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裔介(1616-1686年)，清初著名理学家,清大臣。

清顺治、康熙时期，名臣魏裔介、魏象枢并立于朝廷，被时人称之为“二魏”。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宗室昭?在《啸亭续录》中对两人作了比较，认为前者政绩要远胜于后者。又有人讲，自北宋欧阳修以后至清，魏裔介是唯一的由谏臣升任宰相之人(欧阳修曾任知谏院，后任参政知事，即副相)。

魏裔介，字石生，号贞庵，一号昆林，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直隶柏乡(今河北柏乡)人。其祖父魏纯粹先后任过知县、监察御史。父亲魏柏祥在明天启元年被考授县令，但未就任。魏裔介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因生性颖悟，很魏裔介得父亲的钟爱。从八岁起他习读诗书，先后从师于张从野、陈孔昭等人。

明朝末年，风云变幻，局势动荡。对此，步入成年的魏裔介深有体会。明崇祯七年(1637)，柏乡受到农民军的威胁，魏裔介和父亲率众守城，并悬赏募求敢死之人，使柏乡暂时得以保全。几年后，眼见农民起义的烽火愈燃愈烈，大明的统治摇摇欲坠，魏裔介曾题诗于壁间，掷笔叹息不已。崇祯十五年(1642)，他在科举道路上有所成就，考中了举人。不过，这并未冲淡他忧虑的心情。他深感百姓困苦已极，于次年将自己的一些政治见解拟成疏章，托人转送于朝廷，力求为挽回明朝的危势尽些力。在疏章中，他提出朝廷应普遍蠲免百姓积欠的赋税，收拾人心;要着力清理卫所、选将练兵等等。有的大臣对他讲：“这些计策虽好，但眼下恐怕不能付诸实施，你不如韬光养晦，等待时局的变化。”魏裔介接受了这番话，遂不再抛头露面，终日在柏乡西山的桃源洞与书籍为伴，讲论经术世务，研讨明体达用之学。

外界形势的变化仍牵动着魏裔介的心。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明朝统治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山海关外的清军又涌进了关内，征战南北，并迁都于北京。为了在中原站稳脚根，清朝方面执行了优待汉族降官的政策，频频征辟故明士绅。这时，魏裔介对政治风云的走向觉得有些把握不定，没有匆忙出山仕清。两年后，他疑虑全消，进京参加了会试，得中进士，入选为庶吉士。当年，他兴奋地受到了钦赐的名画十余轴，其中包括宋徽宗的《鹰关九思竹》。第二年，他授职为工科给事中。

其时，顺治帝福临尚在幼年，一直未接受系统的教育，对汉文尤为陌生。魏裔介觉得这样不妥当。顺治五年(1648)二月，他上疏希望顺治能够少而勤学，及时地举行经筵日讲，由博学明经之士进讲儒家典籍，从中领悟治国安邦的道理。他又提出：燕赵的民众椎牛裹粮，首先归命于清，那里如同汉高祖的关中、汉光武帝的河内。如今，天下初定，官府屡屡奉诏蠲免赋税，但畿辅一带并未得到什么实惠。应切责有关行政官员，务必要取信于民。这一年，魏裔介还出任了乡试的主考官。顺治六年(1649)，魏裔介转任吏科给事中，不久因母亲去世，他又解职回乡守制。顺治九年，丧期已毕，他重新担任了原官。在吏科给事中的位置上，魏裔介呆了两年左右。其间他积极言政，在典制、用人、赈灾、农政等方面均有所指陈。

顺治帝福临于顺治八年(1651)宣告亲政。从此，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便挑起了治理偌大一个国家的担子。魏裔介递上疏章，向顺治指出了天下未定、民不聊生、吏治堪忧的状况，请顺治勤于朝政，召对群臣，虚心咨访，由部院科道诸臣面奏政事，仍令史官记注，以求救时之实。顺治引以为然。不过，为了克服阅读汉文奏章的困难和汲取历代治国之道，顺治也希望尽量多抽出时间读书。亲政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每天都要视朝，听取文武官员奏事，自然无法保证读书的时间。魏裔介接着又提出了一月三朝的建议，请将常朝定在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日。顺治立行其说，定下了逢五视朝之制。

“逃人”是清初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所谓“逃人”，即是指从满族王公贵族、八旗兵丁的各种庄屯中逃亡的庄丁。这些庄屯中推行着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不堪欺榨的庄丁逃亡不已。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惩办“窝主”和“逃人”(对窝主惩治尤重)，结果使社会矛盾更趋激化。这种情形引起了一些有识汉官的忧虑。顺治六年(1649)，魏裔介首先上疏请求朝廷放宽“逃人法”，稳定社会形势。顺治九年(1652)，他再次疏言：处理“逃人”关系到国家元气和百姓休戚。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时期，对匿藏“逃人”立法太严，违犯者家长坐斩，以致天下嚣然，盗贼烽起，百姓不得安生。后来经过言官陈说，朝廷责成州县，法令有所宽缓。如今，“逃人”仍旧不绝，被抓获者甚少。朝廷对此若以峻法相对，恐怕会下拂人心，上干天和，决非寻常政治小小得失。皇上爱民如子，各旗亦应仰体圣意，恩遇奴仆。这样，奴仆便不会纷纷离主而去。顺治对此点头称是。

清定鼎中原后，“从龙入关”的满、汉臣员因对奠定大清基业有功，普遍得就显官要职。魏裔介委婉地提出：“对督抚重臣要慎重择定人选，不宜专用辽左旧人。”清朝廷在录用故明官员时，除了以原官留任外，还号召现任官员用心举荐。魏裔介认为，被举荐上来的人员良莠不齐，不可不加以甄别。故明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清军平定江南后亲赴南京，归顺了受命招抚江南的清大学士洪承畴，后来又受到了洪承畴和河南巡抚吴景道的举荐，清朝廷准备予以录用。魏裔介闻讯后上疏：张缙彦仕明时身任中枢，值李自成部进逼北京，他匿而不报，养寇误国，有唐代卢杞、南宋贾似道之奸，又要比卢、贾更为庸劣。对这种人，朝廷理当摈弃不用，以协公论。顺治得疏后下令部臣再议。吏部臣员觉得魏裔介的话并不为虚，但所言之事皆在赦前，对张缙彦不必过于苟求，最终将其外用为官。另一方面，魏裔介对明朝末年的一些忠臣不乏肯定。一次，顺治颁诏要求寻访明末在京城为明廷殉难诸臣的事迹，魏裔介在奏疏上列举了大学士范景文等30人，希望由史馆汇纂、褒录其事迹。其后，这些人都受到了清朝廷的旌表。

魏裔介一直认为，大乱之后，朝廷应剔除明末弊症，努力恢复经济，与民休息。清初，各地水、旱等自然灾害频仍，朝廷也多次对受灾地区下达蠲免赋税的诏令。但是，一些地方官对灾情查报迟缓，照旧催征钱粮。魏裔介疏言：“州县遇到了灾荒，既经报部，其按例得以蠲免的钱粮应马上停止征收，地方官还应动用州县积谷和存贮的库银，先行赈贷民众。”直隶、河南、山东一带曾发生了严重水灾，许多百姓无以为生，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魏裔介呼吁朝廷从速拯救灾民，议赈不可稍缓须臾。他在疏章中指出了灾民的凄惨处境：在流徙途中，有父母夫妻同日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钱数百而卖其子女者;有刮树皮掘草根而食者;至于僵卧路旁、被鸟鸢豺狼所食者，不知又有多少。顺治看到此疏颇为动容，要求相关臣员尽快拿出赈灾方案，随后又发银24万两，命吏部尚书王永吉等16人分头前往各地赈济灾民。

顺治十一年(1654)，魏裔介迁任兵科都给事中。随即，他上疏弹劾剿抚湖南将军、续顺公沈永忠在孙可望部农民军进攻辰州(今湖南沅陵)时拥兵坐视不救，致使守城的总兵官徐勇、辰常道刘升祚等力竭战死，请求将沈予以罢斥。结果，沈永忠被朝廷罢任削爵。魏裔介又上疏弹劾福建提督杨名高，指责其防御不力、怠玩失职，使得郑成功部拿下了漳州。不久，杨名高也遭罢任。魏裔介还综观各路抗清武装动向，向朝廷陈言用兵之策。他的意见是，四川是云南、贵州的门户，所以清军应先进据四川，然后再用兵粤西，击破李定国部。四川、粤西若被平定，云南、贵州的抗清武装便会土崩瓦解。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清军后来在西南一带的军事行动便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另外，魏裔介在其他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如要求朝廷录用哪些因进言而获罪的大臣、统计每年的财政开支以供皇帝阅览、增加官吏俸禄、设立劝农官、派遣大臣督视河工、禁止崇尚金玉锦绣及浮屠塔庙等。

魏裔介在给事中任上的良好表现受到了顺治的赏识。顺治十二年(1655)，他迁任太常寺少卿。当年十月，他又被破格晋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间，顺治责备魏裔介等人对朝臣中的朋党行径缄默不言。魏裔介马上就有了反应，在受到责备的第二天上疏弹劾大学士陈之遴心术不端、植党营私。陈之遴旋即被诏令解任，发往辽阳闲居。当时，户部为了解决财政拮据的难题，准备允许吏员纳银得官。魏裔介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这是在衰世才会采取的苟且举措，如果颁为政令，选拔官员的制度将由此开始遭到败坏。魏裔介又请朝廷制订教官每年考察之例，让学政刊布明代大儒薛瑄、王守仁讲学诸书，用以培养人才。在平定抗清武装方面，他仍有所筹划。他进言：“孙可望部得到了峒蛮(指云、贵一带彝、苗、壮、瑶等土著少数民族)的帮助，而峒蛮之所以甘心为其所用、不归顺于清，是因为他们想保留前朝的敕印。朝廷应让任事诸臣用心招徕，颁给峒蛮新的敕印，同时准许他们保留旧的敕印。等他们归顺了一段时间后，再着手收缴旧的敕印。如此，则归顺者日多，而助孙可望部者日少。”魏裔介建议，对不同的抗清武装，要施用不同的手段。如果李定国等人愿意归顺，朝廷不妨许以封侯之爵。否则，即当穷兵追讨。由于清军海上作战力量不强，所以对水师强盛的郑成功部应注意严密布防，在沿海要地增兵筑堡，使其片板不得到岸。待其疲于远涉、坐而受困之际，再招其降将，发兵合力进剿。

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魏裔介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顺治在中和殿召见时勉励他：“你此次得到擢用是出自朕的意旨，并非由于他人的荐举。你不可听从他人的引诱，今后须力破朝廷上结党的恶习，以不辜负朕的眷注。”魏裔介连忙回奏：“臣怎敢不竭尽孤忠，报答皇上的恩典?”仕途上的升迁和顺治的信任，使魏裔介一时颇感振奋，在政坛上更加活跃起来。四月，钦天监报告说下个月将出现日月交食的现象。在当时的君臣们看来，出现这种天象表示上天发出告戒，应在朝政上有所改进。魏裔介上疏希望朝廷广开言路，缓建工程，放宽对州县官员的考成，颁布恩赦，清理积压的案件，酌复五品以下的官俸，减少征调的军队，压缩财政开支。顺治觉得魏裔介讲得不错，谕令部院群臣速速议行。

按清朝制度，每年春、秋举行经筵。经筵是为了让皇帝研读经史、学习修身治国之术而开设的御前讲席。在一次经筵上，经筵讲官向顺治谈起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汉文帝即位不久，曾颁诏：“在春天要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动植物都有自己的欢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为百姓当父母官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赈济的方法。”魏裔介对汉文帝的这个诏书很有感触，便开列出兴仁义之政应首先着眼的四件事情，于当天奏禀给顺治。京城正阳门外原有一片菜地，到了清初已逐渐发展成为居民稠密的所在。清官府忽然出具了告示，要将其征为官府用地，顿时引起了居民的骚动。魏裔介从那里路过，居民遮道投诉，表达了不愿迁移的意愿。魏裔介随即将此事向顺治做了反映，顺治经过斟酌，批准那一带仍作为民地使用。当时，京城百姓若添了女儿，多半弃而不养。魏裔介认为这种风习太悖于事理，上疏请求予以禁止。顺治表示认同。

魏裔介直言无隐，经常坦率地谈出自己的政见。一次，他在顺治身边侍坐，顺治问及民间收获情况，他不想美化现实，如实回答说：“畿辅百姓生活困苦，即便是好年景的收获也刚刚够交纳赋税。”又有一次，顺治称赞唐太宗是英明的君主，魏裔介则说：“其在晚年没了魏征的苦谏，遂穷兵于高丽，留下了悔恨。”魏裔介曾讲到：“天下所以没有安定，是因为朝廷征求太急切，刑罚太繁杂，以致于贫苦百姓体会不到什么良法美意。如今应该鼓励人们直言，激发出忠义之情。要推崇宽大平易之治，不要在刻薄琐碎方面作文章。”顺治听到了这番话，下令让魏裔介在朝廷上对质。因为魏裔介只是秉公直言，并无别的考虑，所以最终也没有受到顺治的惩治。

由于自己的才识和纳忠奉上的精神，魏裔介数次得到了顺治钦赐的名马、丰貂、金币之类的财物。一天夜里，顺治在南苑别殿里翻阅《明孝宗实录》，看到了明孝宗召对兵部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的事情，抚卷言道：“朕启用的大臣，有何不如刘大夏、戴珊?”第二天，他即宣召魏裔介和兵部尚书梁青标到南苑行幄，以备顾问。其后，魏裔介一再出入顺治行幄，与之商讨政务。顺治有时在南苑校阅八旗骑射，赐宴群臣，魏裔介和其他大臣纷纷应制赋诗，使顺治一展欢颜。

但是，皇威不测，魏裔介在左都御史的显位上绝非一帆风顺。在顺治十四年(1657)七月，即魏裔介就任左都御史不到半年，他就遇到挫折。当时，他和左副都御史能图等人奏请更定世职袭制，惹怒了顺治。顺治认为这些人谋求变动成例，必定是受人之托，循私布恩，严令吏、刑两部议罪惩处。发起倡议的能图由此被革去了世职。魏裔介被议为有附和之罪，应予革职。顺治稍作宽缓，令他戴罪留任，照旧办事，同时又指责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不久，魏裔介的处境有了好转，职务也得到了恢复。顺治十六年(1659)，顺治谕令奖励勤劳奉职诸臣，魏裔介被加封为太子太保。

顺治十七年(1660)，魏裔介又遇到了麻烦。二月，顺治降下谕旨：御史们巡视地方，屡屡放纵贪黩。魏裔介身为都察院长官，未曾据实纠参，殊负委任，着削去太子太保衔并所加一级，仍旧供职。接着，给事中孙光祀对魏裔介提出了弹劾，说他与因贪赃而被解任的陕西巡抚张自德有交情，素知张自德贪婪而不纠劾，曾将张的下属洮岷道刘澍请托于张自德。魏裔介连忙为自己作了辩解：没有对张提出弹劾，是由于我见闻不广，并非有心循护。刘澍赴任时，我曾给张写过信，希望他能对刘澍勤加教诲，勉励其成为良官循吏。这封信谈不上是为刘澍作请托。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六月里，风波再起：魏裔介上疏弹劾了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指责他们相为比附，蠹国乱政。顺治看到疏章后对刘、成非常气愤，对魏裔介不尽早纠参也十分恼火，遂下令将他们一并革职议罪。诸王大臣表示，魏裔介所弹劾的多半属实，应予免罪补用，但顺治没有同意。这样，魏裔介暂时在政坛上归于沉寂。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去世，康熙帝即位，清王朝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四月，魏裔介又回到了政治中心，被补用为原官。七月，清政府因为在云南、福建等地长期用兵，军需浩繁，决定加派练饷。魏裔介对此深表关注。年底，他在奏疏中讲：听说各地百姓为了完纳练饷已是人穷粮贱，剜肉医疮。其苦难之状难以用笔来形容！以后若年年加派，百姓稍遇凶荒就要流离死亡，如何才能安生?为百姓、亦为国家着想，朝廷应综核天下所需军饷。如果已经足用，加派即全部停止。他的意见产生了作用。清政府通过户部发出指示，各地练饷加派自第二年起通行停止。

以云南为抗清基地的南明永历政权在清军的围攻下逐渐势穷力竭。康熙元年(1662)二月，清军俘杀了永历帝朱由榔，去掉了一处心腹大患。魏裔介建议清政府在云南采取削减赋税、网罗人才、安抚投诚人员等措施，稳定地方局势。他又建议：云南既然有吴三桂藩兵数万及督、提两标绿营兵，则精锐的满洲兵可以撤出来。但在辽阔、边远的滇、黔、川、楚之间，若不以满洲兵镇守，一旦武装叛乱再起，朝廷会鞭长莫及。荆州、襄阳一带是天下腹心之地，应该选派大将率数千名满洲兵常驻在那里，无事时可控扼形势，未雨绸缪，有事则从那里提兵应援，得水陆之利。对于这种军事部署，清政府没有采纳。魏裔介接着又提出，以往驻扎在武昌的湖广总督应移驻荆州。这条意见倒是得到了采用。后来，吴三桂在云南发动了叛乱，揭开了“三藩”之乱的帷幕。康熙度量形势，迅速遣重将奔赴荆州，以稳固军民之心，阻遏叛军势头。到了这时，人们方觉得魏裔介当初所言的确有些先见之明。后人也称赞魏裔介不乏远见卓识。

康熙二年(1663)，魏裔介得加太子太保衔，改任吏部尚书。第二年，他升至内秘书院大学士，直接参加议定国家军政大计。康熙即位后的几年里，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四人之间并不团结，讨论朝政时每每发生争执。碰到这种情况，魏裔介多半从中周旋，调和异同，从而引导出令各位辅政大臣都能接受的决策。康熙六年(1667)，他担任了纂修清《世祖实录》的总裁官。康熙九年(1670)二月，他又充任了会试的主考官。

魏裔介所主持的这届会试，不尚繁褥空疏的文字，选拔了不少人才。当年四月，内院会同吏、礼两部挑选60名进士，对其进行考试后再拟就上中下三等入奏。康熙根据等次钦定了27人为庶吉士。五月，河南道监察御史李之芳对魏裔介提出弹劾，说他曾派家人向所拟上卷的24人通报消息，招权纳贿。弹劾内容还包括：此前康熙颁下恩诏时，魏裔介候官缺未得补用，但他的儿子魏嘉却蒙混成荫监生;魏裔介结附前大学士班布尔善(鳌拜的亲信，已伏诛)，任用自己的亲近之人为实录馆纂修提调官，越格优叙等等。康熙下令魏裔介就此回奏。魏裔介讲：阅卷分等次的大臣并非只有我一个，我若遣人报信，能有什么效果?魏嘉被荫为监生乃是吏部提名，皇上恩准，有案可稽。至于说我结附班布尔善更是不足为信。我与班布尔善同在内院为官，论政时一直龃龉不和。当初鳌拜可谓大权在握，气势逼人，我却从不登临其门，又何必去结附班布尔善?我出仕以来，弹劾时无所避忌。九年前我弹劾过刘正宗，其党徒一直对我怀恨在心。李之芳和刘正宗是同乡，他这是借机报复我。魏裔介又自请罢官归乡。吏部、都察院奉旨会勘后认为，魏裔介使其亲近之人得到升转属实，但事在赦前，可以不论罪;魏嘉成为荫监生虽非蒙混得来，但魏裔介作为候补官按例不能荫子入国子监，因此魏嘉的监生资格应予革去;魏裔介在回奏时说李之芳挟私仇而寻机报复，与事实不符，应被削级罚俸。除此之外，魏裔介并无其他不当之处。康熙作了宽赦，免去对魏裔介的削级罚俸。不久，又补授他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尽管如此，魏裔介心中一时难以平静下来。回顾在仕途上经历的种种酸甜苦辣，他上疏讲自己疾病缠身，请求告假还乡。康熙没有强留，吩咐他回乡后注意调理好身体。魏裔介离京之时，朝廷上下饯送者达数百人。

从此，魏裔介一直在柏乡度过了晚年。康熙十一年(1672)，清《世祖实录》告成，他被加上了太子太傅衔。从康熙十八年起，康熙曾分别赐他《日讲四书解义》等三本书。在答谢疏中，魏裔介依然强调朝廷应崇节俭、奖清廉、恤灾荒、均赋役。康熙对此也表示了赞赏。但直至魏裔介去世，他再未得到启用。有时，他以“功名让后贤”自许，也有人称他“可舒则舒，可卷则卷”，但他心中却别有一番滋味。一首他人诗作中说他是“君才自十倍，天意竟三分”。魏裔介对此颇有共鸣之感，并遗命家人将这首诗作刻在自己的墓碑上。

魏裔介为官时日夕读书，连其轿舆中也经常放着一册书籍。在家居的十多年中，魏裔介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著述、读书方面。他一生著述很多，涉猎范围也很广，其中多数是在此时完成的。清初，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被奉为正统。魏裔介算是当时的“理学名臣”之一，他尊崇朱子，在穷理尽性上下了不少功夫。他认为，到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那里，孔孟之学才得以昭著，所以这些人的功绩是很大的。他又认为，“千古圣学”里最重要的成分是格物致知，管子、商鞅、荀子、李贽等人所言都是隳惑人心的异端之说。在此思想基础上，他先后写成了《约言录》、《圣学知统录》、《知统翼录》、《致知格物解》、《论性书》、《希贤录》等书。另外，他还纂订了《易经大全纂要》、《四书精义汇解》、《惺心篇捷解》、《孝经注义》等。在文学方面，他诗宗陶渊明，文章则推崇韩愈等人，著有《屿舫集》、《昆林小品》、《兼济堂集》等。他的史学著作主要以72卷的《鉴语经世编》为代表。

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魏裔介病逝。康熙赐祭葬如例。雍正十年(1732)，诏令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清朝廷定其谥号为“文毅”。在魏裔介的四个儿子中，三子荔彤曾官至按察副使，著有《怀舫集》，其余诸子事迹都不显著。魏裔介之弟裔悫官至平凉府知府，素有孝行，亦有不少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