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9.17—1963.3.4），美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和医生。与埃兹拉·庞德和H.D.（Hilda Doolittle）同为意象派运动的主要诗人，经常以美国题材和主题写作，1963年获普利策奖。他的诗集主要有《地狱里的柯拉》（1920）、《春天及所有》（1923）、《勃鲁盖尔的绘画》（1962）和《帕特森》（1963）等。
威廉斯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帕特森市附近的拉瑟福德，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波多黎各人，有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犹太血统。他在拉瑟福德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直到1897年先后被送往日内瓦附近的一所学校和巴黎的孔多塞中学就读两年。回到纽约后，他进入霍勒斯·曼恩高中，在通过考试后，1902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录取，1906年毕业。1912年，威廉斯向弗洛伦斯·赫尔曼（Florence Herman）的姐姐求婚遭到拒绝后，与弗洛伦斯结婚。他们搬进了拉瑟福德的一所房子，在那里住了很多年。威廉斯毕生都安家在拉瑟福德，在那里从医直到退休。
尽管威廉斯的主业是小儿科及全科医生，他的文学创作却非常丰富，作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评论、翻译。他晚上写作，周末通常在纽约与作家、艺术家朋友们一起度过。他参与了意象派运动，但很快就开始形成与埃兹拉·庞德和T. S.艾略特不同的观点。他被选录最多的诗歌《红色手推车》，被认为是意象派运动风格和原则的一个例子（另一首诗《便条》也是）。然而，威廉斯和他的同道庞德一样，早在这首诗被放在《春天及所有》中出版之前，就排斥意象派运动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欧洲艺术家落脚纽约，威廉斯借此结识了一些先锋派艺术家，包括美国的曼·雷（Man Ray），以及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如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和马塞尔·杜尚。1915年，威廉斯开始与一群被称为“他者”（The Others）的纽约艺术家和作家交往。由诗人阿尔弗雷德·克林堡（Alfred Kreymborg）和曼·雷创立的这个团体，成员包括沃尔特·康拉德·阿伦斯伯格（Walter Conrad Arensberg）、华莱士·史蒂文斯、米娜·洛伊（Mina Loy）、玛丽安·摩尔和马塞尔·杜尚。通过这些交往，威廉斯了解了达达主义运动，这可能解释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原则对他早期诗歌的影响。与他们的交往使威廉斯成为美国早期现代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
然而，与当时移居欧洲寻求新的创作环境的艺术家相比，威廉斯过着非常传统的生活。作为一名为拉瑟福德市民服务了四十多年的医生，他依靠他的病人、周围的环境及自己热情洋溢的想象力创作了一种独特的美国诗歌。威廉斯的诗通常聚焦于国内，“以其移情、同情及对主题强烈而情绪化的认同感著称”。他的诗也具有一种典型的诚实，“威廉斯没有乐观主义的盲目，”评论家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写道，“尽管有一种新鲜的快乐，一种固执的或不可战胜的快乐。”他希望像在小城市、移民和工人背景下的美国人一样说话，反映日常语言的节奏，从日常环境和普通人生活中提取主题。他想通过源自美国文化和社会异质性的新鲜、原始的习语来更新语言，同时将其从他认为已经过时的英国和欧洲文化语言中解放出来。
威廉斯不喜欢庞德和艾略特经常在诗中引用外文和典故（尤其艾略特），比如像《荒原》那样。他更喜欢从他所谓的“当地”取材。在他的现代主义地方史诗《帕特森》中，他记述了新泽西州帕特森市的历史、人物和精髓，审视了诗人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威廉斯最著名的短语“不要观念，只在事物中”（no ideas but in things）即是他诗歌创作方法的总结。他提倡诗人应抛开传统的诗歌形式和不必要的文学典故，试着去看世界本来的样子。玛丽安·摩尔，另一位对传统诗歌形式持怀疑态度的诗人，说威廉斯使用的是“猫和狗都能读懂的普通美国语言”，带有明显的美国习语。
威廉斯的家庭给了他丰富的艺术和文学素养。他的祖母，碰巧叫艾米丽·狄金森，是一名戏剧爱好者，他的母亲则喜欢画画。威廉斯的父亲给他的儿子们讲他最喜爱的作家莎士比亚，给他们诵读但丁和《圣经》；中学时威廉斯热衷于科学和数学，后来对语言产生兴趣，第一次感受到伟大书籍带来的兴奋。他的第一首诗就是那个时期写下的。除了一种日益清晰的写作意识，威廉斯的早年生活可说是“苦乐参半”，他自己曾经写道：“恐怖主宰了我的青春，但不是恐惧。”詹姆斯·布雷斯林（James Breslin）推测说，这种恐怖部分来自“他父母试图灌输给他的刻板的理想主义和道德完美主义”。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写给母亲的信，体现了威廉斯的一些期望：“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做任何一件有预谋的坏事”“而且……对你和爸爸，除了最纯洁、最崇高、最美好的想法，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任何别的想法”。他高中毕业后直接到宾夕法尼亚学医，主要是受父母的影响。但正如布雷斯林所指出的，威廉斯把大学经历当作一种激发创造力的途径，而非像他父母所希望的，作为一种成功的手段。父母希望儿子在医学上取得成功，而他自己则没有那种传统式的冲动。
威廉斯所感受到的这种冲突，反映在他那时的诗歌英雄—约翰·济慈和沃尔特·惠特曼身上。济慈传统的押韵和测量式的诗节给这位年轻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济慈曾是我的上帝”，威廉斯后来透露；他的第一部重要诗歌作品就是以济慈的《恩底弥翁》为典范。相比之下，惠特曼的自由诗则提供了“一种追求自由和释放自我的冲动”，唐纳德·巴洛·斯托弗（Donald Barlow Stauffer）说。威廉斯解释了他是如何把惠特曼和向往自由的冲动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我保留了我的‘惠特曼式’思想，一种净化和忏悔，以便把我的头脑和心灵从浮夸的痴迷中清理出来。”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年，威廉斯发现他的朋友埃兹拉·庞德是一位比惠特曼更为生动的导师。威廉斯和庞德的友谊是这位年轻诗人一生中的一个分水岭：他后来坚持说，“在遇到庞德之前和之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在庞德的影响和其他刺激下，”约翰·马尔科姆·布里宁（John Malcolm Brinnin）说，“威廉斯很快就准备关上这扇门，‘一方面是考究的济慈的优雅，另一方面是原始的惠特曼的活力’。”除了诗歌方面的影响，庞德还把威廉斯介绍给了一群朋友，包括诗人H.D.和画家查尔斯·德穆斯（Charles Demuth），这使得威廉斯和庞德、H.D.及其他人一起成为后来被称为意象派运动的核心成员。当绘画（塞尚）、音乐（斯特拉文斯基）和小说（斯泰因）开始了相关的革命运动时，诗歌仍然停滞于“填写标准格式”的努力上，大卫·珀金斯（David Perkins）解释说。意象派诗人通过强调“敏快、整洁、实用的措辞”来打破这种公式化的诗歌。
当威廉斯继续自己在美国习语上的创新和形式上的实验时，他在一些同代人中失宠了。在批评的包围下，威廉斯在这段时间里变得越来越守势。不管有没有盟友，威廉斯决心继续推进他认为自己在美国诗歌领域所取得的进步。
然而，威廉斯没有预见到T. S.艾略特的《荒原》是现代诗歌的“原子弹”。威廉斯对艾略特的天才没有异议，他说艾略特写的诗和济慈的《夜莺颂》一样好，但是，简单地说，“我们在打破规则，而他却在顺应课堂英语的优点”。正如他在自传中解释的那样，“我立刻感到这让我倒退了二十年，我确信如此。批判地说，就在我感到我们正处在要逃向更接近一种新艺术形式实质的那一刻，艾略特却让我们回到了教室，而这种新艺术形式根植于当地性，理应结出硕果”。威廉斯不仅对艾略特的成功感到威胁，而且对《荒原》受到的关注感到威胁。正如卡尔·夏皮罗（Karl Shapiro）所指出的，“他被晾在了一边：庞德实际上是艾略特诗歌的合著者，而玛丽安·摩尔则被极化向艾略特一端”。威廉斯感觉到了这一点，而这种感觉还将持续二十年。他自己的诗歌将不得不与日益增长的艾略特批评的正统理论相抗衡。艾略特掀起的波澜无疑让他情绪低落，但同时也鼓舞了他：“他如此巨大的成功对我来说是一种冲击”，威廉斯承认，“我的同代人纷纷涌向他，远离我想要的东西。它迫使我成功”。
正如与庞德的相遇对威廉斯的早年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样，艾略特《荒原》的出现也标志着他创作生涯中期的重要变化。尽管威廉斯最好的一些诗歌出现在1923年出版的《春天及所有》中，他却有近十年没有出版下一本诗集。罗德·汤利（Rod Townley）推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艾略特的成功；另一个可能是他自己的成功，他的《春天及所有》，只有少数人知道。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无法超越自己；有些人认为他再也没能超过”。
长诗《帕特森》帮威廉斯找回了多年来一直缺少的关注。1949年，威廉斯被邀请担任国会图书馆顾问。里德·惠特莫尔（Reed Whittemore）报道说，威廉斯最初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拒绝了，但他在1952年决定，自己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一任命。不幸的是，诗歌杂志《抒情诗》（Lyric）的编辑及出版人得知了威廉斯被任命的消息，随后宣布威廉斯与“共产主义”有关联。她坚持认为威廉斯的《俄罗斯》（Russia）一诗是“共产主义的声音”。尽管很少有报纸将此指控公之于众，但国会图书馆突然撤销了这项任命。虽然在这一事件中，几乎没人站出来为威廉斯辩护，威廉斯可能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但也没有什么能像第三代诗人崇拜他那样给他支持，将他认作他们的诗歌之父。“《帕特森》是我们的《草叶集》”，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宣称。“时代变了。”确实如此。占主导地位的诗派，艾略特和艾伦·塔特（Allen Tate）的学院派，正在让位给惠特莫尔所说的50年代的“词的革命”。罗伯特·洛威尔、艾伦·金斯堡、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丹尼斯·莱弗托夫（Denise Levertov）、罗伯特·克里利（Robert Creeley） 和 希 德· 科 尔 曼（Cid Corman）等诗人在威廉斯身上发现了学院派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如布鲁斯·库克（Bruce Cook）所说，威廉斯“顶住了艾略特的影响，不理会新批评派和追随他们脚步的学院派诗人，只是走自己的路，他的诗行随着每首诗变得更短、更简洁、更尖锐”。
尽管他的创作早先被其他诗人所掩盖，但他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灵感源泉。他是著名的实验者、革新者，美国诗坛的革命性人物。他对美国文学最显著的贡献之一是，他愿意成为年轻诗人的导师。尽管庞德和艾略特在他们那个时代可能更受赞誉，但在随后的几代人中，许多重要的诗人要么受到过威廉斯的亲身指点，要么声称威廉斯对他们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美国文学运动都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垮掉的一代”“旧金山文艺复兴”“黑山派”和“纽约派”。他亲自指导过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和查尔斯·奥尔森，后者对“黑山派”的诗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与“黑山派”有关的另外两位诗人罗伯特·克里利和丹尼斯·莱弗托夫也曾师从威廉斯。威廉斯还是“旧金山文艺复兴”的创始人肯尼斯·雷克罗斯（Kenneth Rexroth）的朋友。威廉斯在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的演讲，激励启发了那场文艺复兴的另外三位重要成员：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菲利普·惠伦（Philip Whalen）和卢·韦尔奇（Lew Welch）。作为导师，威廉斯与新泽西人艾伦·金斯堡的关系最为紧密。金斯堡认为威廉斯从本质上解放了他诗意的声音。威廉斯在《帕特森》里保留了几封金斯堡的信，称其中一封给了他第五部分的创作灵感。威廉斯还为金斯堡的两本书写了介绍，其中就包括《嚎叫》。
威廉斯“当作家比当医生更加努力”，他以自己的医学生涯作为支撑他诗歌创作的谋生手段，但在他的一生中，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出色。他的一些诗是在处方空白处写下的，还有的则是在病人就诊间隙的几分钟内打出来的。琳达·瓦格纳（Linda Wagner）透露，“从一开始，他就懂得权衡：他写作的时间较少，比只投身于一种事业的人需要更多的体力。（他）情愿过一种仓促的生活，那将是必然的，把两个完整的一生挤进一个里……从第一种当中学习，然后通过第二种理解。毫无疑问，他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和罗伯特·奥克莱尔（Robert O’clair）称他为“自契诃夫以来最重要的文人医生”。威廉斯深刻的人性意识贯穿于他的医生工作和写作中。“他喜欢当医生，喜欢出诊，喜欢和人说话。”他的妻子弗洛伦斯回忆说。韦伯斯特·肖特（Webster Schott）给出了一个或许不那么主观的评价，他将威廉斯定义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精力充沛、富有同情心、有社会意识、忧郁、温文尔雅、地方性、坚韧、挑剔、变化无常、独立、敬业、全心负责。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所有的人格特质都融合在他的作品中”。正如兰德尔·贾雷尔所指出的，威廉斯正是在他作品中证示着“他感觉，而不仅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比他们的相似之处重要—你、我、他，都是那些小矮人”。
1948年，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威廉斯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949年之后，又中过几次风。1953年，他还在精神病院接受了抑郁症临床治疗。1963年3月4日，威廉斯在拉瑟福德的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九岁。1963年5月，威廉斯的诗集《勃鲁盖尔的绘画》（1962）获得普利策奖，并获得国家艺术与文学学院诗歌金奖。美国诗歌协会继续以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名义颁发年度奖，以表彰由小型、非营利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佳诗集。他被安葬在新泽西州林德赫斯特的公墓。威廉斯在拉瑟福德的房子如今被列入了国家历史遗迹名录。2009年，他被选入新泽西名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