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辂[lù]（1414年3月16日－1486年8月17日），字宏载，号素庵，明淳安芝山(今里商乡里商村)人。宣德十年(1435)乡试、正统十年(1445)会试以至殿试皆第一。历仕英宗、代宗、宪宗三朝，累官至内阁秩一品事，为一时名臣。

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役”败绩，英宗被俘，瓦刺也先驱部大举入侵，人心惴惴。商辂偕群臣具本，恳请郕王即帝位，是为代宗。时有侍讲徐珵倡言南迁，商辂与兵部侍郎于谦上疏抗言：“京师为天下根本，若一动，宋南渡之事可鉴也。一步得离此!”至敌临城下，商辂与二三大臣统筹经略战守事。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朱祁镇被送还北京，代宗表面上热烈欢迎“太上皇”，暗地里串通心腹，废除了英宗儿子朱见深的皇储地位，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代宗惟恐大臣们不从，各赐金银元宝，一时升迁者甚众，致有“满朝皆太保，一部两尚书”之谣。唯独商辂拒不接受皇上所封“保傅”之职，表明了他在“易储”问题上的持正立场。天顺元年(1457)正月，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在一些旧臣的勾结拥载下，乘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一举复辟成功。英宗重新执政后，第一个召见商辂，与商国是。在用人问题上，英宗提出，“像陈循这样的人不能用”;而商辂却向皇上进言，“陈循历事累朝，老成练达”，更何况“陛下初复大位，宜新天下耳，不宜有此议”。英宗听取了商辂的意见，任用如故。时有石亨、张輗、张辄、杨善等窃弄权威，势焰可畏，商辂从容不迫，与他们辩论不已。因此，石亨辈忌恨商辂，屡加弹劾，大肆诬陷，终因于谦事牵连下狱，最后被削职除名，贬斥为民，时年仅44岁。在罢官居家的十年中，多在深洞岭下“仙居书屋”赋诗自娱，并悉心募工，凿山开道，去险就夷，为乡梓做好事。成化二年(1466)，宪宗朱见深召辂复出，以故官入内阁参与机务。不久，言官林诚、胡琛等交章诋毁商辂，说皇上不当用他。宪宗不信谗言，即升商辂为兵部尚书，兼职如故;同时，要加罪林诚、胡琛等人。商辂忙向宪宗进言：“臣尝请优容言者，奈何因论臣复责言乎?”宪宗喜曰：“真大臣也!”

商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他直言持正、刚正不阿。景泰间，“塞上腴田为势豪侵据，商辂请还之”;乾清宫门火灾，工部请采木川、湖，商辂极力劝阻稍缓;开封、凤阳诸府饥民流徙济宁、临清，商辂招垦畿内八府，给粮种，使民有所养。成化间，周太后管庄内吏侵占民间地产，众民与内吏械斗。太后大怒，“欲尽徙苏民之边者，计八十余家”。司礼太监将本下东阁会议，商辂据理力争：“天子以天下为家，何以庄为?”“只有内吏侵占民地，未有平民百姓敢侵占官地者”。众民遂得安宁，而免徙边庭。成化十四年(1478)，司礼太监汪直设西厂，横恣无比，权顷朝野。商辂上疏抗言，力罢西厂。先是宪宗览疏不悦，认为“朕用一内臣，焉得系国安危乎?”于是传旨诘责甚厉。商辂力谏：“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取问。汪直辈擅自抄收三品以上京官，擒械南京留守大臣，害得大臣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旅行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如此辈不黜，国家危乎、安乎?!”遂立命撤去西厂。不久，汪直心腹韦瑛等，亦坐“诬缉妖言”而斩于市，人心大快。事隔不多久，终因得罪宦官，以“疾作休致”而辞归故里。后居家十年而卒，赠太傅，谥文毅。著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蔗山笔尘》，以及所纂《宋元通鉴纲目》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