劾严嵩父子专权擅国、贪污纳贿十大罪,被廷杖后削职贬保安(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为民。在保安时沈炼散己财粟,设粥厂救济百姓,同时,与严党作不懈的斗争。后被严党宣大总督杨顺诬陷与白莲教谋反,惨遭杀害。明穆宗隆庆初年,沈炼案平反,追赠光禄少卿;明熹宗天启初年,沈炼被谥“忠愍”。沈炼工诗文,诗文郁勃磊落,肖其为人;文章尤佳,下笔千言,劲健有气。沈炼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忠烈之士,所著今存《青霞集》十一卷。《明史》有传。


沈炼幼即聪敏,能攻古文,汪文盛(字希周,湖北崇阳人,正德六年进士。嘉靖初年,先后任福州知府、浙江及陕西副使、云南按察使等职)以提学副使考核浙江文士,得其文惊绝,谓为异人,拔居第一,始补府学生。明嘉靖十年(公元 1531 年)乡试中举。


沈炼少有大志,刻苦好学;倾慕诸葛亮,平日爱诵读其《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并亲手抄录数百遍,在室中到处粘贴;每逢酒后,便高声背诵,念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往往长叹数声,大哭而罢。以此为常,人都叫他是狂生。


沈炼精通诗文书画,下笔辄万言而不能止。据 《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大典》载:沈炼曾是明代画坛最富创意的水墨花鸟画大师徐渭(公元 1521~1593 年)的老师。嘉靖十七年沈炼中了进士,拜授溧阳(今江苏溧阳)知县之职。因他为人正直刚强,冒犯了御史,就调往茬平(今山东茬平)县任县令。嘉靖二十三年因父死丁忧去职,与同里陈鹤、徐渭结“越中十子”社。期满后补任清丰县(今河南清丰)县令。他执政清廉,惠爱于民。也因秉性耿直,不阿谀奉承,故任县令多年一直未得升迁,后被左迁为锦衣卫经历。


经历,锦衣卫“经历司”中官之职称,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即“锦衣亲军都指挥司”,始设于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当时,朱元璋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其职权渐大,兼管刑狱,巡察、缉捕等事。以后就成为明代政治的重要手段。锦衣卫隶属于皇帝的亲军体系,长官为指挥使,下领官校;官为千户、百户,校为校尉力士,因穿橘红色服装,骑马,故又称“缇骑”。明初“缇骑”只有数百人,明中后期达到十几万人之众。锦衣卫下设同知、佥事、经历司、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直属于皇帝,权力很大。明太祖朱元璋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就是这个机构的设置为明代后来的皇帝做了一个恶劣的开端。永乐十八年(公元 1420 年),明成祖朱棣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成化十三年(公元 1477 年),明宪宗设西厂,由汪直统领。正德初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正德五年(公元 1510 年),随刘瑾被诛而内行厂废止。终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在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存至明亡。这些特务机构,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是被专权的太监如刘瑾、魏忠贤等人所利用,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不知有多少忠臣惨死其中。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1


当时的京师,已由贪鄙成性、排斥异己的严嵩操控。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明成化十六年(公元 1480 年)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今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介桥村。祖父严骥、父亲严淮虽然都是布衣百姓,但在明代江西习儒之风颇为盛行的背景下,严嵩又是长房长孙,自出生时起,就被严家寄以光宗耀祖的厚望。严嵩自幼聪颖,虽然严氏家境并不富裕,但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经过多年苦读,严嵩终于在明弘治十八年(公元 1505 年)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 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明正德二年(公元 1507 年),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跻身于翰林之列,找到了晋升的阶梯。在正德三年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严嵩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在分宜城南之钤山,读书八年,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按照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实际不足三年,仅二十七个月),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这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是有关的。


明武宗朱厚照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齿的。


严嵩退隐钤山(今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钤山),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方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丁忧之机,托词称病。


在此期间,严嵩“锐意名山大川,览胜寻幽,著述日富”。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时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


在归隐期间,严嵩还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正德七年(公元 1512 年),严嵩还应江西行中书省袁州府(今江西省新余市)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严嵩经过三年努力,于正德九年(公元 1514 年)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


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 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正德十年(公元 1515 年)年底,严嵩奉旨准备还朝。


正德十一年(公元 1516 年)三月,严嵩正式应诏复职,启程赴京,重返仕途。


正德十六年(公元 1521 年),武宗朱厚照驾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却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见。他为了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这场争论历时二十多年,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礼议”之争的实质,首先在于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追封没有做过皇帝的兴献王为皇帝,目的是维护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其堂兄武宗,而是来自他父亲这一脉的血缘关系,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这也是明世宗与前朝老臣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明世宗借“礼议”之争,把杨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辅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严嵩是“礼议”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进侍讲,(《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公元 1528年),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朱厚熜十分欣喜,遂升迁其为吏部左侍郎,进而成为南京礼部尚书。嘉靖十二年,严嵩以贺“万寿节”至京师。当时正值朝廷商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而在礼议之争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中,严嵩善于观察政治风向,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开始得到明世宗的青睐。11


在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六月,明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骂名;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明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献皇帝称宗入庙。这对严嵩刺激很大,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于是,严嵩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明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 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这件事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严嵩终于帮明世宗实现了生父称宗入庙的心愿。明世宗在“礼议”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严嵩功不可没。从此,严嵩平步青云。而在这件事上,严嵩也接受了教训———从此,他对明世宗言听计从,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明世宗热衷于炼丹制药和祈求长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在那些看似神秘的仪式中,他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严嵩文笔颇佳,所作青词无不合乎明世宗之意,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嘉靖十八年(公元 1539 年)正月,皇帝举行“尊天重典”,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作青词颂德,被特加太子太保。当时,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得幸”,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沈炼对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但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经历又能怎样;然而,出淤泥而不染却是可以做到的。


沈炼任锦衣卫经历任上的长官是锦衣卫帅陆炳,当时,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陆炳(1510~1560 年),字文明,平湖人。祖父陆墀以军籍隶属锦衣卫,祖父死,父陆松袭职。其母为明世宗朱厚熜乳母,陆炳幼小随母出入宫禁。年稍长,武健沉鸷。明嘉靖十一年(公元 1532 年)中武进士,授锦衣卫副千户,父死后袭指挥佥事,(《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载:都指挥使司是省一级“三司”之一,设都指挥使一人,都指挥同知二人,都指挥佥事四人,还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僚佐胥吏。)后进都指挥佥事,掌镇抚司。嘉靖十八年(公元 1539 年),陆炳随帝南巡至卫辉(今河南汲县),晚上行宫失火,冒烈焰背负世宗脱险,自此得世宗宠幸,提拔为都指挥同知,掌锦衣卫事。不久,又升都督同知。后陆炳因揭发大将军仇鸾虚报战功、阴谋不轨有功,晋官至太子太保兼少傅。嘉靖三十九年卒,谥武惠,赠忠诚伯。隆庆初年,陆炳被御史弹劾,追论陆炳之罪,削秩并籍没家产,罢免其子陆绎及弟陆炜的官职。《明史》有传。


陆炳善待沈炼,对他很不错,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随陆炳到严家多了以后,对严家的了解也多了;看见严家如此赃秽狼藉,心中很是愤怒。沈炼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


有一日在公宴上,严世蕃呈倨傲之状,饮至中间,严世蕃狂呼乱叫,旁若无人,要来巨觥飞酒,饮不尽者罚之。这巨觥约容酒斗余,两旁坐的客人都畏惧严世蕃威势,没人敢不吃。只有一个马给事(皇帝身边的近侍),天生从不饮酒,严世蕃故意将巨觥飞到他面前。马给事再三告免,严世蕃仍旧不依。马给事略沾唇,便脸色发红,眉头打结,愁苦不胜。严世蕃就亲自走下席,手揪住他的耳朵,拿起巨觥灌他。那马给事出于无奈,闷着气,一连几口吸气,不喝也罢,刚喝几口下肚,便觉得天在下,地在上,墙壁都团团转动,头重脚轻,晕头转向,站立不稳。严世蕃拍手呵呵大笑。


沈炼见了突生一肚子不平之气,忽然拂袖而起,把那只巨觥抢在手中,斟得满满的,走到严世蕃面前,说道:“马司谏承老先生赐酒,已沾醉不能为礼。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严世蕃愕然,刚想举手推辞就只见沈炼声色俱厉道:“这杯别人可以吃,你也要吃。别人怕着你,我沈炼不怕你!”也揪了严世蕃的耳朵把酒灌进去。严世蕃被迫一饮而尽。沈炼才把杯丢掷在桌上,像没事人一样拍手呵呵大笑。吓得旁边众官员面如土色,一个个低着头,不敢作声。严世蕃假装醉了,就先走了。


沈炼也不送,坐在椅上叹:“咳,‘汉贼不两立’!‘汉贼不两立’!”一连念了七八句。这句话也是《出师表》上的话,他把严家父子比作曹操父子。旁边众人恐怕严世蕃听见,都替他捏两把汗。沈炼全然不以为意,又取酒连饮几杯,尽醉才罢。


嘉靖三十年(公元 1551 年),时有俺答率众到京,沿途大掠,致书明世宗要求朝贡,言辞多有傲慢,语多恫吓。朝廷各官瞠目结舌,不敢发言。大将军仇鸾,本来就畏惧俺答,主意全无。忽有一人高声道:“我意主战,不必言和。”此人乃是国子监司业(据《明史选举志》中记:司业,正五品。)赵贞吉。当赵贞吉主战时,在一旁的廷臣都袖手旁观,不敢附和;只有一个小小官吏,位列最卑,当场却高声道:“赵大人所言极是。”吏部尚书夏邦谟,张目注视道:“你是何等官儿,在此高论?”那人立即就应声道:“难道你不认识我锦衣卫经历沈炼吗?你们这些所谓的大臣,没有好建议要说,小臣我不得不说。我恨国家无人,致寇猖獗。如果以万骑军队保护陵寝,万骑军队保护通州军饷,再合勤王军十余万,打击俺答,定可得胜,为什么屡议不决呢?”夏邦谟道:“你就自己去奏闻皇上,我们恰恰是无才无能之辈,你也不必和我们空说。”沈炼更加愤愤不平,竟拜表上陈己见,然而明世宗全然不理。沈炼闷闷不乐, 纵酒佯狂。


明朝北部边疆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明世宗嘉靖初,蒙古草原各部分化为三支大的部落,以吉囊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靠近陕北;以俺答为首领的土默特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中部地区,与山西北部毗邻;以老把都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东部,靠近河北北部。三部各拥众数十万,经常寇掠陕、晋、冀等地,成为明朝边防的重大忧患之一。明朝边将往往不能抵御。


明中叶的国防重心一直是北部边疆,明朝的北部边疆基本以绵延数千里的长城为界,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重镇,称为九边。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九边中,设立在辽东、蓟州、延绥和宁夏的边镇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监督长城的固定区段,而其他几个边镇则行使它们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职能。事实上,明朝在北部边疆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以北京为国家级战略中心,以九边为区域军防中心,以卫和所为军防点,以长城作为巨大的工事和屏障,组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防御网络。这种防御体系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战线过长,兵力过于分散,长城某些局部区段易被异族突破。如瓦喇、俺答都曾从古北口突破长城防线而大举进犯北京。


尽管如此,明中期的北部边防在战略上总体处于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态势,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修筑长城,稳固边防重镇为主,又间或辅之以远征、进剿。明朝中叶,北部以鞑靼和瓦喇为主的外敌进犯主要以掳掠、骚扰为主,并未形成致命的威胁。


早在嘉靖初年俺答曾多次向明朝提出“朝贡”、“互市”,均被拒绝。由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俺答遂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率领蒙古骑兵从河套出发,绕过山西大同,从长城古北口进犯北京。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掳掠了一个月,在十万明军面前,又一次从容地越过古北口扬长而去。这次俺答进逼北京的事件因发生在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


这是一场异常荒唐的边境战事,明军几乎没有抵抗,俺答军也不进攻,只是大摇大摆地骚扰掳掠。因此双方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具备一定规模的战斗,双方的主力都没有受到损失。《明史》记载当时的“战绩”为:大同游击王禄战怀来,斩十七级,获马十二匹。山西游击柴缙战昌平,夺还被掳男女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聚战海店,生擒四人。正应了那句歇后语,“搭戏台,卖螃蟹,买卖不大,动静不小”,令人徒为明朝饱受羞辱而不平,又为战况荒唐而啼笑皆非。


当时的首辅严嵩在蒙古铁骑兵临城下时,命令兵部“戒勿轻战”。“不可 轻战”是严嵩在边事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严嵩曾上书嘉靖皇帝说“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俺答汗退兵后,依据协议,于十二月遣使至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脱脱至宣府,留下人质,求通贡市。这就是俺答封贡事件。


俺答封贡时宣大总督苏祐上奏说,蒙古使臣称:愿以宣大陕西各边地通行开立马市,买卖骡马牛羊。他建言在宣大、延绥、宁夏等地开市,以布帛米粮交换牛羊骡马。世宗为避免“临城胁贡”之耻,采苏祐之议,先在大同边外开设马市。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入贡事容后再议。四月间,大同马市以布缎等换马两千七百余匹。俺答贡马谢恩,朝廷回赐丝衣金带。俺答虽然尚无进贡使团,但事实上已恢复了贡赐交易。宣府和陕西开市,也都购马数千匹,边境出现安定和繁荣的局面。但是,一年之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 1552 年)初,俺答部下军兵又在大同边境侵扰。巡按御史李逢时上疏说:“俺答敢于岁初拥众入犯,可见马市之羁縻难恃。今日之计,惟大集兵马,一意讨伐。”(《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月,俺答军攻掠怀仁而去。三月,世宗下诏,停罢马市。边境战事又起。四月,明平虏大将军仇鸾领兵出塞,在威宁海袭击俺答,败阵而回。兀良哈三卫撤去边卫,俺答入境至宁远掳掠。明备御官王相战死。从此以后,俺答连年在边地攻掠。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 年)春,俺答进犯宣府和延绥;夏,犯甘肃和大同;秋,俺答大举攻掠浑源、灵丘、广昌,插箭峪、浮图峪等地,遇雨退去;不久,又以万骑入大同,纵掠至八角堡。次年春,俺答入宣府柴沟堡;夏,犯宁夏;秋,攻蓟镇边墙,百道并进,明京城戒严。嘉靖三十四年,俺答数犯宣、蓟,参将赵倾葵等战死。三十五年,俺答三万骑犯宣府。三十六年,俺答二万骑分掠大同边。三十八年,俺答入蓟镇潘家口。三十九年攻掠大同、延绥、蓟、辽诸边。四十二年春,俺答入宣府滴水崖,被大同总兵刘汉打退;冬季又大举攻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12


早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时,俺答朝贡通市的要求就被当时朝中一干腐儒以“虏情多诈”和“其请贡不可信”为由,强烈反对接受俺答朝贡和互通贸易,从而导致了边境连年兵祸。在隆庆之前,拒绝封贡互市的意见完全占了上风。俺答封贡时王崇古在上疏中就曾提到早年的朝议:“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明史》卷二百二十二) 可见嘉靖年间的朝廷舆论环境完全在主战和反对封贡互市这一方。


嘉靖三十(公元 1551 年),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


这一日,沈炼到尚宝丞张逊业处饮酒,两人彼此纵论国事。谈到严嵩,沈炼停杯痛骂,痛哭流涕。当晚回到住处,仍余恨未平,慨然叹息说:“从古到今,谁人不死?今日大奸当国,正是忠臣拼死尽言的时候,我何不上书痛劾?就是致死,也甘心情愿。”


主意已定,就细细地磨墨伸展毛笔,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缮写奏章道:昨岁俺答犯顺,陛下欲乘时北伐,此正文武群臣,所共当戮力者也。然制敌必先庙算,庙算必当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今大学士严嵩,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谄谀则曲意引之,索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则曰由我赏之,罚一人,则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隐为之地,二也;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隐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嫉贤妒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贿,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权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无余恨矣。


写到这里,读了一遍,又自念道:“夏邦谟恰也可恶,索性连他一起劾奏。”遂又续写数语,说吏部尚书夏邦谟巴结奉承行贿受贿等,并请治罪等情况。第二天就呈给了皇上。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一个锦衣卫经历,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任你笔挟龙蛇,口吐烟云,也是没有效力。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诬蔑诽谤排陷大臣”,沽名钓誉,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着锦衣卫重 打一百,捶打数十,贬职流放到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严世蕃又差人吩咐锦衣卫官校,定要将沈炼打死。


所幸的是执行官正是陆炳,他是个有主意的人,平时又敬重沈炼的节气,况且沈炼又是他相处得好的下属,因此反而更加周全照应,让执杖人打个出头棍,不怎么厉害地伤着沈炼。


几乎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南京御史王宗茂,先后弹劾严嵩,一同得罪。学诗削籍,宗茂贬官。还有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同里同官,都因弹劾严嵩而遭到谪贬,时称为上虞四谏官。此外所有忤逆严嵩的官员,都在京察大计(官员考核)时,尽行贬斥,真个是一网打尽,没有一人遗留。六年后,严嵩父子指使宣大总督杨顺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并罪及其子。严嵩以这样的手段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之臣的杨继盛也因弹劾严嵩而获罪。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 年),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他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辞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揭露严嵩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在奏章的最后,杨继盛恳求皇帝“听臣之言,察嵩之奸”。疏中所奏严嵩的罪状,严嵩无法抵赖,但严嵩毕竟老谋深算,他抓住杨继盛疏中“或问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陈嵩恶”这句话,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诬陷杨继盛与二王串通。刚愎自用的明世宗最忌讳大臣们越过他和自己的儿子们结交,生怕因此而产生逼宫,遂不问疏中揭发严嵩的罪状是否属实,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就降旨将杨继盛逮捕入狱。在下狱两年多里,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地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 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户部注籍已下,沈炼前往保安州为民。沈炼带着棒疮,即日收拾行李,带领妻子儿子,雇着一辆车子,出了城门,往保安进发。沈炼夫人徐氏,所生四个儿子:长子沈襄,绍兴府廪膳秀才,一向留在绍兴老家。次子沈衮、沈褒,随任读书。幼子沈衺,年方周岁。夫妇二人和三个儿子五人上路。满朝文武,惧怕严家,没一个敢来送行。真是“一纸封章忤庙廊,萧然行李入遐荒。相知不敢攀鞍送,恐触权奸惹祸殃。”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说。保安州明时属北直隶,在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是个塞外边远地方,不比内地繁华。异乡风景,举目凄凉,何况再加上连日阴雨,天昏地黑,倍加惨戚。想租间民房居住,又没有相识的人指引,不知 何处安身是好。


正在彷徨的时候,只见有一个人打着小伞前来,看见路旁行李,又见沈炼仪表不俗,就站住细细打量了一遍,问道:“官人尊姓?何处来的?”沈炼回答说:“姓沈,从京师来。”那人又问:“小人闻得京中有个沈经历,上奏本要杀严嵩父子,莫非你就是他吗?”


沈炼说:“是的。”那人说:“久仰久仰,幸得相会。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家离这里不远,方便的话请你携同家眷一起到我家停下,再作打算。”沈炼见他十分殷勤,只好听从了。


走了不多远就到了那人的家。这虽然不是个大大的宅院,但也精致漂亮。那人拉着沈炼来到中间堂屋,纳头便拜。沈炼慌忙答礼,问道:“请问你是哪位?为何这样待我?”那人说:“我姓贾名石,是宣府卫一个舍人。哥哥是本卫的千户,早几年去世没有留下孩子,我就因袭了职位。只是因为严贼当权,袭职者都要施以重赂,我不愿做官了。托祖宗之福,有数亩薄田,务农度日。几天前听说您弹劾严氏,此乃天下忠臣义士也。又听说您被编册受管在我们州府,我就渴望想见一面。如今天意让我们相遇,真是三生有幸!”说完又拜了下去。沈炼再三扶起,便叫沈衮、沈褒与贾石相见。贾石又叫老婆迎接沈夫人到内宅安置。从车上拿下行李,打发车夫走了。又吩咐庄客,杀猪买 酒,款待沈炼一家。贾石说道:“这样的雨天,料想您也无处去,只好在我家安歇了。请安心多饮几杯,以宽劳顿。”沈炼谢道:“萍水相逢,就承蒙你款待住宿,如何敢当啊!”贾石道:“农庄粗粮,别嫌弃简单怠慢。”当日宾主互相敬酒,无非说些感慨时事的话。两人说得情投意合,大感相见恨晚。


过了一夜,次日一早沈炼起身,对贾石说:“我要寻所房子,安顿老小,烦请您指引。”贾石问:“要什么样的房子?”沈炼道:“只要像你们家的这一处房子,我就十分满意了,租价但凭你说定就行。”贾石说:“没关系。”出去转了一圈,回来道说:“租赁房屋倒是有的,只是龌龊低洼,一时难得中意的。您不如就在草舍权且暂住几天,我领着家小,到我岳父家去住着,等您还朝,我再回来,岂不稳当方便。”沈炼道:“已经承蒙你厚爱,岂可再占据你的家宅!这事绝对不行。”


贾石道:“我虽是村农,也知道好坏。我仰慕您是忠义之士,想为你执鞭坠镫也不能。今日天幸降临,就让这几间草房送与您做寓所,也略表我的一点敬贤之心,不要推辞。”说完,立刻吩咐庄客,推车,牵马,带驴子,一伙人把细软家私搬去,其余的生活用品,都留给沈炼日用。沈炼见他慷慨直爽,甚感过意不去,要与他结义为兄弟。贾石道:“我是一介村农,怎敢越位攀上贵戚?”沈炼道:“大丈夫意气相许,哪有贵贱?”贾石小沈炼五岁,就拜沈炼为兄;沈炼教两个儿子拜贾石为义叔;贾石也唤妻子孩子出来都相见了,两家成了亲戚。


贾石陪沈炼吃完饭,便带着妻子孩子到妻舅李家去了。自此沈炼就在贾石家住下了。时人有诗感叹贾舍人借宅之事,诗曰:倾盖相逢意气真,移家借宅表情亲。世间多少亲和友,竞产争财愧死人!


保安州父老,听闻沈经历为上本参奏严嵩老贼遭贬斥到这里,人人敬仰,都争相前来拜望。有运柴运米相助的;也有携带酒菜来请沈炼吃的;还有遣子弟拜于门下听教的。沈炼每日与这些地方上人,讲论忠孝大节及自古以来忠臣义士的故事。说到关键处,有时毛发倒竖,拍案大叫;有时悲歌长叹,涕泪交流。地方上的老老小小,听了无不欢喜。有时唾骂严贼,地方上的人齐声附和,当中如果有不开口的,大家就骂他是不忠不义。


一时高兴,以后就习以为常。又听说沈经历文武全才,都来和他学射箭。沈炼让人把稻草扎成三个偶人,用布包好做成三个稻草人,一个写上“唐奸相李林甫”,一个写上“宋奸相秦桧”,另一个写上“明奸相严嵩”,把那三个稻草偶人做个射鹄。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声骂道:“李贼看箭!”秦贼、严贼,都是如此。北方人性子直,被沈经历说得热闹了,全不考虑到严家知道。世间有权势之家,报新闻的极多。早有人将此事报知严嵩父子。


严嵩父子深以为恨,商议要找个理由杀掉沈炼,才能免去心腹之患。适时正值宣大总督空缺,严嵩便吩咐吏部,让把这缺给他门下干儿子杨顺去做。吏部依言,就将杨侍郎杨顺差往宣大(即宣府、大同)任总督。杨顺前往严府拜辞,严世蕃置酒送行,席间屏退旁人耳语,托他要查沈炼过失。杨顺领命,唯唯而去。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 1557 年),杨顺到任不多时,遇上大同鞑虏俺答,率众入侵应州(今山西应县)地方,连破了四十余堡,掳去百姓无数。杨顺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鞑虏去后,方才遣兵调将,为追袭之计。杨顺情知丧失时机恐怕降罪,就秘密告谕将士,搜获避兵的平民,将他们剃头斩首,充做鞑虏首级,解往兵部报功。一时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


沈炼闻知其事,心中大怒,写书一封,教中军官送给杨顺。中军官晓得沈经历是个揽祸的太岁,书中不知写什么话,哪里肯替他送信。沈炼就穿了青衣小帽,在军门等候杨顺出来,亲自投递。杨顺接来看时,书中大略说道:“一人功名事极小,百姓性命事极大。杀平民以冒功,于心何忍?况且遇鞑贼止于掳掠,遇我兵反加杀戮,是将帅之恶,更甚于鞑虏矣!”


杨顺见书大怒,扯得粉碎。


同时沈炼又作了一篇祭文,率领门下子弟,备了祭礼,望空祭奠那些冤死之鬼。又作《塞下吟》云:云中一片虏烽高,出塞将军已著劳。不斩单于诛百姓,可怜冤血染霜刀。又诗云:本为求生来避虏,谁知避虏反戕生!早知虎首将民假,悔不当时随虏行。


杨顺手下有个心腹指挥,姓罗名铠,抄得此诗和祭文,密献于杨顺。杨顺看了,愈加怨恨,遂将第一首诗改窜数字,诗曰:云中一片虏烽高,出塞将军枉著劳。何似借他除佞贼,不须奏请上方刀。


写就密书,连改诗封固,就差罗铠送与严世蕃。书中说:“沈炼怨恨相国父子,阴结死士剑客,要乘机报仇。前番鞑虏入寇,他吟诗四句,诗中有“借虏除佞”之语,意在不轨。严世蕃见书大惊,即请心腹御史路楷商议。路楷曰:“我愿前往宣卫府,为相国了却这件大事。”严世蕃大喜,即吩咐都察院差路楷作为巡按大人前往宣府。临行严世蕃治酒款别,说道:“烦寄语杨公,同心协力,若能除却这心腹之患,当以侯伯世爵相酬,决不失信于二公。”路楷领受。


不到一日,路楷带了钦差之令来到宣府,到任与杨总督相见了。


路楷遂将严世蕃所托之语,一一对杨顺说了。杨顺道:“学生为此事朝思暮想,废寝忘餐,恨无良策,以置此人于死地。”路楷道:“彼此留心,一来不能辜负了严公父子的托付,二来自己富贵的机会,不可错过。”杨顺道:“说 得是,倘有可下手处,彼此相报。”


杨顺想着路楷说过的话,一夜不睡。次日早上坐堂,只见中军官报道:“今有蔚州卫拿获妖贼二名,解到辕门外,伏听钧旨。”


杨顺道:“传进来。”解官磕了头,递上文书。杨顺拆开看了,呵呵大笑。这两名妖贼,叫做阎浩、杨胤夔,系妖人萧芹之党。原来萧芹是白莲教的头儿,向来出入虏地,惯以烧香惑众,哄骗虏酋俺答,说自己有奇术,能咒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颓。虏酋愚甚,被他哄劝,尊为国师。其党数百人,自为一营。俺答几次入寇,都是萧芹等为之向号,使中原屡受其害。先前史侍郎做总督时,遣通事重赂虏中头目脱脱,对他说道:“天朝情愿与你通好,用我们的布匹粟物换你们的马,名为‘马市’,两下息兵罢战,各享安乐,此是美事。只怕萧芹等从中作梗,和好不了。这个萧芹原是一个无赖小人,全无法术,只是狡伪,哄诱你家,抢掠地方,他好从中取利。俺答汗若不信,可要萧芹试其法术。若真的喝得城颓,咒得人死,那就理当重用。若咒人人不死,喝城城不颓,显然是欺诳,何不缚送我天朝?我天朝感俺答汗之德,必有重赏。‘马市’一成,岁岁享无穷之利,煞强如抢掠的勾当。”脱脱点头说“是”,对俺答汗说了。俺答汗大喜,约会萧芹,要将千骑随之,从右卫而入,试其喝城之技。萧芹自知必败,改换服色,连夜脱身逃走,被居庸关守将盘诘,并将其党羽乔源、张攀隆等拿住,解到史侍郎处。招称妖党甚众,山陕畿南,处处俱有,一向分头缉捕。今日阎浩、杨胤夔亦是有名妖犯。杨顺见获解到来,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二者要借这个题目,牵害沈炼。


当晚就请路御史来后堂商议:“别的事情奈何不了沈炼,只有白莲教通虏一事,是皇上所最震怒的。如今只要在妖贼阎浩、杨胤夔招供中,窜入沈炼名字,只说阎浩等平日师事沈炼,沈炼因失职怨恨,教阎浩等煽妖作幻,勾虏谋逆。天幸今日被擒,乞赐天诛,以绝后患。先用密禀,禀知严家,教他叮嘱刑部作速复本。料想这样一来沈炼必无法逃命了!”路楷称妙!


这白莲教是中国民间宗教。由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白莲社发展而来。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主持者既有僧侣,亦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昭)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元代,白莲宗逐渐流行,至大元年(公元 1308 年)遭禁,仁宗即位(公元 1311 年)后,曾获合法地位。但至英宗即位(公元 1321 年)又遭限制,故各地白莲宗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其入教者多为下层群众,其教义崇尚光明,认为光明定能战胜黑暗。元代称白莲会、白莲宗,至明代始称白莲教。其教派名称随时随地变化,明代有闻香教、大乘教清茶门等名目,清代有清水教、儿卦教、天理教等名 目。元、明、清三代,农民以此作为组织斗争、对抗官府的工具,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弥勒下生”相号召,发动起义。元末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皆以白莲宗聚众起事,明代永乐时的唐赛儿、天启时徐鸿儒、清嘉庆时姚之富、林清、李文成,乃至清末的义和拳等皆以白莲教教主身份为起义领袖。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四“小明王之立”:“有韩山童者,栾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徒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平徐鸿儒”:“(徐鸿儒)以白莲教惑众,党数千人,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妖狐断尾令藏之招人,人闻异香,多归附之,号闻香教。”又:“四川亦有白莲妖贼洪众、刘就应选、白仙台等助贼蜂起。”


杨顺、路楷两人当时就商量了本稿,约齐了同时发本。严嵩先见了本稿及禀帖,便教严世蕃传话刑部。尚书许论,是个疲软没用的老头,听见严府吩咐,不敢怠慢,连忙复本,依杨、路二人之议。圣旨下:妖犯着本处巡按御史即时斩决。杨顺荫一子锦衣卫千户,路楷纪功,升迁三级,俟京堂缺推用。


杨顺自发本之后,便差人秘密将沈炼拿下囚禁。慌得徐夫人和沈衮、沈褒没时间细想,急忙找义叔贾石商议。贾石道:“此必杨、路二贼为严家报仇之意,既然下狱,必然诬陷以重罪。两位公子应立即逃窜远方,等待严家势败,方可出头。若住在此处,杨、路二贼,决不干休。”沈衮道:“未曾看得父亲下落,怎么可以走呢?”贾石道:“尊大人犯了对头,肯定不可能保全了。公子以宗祀为重,岂可拘于小孝,自取灭绝之祸?可以劝令堂老夫人,早作打算远离以保全身之计。尊大人处贾某自当央人照顾,不用你牵挂。”兄弟俩便将贾石之言,对徐夫人说了。徐夫人道:“你父亲无罪陷狱,何忍弃之而去!贾叔叔虽然相厚,终究是个外人。我料杨、路二贼奉承严氏,也不过与你爹爹作对,终不然要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亲倘然身死,骸骨无收,万世骂你做不孝之子,何颜在世为人啊?”说完,大哭不止。沈衮、沈褒齐声恸哭。贾石闻知徐夫人不允许远离,叹息而去。


过了数日,贾石一打听,果然牵入白莲教之党,问成死罪。沈炼在狱中大骂不止。杨顺自知理亏,只恐临时处决,怕他在众人面前毒骂,就预先向狱官下令以得病为由拿取病状,将沈炼杀害在狱中。贾石将这个情况报给徐夫人,母子痛哭,自不必说。又亏贾石多有熟识的人,买出尸首,嘱咐狱卒:“若官府要尸首示众时,拿个假的对付一下。”却瞒着沈衮兄弟,私下备棺盛殓,埋于隙地。完事之后,方才向沈衮说道:“尊大人遗体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后,才可以指点,现在不可泄漏。”


沈衮兄弟感谢不已。贾石又苦口劝他弟兄二人逃走。沈衮道:“我们自知 久占叔叔的住宅,心上不安。可是家母的意思,等是非稍定,搬回灵柩,因此迟延不决。”贾石怒道:“我贾某生平,为人谋而尽忠。今天所说的,全是为你们家族着想,岂是因为久占住房,才让你们起身的。现在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敢相强。只是我有一件小事,即将出远门,有一年半载不会回来,你母子就安心住就是了。”看着墙上贴得有前后《出师表》各一张,乃是沈炼亲笔楷书。贾石道:“这两幅字可揭来送我,一路上做个纪念。他日相逢,以此为信。”沈衮就揭下二纸,双手折叠,递与贾石。贾石藏于袖中,流泪而别。原来贾石算定杨、路二贼,用心不善,虽然杀了沈炼,未肯干休。自己与沈炼相厚,必然累及,所以预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同宗家暂时居住。


那路楷见刑部复本,有了圣旨,便将阎浩、杨胤夔斩讫,并要割沈炼之首,一同枭示。沈炼真尸已被贾石买去了,官府也辨验不出。


杨顺看见只荫一子锦衣卫千户,心中不满,便问路楷说道:“当初严东楼(严世蕃号东楼)许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爵相酬,今日失言,不知何故?”路楷沉思半晌,答道:“沈炼是严家紧对头,今只杀其身,还没有波及其子。斩草不除根,萌芽复发。相国不足我们之意,想在于此。”杨顺道:“若如此,何难之有?如今再上个本,说沈炼虽诛,其子亦宜知情,还该坐罪,抄没家私,庶国法可伸,人心知惧。再查得他同射草人的几个狂徒,以及借屋给他住的,一齐拿来治罪,出了严家父子之气,那时再将前言取赏,看他有何推托。”路楷道:“此计大妙!事不宜迟,趁他家属在此,一网而尽,岂不快哉!只怕他儿子闻风逃避,却又费力。”杨顺道:“高见甚明。”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再写禀帖到严府知会,自述孝顺之意;一面预先行牌保安州知州,要用心看守犯属,勿叫逃逸。只等旨意批下,便去行事。诗曰:破巢完卵从来少,削草除根势或然。可惜忠良遭屈死,又将家属媚当权。


再过数日,圣旨下了。州里奉着宪牌,差人来拿沈炼家属,并查平素往来诸人姓名,一一捉拿。只有贾石先经出外,只得将在逃上报。此可见贾石的机敏。时人有诗赞云:义气能如贾石稀,全身远避更知几。任他罗网空中布,争奈仙禽天外飞。


杨顺见拿到沈衮、沈褒,亲自审问,要他俩招供通虏事实。二沈高声叫屈,哪里肯招?被杨顺严刑拷打,打得体无完肤。沈衮、沈褒熬不过,双双死于杖下。其同时拿到的犯人,都坐个同谋之罪,累死者何止数十人。幼子沈衺尚在襁褓,免罪随着母徐氏,流放到云州(今山西大同)极边,不许在保安居住。路楷又与杨顺商议道:“沈炼长子沈襄,是绍兴有名秀才,他必然衔恨于我辈。不若一并除之,永绝后患,亦要相国知我用心。”杨顺依言,便行文浙江,提钦犯沈襄问罪。又吩咐心腹经历金绍,选择有才干的差人,带着文书前 去,嘱咐他中途伺机谋害,讨个病状回缴。事成之日,差人重赏,金绍越级提拔。


金绍领了台旨,急切回府,认真地选了两名公差:张千、李万。赏了他俩酒饭,取出私财二十两相赠,让他俩带着文书到绍兴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松,回来还有重赏;若是怠慢,总督老爷衙门不是取笑的。张千、李万收了银两,谢了金经历。领了公文,急忙上路,往南进发。


沈炼长子沈襄,号小霞,是绍兴府学廪膳秀才(享受饭食待遇的)。他在家听说父亲以言事获罪,发往口外为民,甚是挂怀,欲亲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无人主管,行止两难。忽一日,本府差人到来,不由分说,将沈襄锁缚,解到府堂。知府把文书给沈襄看了,就将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嘱他一路小心。沈襄此时方知父亲及二弟俱已死于非命,母亲又远徙极边,放声大哭。哭出府门,只见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搅作一团地啼哭。原来文书上有“奉旨抄没”的话,本府已差县尉封锁了家私,将人口尽皆逐出。沈襄听说,真是苦上加苦。霎时间亲戚都来与小霞话别,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少不得说几句劝解的言语。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银子,送与二位公差,求他们路上照顾女婿。公差嫌少不受。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子一对,才收下。


张千、李万初时还好言好语。过了扬子江,就渐渐难为沈襄了。又行了几日,就要到济宁府地界上,过去便是太行山、梁山泺(泺是泊的古体),一路荒野,都是响马出入之所,而两个差人又在不住的交头接耳,私下商量说话,沈襄便寻求脱身之计。他想到济宁府东门内,有个冯主事丁忧在家,此人最有侠气,是沈襄父亲极相好的同年,去投奔他,他必然相纳。次日早起上路,沈襄借拜访年伯为名逃到了冯主事府。


而总督杨顺、御史路楷,两个日夜商量奉承严府,指望旦夕封侯拜爵。谁知朝中有个徐阶的门生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得知杨顺横杀平民冒功之事,把他尽情劾奏一本,并劾路楷朋奸助恶。明世宗正当设醮祝釐听说杀害平民,大伤和气,龙颜大怒,着锦衣卫押解来京问罪。严嵩见明世宗发怒,一时来不及救护,也幸亏他从中调停,止于削职为民。


沈襄在冯主事家的复壁之中,住了数月,外边消息无有不知,都是冯主事打听来告诉他的。过了年余,已知张千病死,李万逃了,这公事渐渐搁下了。冯主事特地收拾内书房三间,安排沈襄在内读书,只不许出外,外人亦无有知者。冯主事三年孝满,因为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复做官,沈襄在冯主事家一住就是八年。


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五月,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儿子严世蕃按礼制应回乡守孝三年,虽然明世宗应严嵩的奏请,准许严世蕃留京,但他在居丧期间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拟。严嵩此时已有八十余岁,老朽昏聩,他所作的票拟往往言语不清,前后矛盾,他所进献的青词也都是别人代写,这些多不称明世宗的心意,遂对严嵩渐渐心生不满,后来又听说严世蕃贪虐淫纵,对其父子更感厌恶。


这时,严嵩可谓是祸不单行,自己不得皇帝的欢心不说,还与时任次辅的“甘草国老”(海瑞语)徐阶发生了渐趋白热化的争斗。徐阶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权略的人,精明不在严嵩之下,他感觉到明世宗对严嵩态度的微妙转变。这几年来严嵩的确老了,精力大不如以前,奏对也越来越不称圣意,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也就一直往下掉。而徐阶被迫韬光养晦了好几年,现在皇帝的恩宠逐渐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他就试着出奇制胜扳倒严嵩。


大臣听皇帝的,但皇帝又听神仙的,谁能代表神仙呢?道士。徐阶便向明世宗推荐了一名来自山东的名叫蓝道行的道士,此人的特长是会降紫姑扶乩。道教山山有仙,处处有神,据说紫姑的乩语最灵。在扶乩之前,皇帝把所问之事写在纸上密封好,让太监带到扶乩之所焚烧,再请神仙降临以乩语答复。如果乩语不准,皇帝不是怪道士不灵,而是责备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愿降临。这么给怪罪几次,太监们也学乖了,烧以前先偷看皇帝所问的内容,再转告蓝道行,这样降下的仙语自然是百发百中,句句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皇帝也就对蓝道行的道行深信不疑。宫外呢有徐阶在通风报信。严嵩将有密札呈奏皇帝,徐阶先派人通知蓝道行,扶乩的时候就预言说:“今日有奸臣奏事。”皇帝正在纳闷谁是奸臣,严嵩的密札送到了,严嵩也就成了神仙口中的奸臣。神仙的话,皇帝能不信吗?


一次,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明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明世宗心有所动。


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皇帝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忽然起了大火。把永寿宫烧得一干二净。皇帝暂时搬到了玉熙殿,见那里又狭窄又潮湿,很不满意,便宣召内阁大臣询问;严嵩竟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禁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明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永寿宫。第二年三月,永寿宫如期修复,皇帝将其改名万寿宫,大庆五日,大赏诸臣,徐阶加官少师,与严嵩平起平坐了;而严嵩仅加禄百石。这样,徐阶在明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渐有取代严 嵩之势。这件事成了严嵩晚年命运的转折点。


严嵩失宠,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以《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疏明世宗弹劾严嵩。嘉靖四十一年(公元 1562 年)五月,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同年六月二日,严嵩满怀悲伤,出了北京广渠门,沿着运河南下,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了阔别四十余年的故乡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今江西分宜县)。严世蕃谪戍雷州卫(今广东海康)。严世蕃在谪戍雷州途中只走到广东南雄(今广东南雄)就跑回江西老家,本性难移,继续作恶多端,并不韬光养晦,而是大动土木,兴建私宅,这样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一天,袁州府推官郭谏臣有公事到严府,见到上千名工匠正在修建园亭,督工的家奴对他非常无礼,甚至还有人向他投掷瓦砾。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回去后干脆向巡江御史林润告发严家聚众练兵,准备谋反。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 1564 年)十一月,严世蕃的同党罗龙文也从戍所逃回了徽州(今新安江流域的歙、黟一带)老家,两人来往密切。这位罗龙文是倭寇首领王直(《明史》中把王直改成汪直,有《汪直传》)的姻亲,曾经奉总督胡宗宪之命出海招降。林润接到郭推官的告发后,把故事编得完整了一点,向皇帝控告这两个人以建造府第为幌子,聚众四千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这是谋反大罪,皇帝自然极其重视,立即下诏速将严世蕃、罗文龙拿来问罪。那时候严世蕃之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闻讯赶快派人赶在圣旨下达之前到家乡报警。严世蕃得报,想逃回戍所,却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中,被逮住了,解往京师。


严世蕃二进宫了,却也并不怎么惊慌,“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有的是计策。自己贪污受贿,天下人均知,想赖也赖不掉,但是“皇上只要人干事,不怪人爱钱”,认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初邹应龙告发他的不就是“贪污误国”吗?最多再流放一次罢了。“聚众谋反”、“通倭”的罪名那才是最可怕的,不过也没什么证据,其实根本就是捏造的,应该不难洗刷清楚。最好,是让三法司连带判决严嵩害死沈炼、杨继盛,这两个案子乃是皇帝亲自定的,要是让皇帝觉得三法司想为沈、杨翻案,审官和囚犯的位子恐怕就要掉个个儿了。计谋已定,他便命其党徒四处宣扬:不好了,要是三法司把沈炼、杨继盛二案翻出来,严世蕃就死定了。


负责此案的三法司刑部尚书黄光先、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在判决中大书特书严氏父子迫害沈、杨。写好了,在上奏之前照例送给首辅徐阶过目。徐阶将三人领入内室,屏退左右,问道:诸君觉得严公子该不该死?


三人异口同声回答:死有余辜!徐阶又问:那么你们是要他活还是要他死呢?三人答道:正是要他为沈、杨偿命啊。徐阶连连摇头:严嵩害死了沈、杨不假,但那都是领过圣旨的。皇上是最英明的,绝不会错。诸位的这份判决呈上去,皇上疑心三法司是在怪罪皇上,必定震怒,大家都免不了要被问罪,而严公子也就大模大样地出都门回家了。三人愕然,赶忙请教徐阶怎么修改。徐阶说:只要以林润的奏疏为底稿,再把聚众谋反这一条发挥发挥就行了,事不宜迟,稍迟就会发生变故。三人就请徐阶主笔,徐阶微微一笑,从袖中取出底稿:早就写好了,各位以为如何?三人看了,连声说好,马上叫来吏员誊清,这份致严世蕃于死地的判决书就从徐阶相府递了出来。


第二年案结,严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嘉靖四十五年(公元 1566 年)四月,一代奸臣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


严世蕃临刑时,沈炼所教过的一个保安子弟在一块锦帛上写上沈炼姓名和官爵,持入刑场。看到严世蕃断头,大声呼喊:“沈公可瞑目矣!”恸哭而去。


同年十二月,明世宗因服丹中毒驾崩,第三子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隆庆初年,赠恤嘉靖时建言得罪已故诸臣。以杨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给予祭葬,任命一子为官。后来又从御史郝杰之言,在保定建祠,名旌忠。赠沈炼光禄少卿,沈襄忠而获罪,准予复原,并进一级,以旌其直。妻子召还原籍;所没入财产,府县官照数给还。沈襄食廪年久准贡,敕授知县之职。沈襄复上疏谢恩,疏中奏道:“臣父炼向在保安,因目击宣大总督杨顺,杀戮平民冒功,吟诗感叹。适值御史路楷,因受严世蕃之嘱,巡按宣大,与杨顺合谋,陷臣父于极刑,并杀臣弟二人,臣亦几于不免。冤尸未葬,危宗几绝,受祸之惨,莫如臣家。今严世蕃正法,而杨顺、路楷安然保首领于乡,使边廷万家之怨骨,衔恨无伸;臣家三命之冤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肃刑典而慰人心也。”给事中魏时亮、陈瓚也相继论杨、路二人。圣旨准奏,复提杨顺、路楷到京,问成死罪,监刑部牢中待决。明熹宗天启初年,沈炼谥忠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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