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初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父苏洵，弟苏辙，宋仁宗嘉祐二年(1056)与苏轼同应进士考试，主考欧阳修并予录取，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父子三人合称“三苏”，都列入唐宋八大家。苏轼中进士后，在嘉祐六年又应试制科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任满因父丧归里守孝三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还朝，正逢王安石变法，苏轼连续上书申述不同主张，不被采纳，要求外放为官。熙宁四年至元丰初年(1078)，先后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官职。元丰二年，何正臣等从苏轼诗文中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攻击神宗，“包藏祸心”，构成文字狱“乌台诗案”，将苏轼逮捕入狱。出狱后，贬官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改贬汝州。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苏轼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因不同意司马光及旧党不加区别地废除新法，在元祐四年出任杭州太守。任满召回，又因上书被出为颍州、扬州、定州等地太守。绍圣元年(1095)，哲宗执政，起用新党，贬斥元祐旧党，苏轼又被视为旧党，贬英州、惠州，直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元狩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还。次年在常州去世。追谥文忠。苏轼一生政治道路坎坷，但在文学艺术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文汪洋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书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得天真烂漫之趣，为“宋四家”之一。善绘竹，也喜作枯木怪石，有较强的表现力。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巨人。
苏轼主张“寓意”说，即：“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他视书法为调节生活的一种高雅游戏。但苏轼的寓意，坚持自出新意，变法出新，不计较于工拙，不必矜意做作。另外，苏东坡在《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中揭示了书法的一条重要法则，即：“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就是说，学习书法不能仅靠苦练就能通神，需要有高度的文化素养，要多读书。
在中国书法史上，苏轼是真正能把理论与创作珠联璧合于一体的第一人。他不仅创造出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的书法杰作，而且以其鲜明的书法观念在当时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他倡导出一代“尚意”新风。这种新书风前无古人地张扬了个人的主观意志的作风，显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苏轼提出的“意造无法”思想是这一书风的精神支柱，这一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在他之后，他的得意弟子和知心朋友黄庭坚继其衣钵，成为尚意书风的又一扛鼎人物。宋代另一大家米芾虽然走的是一条“集古为新”的道路，但其张扬意志、淋漓痛快的书风也明显受苏东坡的影响。
苏轼的书法丰腴饱满，浓墨重彩，字形扁平，用笔上采取偃卧手法，追求自然天真，不事雕琢的艺术境界。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表忠观碑》、《祷雨帖》、《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黄州寒食诗帖》等，其中《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苏轼文学理论的独到贡献是，把作者道德文章一体发展为创作自身具有内容与形式一体的客观特性，强调作者从事创作的职责和本事在于深入认识客观事物，予以如实的恰到好处的完美表现。他强调其父苏洵的观点，“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指出“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是客观事物自身固有的，人们不能创造或增损。因而“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江行唱和集叙》)，强调内容与形式一致，作品有社会效用，“务会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书》)。他认为诗文都须“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凫绎先生文集叙》)，反对说空话，批评“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答王庠书》)。正因对内容有深刻认识，所以对形式也有相应把握。他指出，把孔子“词达”理解为“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一种误解。”认为“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如果“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甚至“了然于口与手者”，是“千万人而不一遇”的极难的工夫，所以“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他一再说，创作“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说》、《答谢民师书》)，至于具体形象，则“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或者像“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是随着作者对客观事物内容的认识而定的。这样的文章是“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从“文理自然”的内容形式一体论出发，苏轼强调诗文创作的独到认识和独特风格，反对王安石要求思想统一，指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对于诗文艺术，他主张“词理精确”与“体气高妙”结合(《书子由超然台赋后》)，推崇如书画般“妙在笔墨之外”，赞同晚唐司空图“咸酸之外”的见解(《书黄子思诗集后》)。因而在肯定韩愈的“豪放奇险”的同时，他更赞扬陶渊明、柳宗元及韦应物的“温丽靖深”，欣赏“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枯淡”风格(《评韩柳诗》)，做到“境与意会”(《题渊明饮酒诗后》)，同时“有写物之工”(《评时人写物》)，写出事物的独特形象。在语言上，他早于黄庭坚提出了“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题柳子厚后》)的主张，反对“好奇务新”的形式追求。
苏轼著作众多。通行有诗文合集《四部备要》本的《东坡七集》，诗集有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文集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