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早年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游历西北、东南各省。甲午中日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振，倡立学社，鼓吹改良。1898年应征入京，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戊戌政变时遇害。著有《仁学》等文。

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部、河南省和山东省之一部)、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清·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卷四)

今年(1898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稍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清·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卷四)

【评】这是对谭嗣同积极参与变法的有关记述。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清·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卷四)

君资性绝特，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日新为宗旨，故无所沾滞;善能舍己从人，故其学日进。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往，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挂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又散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中。

清·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卷四)

《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

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因挂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一言不敢发。充其极也，乃至见孺子入井而不怵惕，闻邻榻呻吟而不动心，视同胞国民之糜烂而不加怜，任同体众生之痛痒而不知觉;于是乎大不仁之事起焉。故孔子绝四，终以毋我。佛说曰：“无我相。”

今夫世界乃至恒河沙数之星界，如此其广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类，初有生物，乃至前此无量劫，后此无量劫，如此其长;我之一身，数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质，如此其复杂;我之一身，分合六十四原质中之各质组织而成，如此其虚幻。然则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可爱之有?既无可私，既无可爱，则毋宁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

盖大仁之极，而大勇生焉。顾婆罗门及其他旧教，往往有以身饲蛇虎，或断食，或卧车辙下求死，而孔、佛不尔者，则以吾固有不忍人之心。既曰不忍矣，而洁其身而不思救之，是亦忍也。故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古之神圣哲人，无不现身于五浊恶世，经历千辛万苦者。此又佛所谓“乘本愿而生”，孔子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也。

烈士发为众生流血之大愿也久矣。虽然，或为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种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国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为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仁者视之，无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无拣择法也，故无大小之可言也。此烈士所以先众人而流血也。况有《仁学》一书，以公于天下，为法之灯，为众生之眼，则烈士亦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夫!亦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夫!

清·梁启超《仁学序》(《谭嗣同全集》第373—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