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鹏(1801-1844)近代诗人。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二年(1822)中举。次年中进士，授礼部主事。曾任军机章京。旋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郎中。擢山东道监察御史，议论风发，勇于言事，一月之中而3上奏章。以触犯清朝宗室尚书，叱辱满族官员而被罢御史，改任户部员外郎。鸦片战争时期不在御史之位，仍请户部尚书转奏条陈，建言30事。平生以负才敢言出名，毁誉交加。死后，曾国藩撰挽联曰：“著书累百千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一十八省，名亦随之。”王之春以为“数言纪实，写尽其人”(《椒生随笔》卷4)。

汤鹏诗兼工各体而多产，道光十八年(1838)已有诗3000多首，而删存2000多首。其诗题材广泛而以抒发内心感慨不平之气为其特色。如《咏怀四十首》有句曰：“朱丝弦在钟期死，流水高山不可弹。”“蛾眉有憾供谣诼，骏骨无媒失翥骞。”《初值枢禁》：“十年蠖屈才名老，五色鸾翔禁掖尊。”《拨闷六首》：“千秋一剑独苍茫，宦海飘如未泊航。 ”《友人席上醉后作》：“屈悲贾愤太摧颓，两鬓飘飘白雪来。只有杜康如我意，飞腾三万六千杯。”其诗集竟博得53人题赞，亦属罕见。林则徐曰：“海秋之诗无体不工。四言出入于《风》、《雅》、《颂》。五言始而希踪韩、杜，既而陶、阮、鲍、谢，皆在伯仲之间。七古则寓妥帖排奡之力于淋漓跌宕之中，合太白、昌黎为一手。五、七律，五、七绝均嗣响唐人。至其所为琴操、古歌谣，则尤备古人所不及，为今人之所不能为。”(《〈海秋诗集〉跋》)张际亮曰：“观其才气之纵溢，骨力之雄奡，声情之激壮，思理之浩窅，出入《骚》、《雅》，包举汉、唐，洵近代之所希也。”(《〈海秋诗集〉跋》)著有《海秋诗集》、《浮邱子》、《学术明林》、《七经补疏》、《止信笔初稿》、《四书艺》 和《古今体诗》等。

鸦片战争时间，上书反对英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对鸦片大量输入引起的“银荒”，主张以赋税征收实物的办法来解决，认为“毋弃民所有，则粟不贱。 毋苛民所无，则银不贵。”(《浮邱子·医贫》) 并以古代赋税征粟而不征银的情况对自己的主张进行论证：“古之征于民也粟，今之征于民也银，是故银势积重，粟势积轻。” (同上) 关于对外贸易及经济往来，主张应“严中外之防”，毋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毋损中华之利而苛与之。” (同上) 甚至认为“毋苟取，则能直其词以锄不顺。 毋苟与，则能大其坊以塞无厌”，“锄不顺则榛梗化”，“塞无厌则觊觎消” (同上)，表明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认识还极其肤浅。认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是“患贫”，从古代儒家关于“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理财思想出发，认为当时中国所以患贫，在于生产者少而消费者众，主张尽量使“浮民”参加农业生产。将出现大量浮民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土地兼并，据此提出“申名田之限以黜兼并”(《浮邱子·尚变》) 的主张，认为“限民田则均贫富，均贫富则抑兼并，抑兼并则鲜流亡。如是者国无贫。”(《浮邱子·医贫》)反对封建政府经营商业，强调“货出于市，毋出于官”(同上)，要求废除当时官商勾结垄断食盐的“纲盐”制度，而代之以一般商人领票纳税后自由贩销食盐的“票盐”制度。也反对官府及贵族官僚经营高利贷，要求他们“毋收责，毋率贷” (同上)。主张减轻或废除各种工商税，以利于私人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医贫除增加社会生产外，还须去奢崇俭，节制消费，处在封建社会不同等级的人，应有严格不同的生活消费标准，超越标准的行为不但是经济上的“奢”，而且是政治上的“僭”，应予坚决制止。对封建上层统治阶级人物，也要求适当予以约束，使“宫禁之用毋滥，官封之用毋滥，兵卫之用毋滥，边鄙之用毋滥，凶荒之用毋滥，仓促非常之用毋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