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原名闻多，字友三，辈名家骅。考入清华学校后，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个“一”字，改为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陈家岭。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对国学有相当造诣，一度参加过维新变革活动。

闻一多六岁入家塾读书，除熟读《三字经》、《朱子家训》外，还学习当时新编的学校教材。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1912年秋，考入清华学校。闻一多在这所学校前后读了九年半。他精力旺盛，读书很多，兴趣极广，观察问题敏锐，被同学公认为“博学之士”。

闻一多入清华不久，就编演了表现武昌起义的《革命军》，表现出对辛亥革命的热烈赞颂。1915年，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后又担任总编辑和《清华年报》、《清华学报》编辑。1916年冬，清华学生成立专司戏剧演出的游艺社，他任副社长。1918年底，游艺社改组为新剧社，又任编演部负责人。他“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1]，是校内出名的编导和演员。闻一多自幼喜爱绘画，在清华中等科时，所作水彩风景画色彩鲜艳，层次分明，以“图画冠全级”而得奖，有的作品还被选送参加巴拿马博览会[2]。1919年9月，他与同学杨廷宝等发起美术社，“以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的关系”为宗旨，发表《征求艺术专门者的呼声》。1920年12月，与杨廷宝、浦薛凤、梁思成等成立组成研究具形美术的团体“美斯司”，希望用“生命底艺化”促进生命的“高深醇美”[3]。

年轻的闻一多以更大的精力倾注于诗歌创作和研究。他爱读李白、李义山、陆游等人的诗，在外国诗人中喜欢济慈、雪莱、拜伦，这些诗人的作品对他的诗作有明显的影响。1920年9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于《清华周刊》，并开始以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出现在中国的新诗坛上。1921年创作十四行诗，并将这种体裁称之“商籁体”，受到新诗界公认，沿用至今。20年代他发表的新诗集《红烛》和《死水》，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钻研新诗理论探讨。1921年6月发表《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音节底研究》报告，1922年3月写定论文《律诗底研究》，接着又在《创造月刊》先后发表《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提出新诗既要接受外来影响，也要具有本地彩色等颇有创见性的观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闻一多当天深夜在清华食堂贴出岳飞《满江红》词，用以激发同学们的反帝爱国热情。五四运动中，清华成立学生自治会性质的学生代表团，他担任文书，负责宣传工作。6月中旬，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会后召开学联常会，他与罗隆基等人作为清华代表出席，并担任学联日刊股编辑。

1921年6月，闻一多念完了高等科四年级，正在迎接毕业考试，准备出国的时候，北京发生了李大钊、马叙伦等人领导的国立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闻一多积极参加北京学联的罢课声援，不顾学校当局对罢考学生以“开除学籍”相威胁，拒绝走入考场。最后被学校给予留级一年处分，推迟出国[4]。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专攻西洋美术。次年暑假后，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利明斯女士对他的创作评价很高，认为“闻一多是少有的艺术家”[5]，推荐他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评选极严的一年一度的画展。

闻一多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后，逐步由学画改攻文学。他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和诗的创作。对于欧美各国的爱国诗人的作品尤为酷爱，予以极高的评价与赞佩。1924年秋，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与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等人共同编写排演了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又名《此恨绵绵》或《长恨歌》），这是中国戏剧第一次在美国舞台的演出。留学期间，他关心国内局势。1923年暑假，与清华同级同学吴泽霖、罗隆基、何浩若、浦薛凤等人发起提倡国家主义的政治团体“大江会”。1924年暑假，“大江会”正式成立，成员还有吴景超、潘光旦、王化成、沈宗濓、梁实秋、吴文藻、顾毓琇、蔡公椿等人。在大江会中，闻一多是“文化的国家主义”积极提倡者，曾对熊佛西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6]

1925年5月底，为了发动国剧运动，闻一多放弃还有至少两年的留学，提前回国。9月，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在油画系主任徐悲鸿回国前，并兼任油画系主任。在北京艺专，与余上沅、赵太侔经过努力，创办了国立院校的第一个戏剧系。1926年4月，与朱湘、饶孟侃等在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一文，表示对“三一八”惨案牺牲者的崇敬。文中说“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7]。他说：“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这是闻一多把文艺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的一个生动表述。

1927年春，闻一多应邓演达的邀约，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任英文秘书兼艺术股股长。亲自绘制了反军阀大幅壁画，悬于武昌黄鹤楼前，唤起群众“打倒列强除军阀”。9月，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成立，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等课程。

1928年秋，国立武汉大学成立，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自此专攻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秋，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除在本系讲授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外，还在外文系教英诗等课。这时他致力于唐诗的研究，写出《杜甫交游录》。1931年1月，徐志摩编辑的《诗刊》创刊，刊登闻一多的《奇迹》，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首新诗。

1932年秋，闻一多回到离别十年的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他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以及杜甫和先秦汉魏六朝诗。接着又先后讲授诗经、楚辞、唐诗和乐府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研究。1936年，他还讲授艺术理论和美术史。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岑嘉州系年考证》、《匡斋说诗》、《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离骚解诂》、《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诗经新义·二南》及《释朱》等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带着家眷离开北平南下。11月1日，清华、北京、南开三大学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遂到长沙。1938年1月21日，临大再迁昆明，他放弃乘车，参加二百多学生和十数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在三千五百里的长途跋涉和风餐露宿中，和青年学生一道收集研究歌谣、民俗、神话以及苗区的服装、语言，并画了百余幅风景写生画。由于步行途中的匆忙和劳顿，他蓄起一把丰茂的胡须，誓言要等抗战胜利了才剃掉。由于深入民间，他开始了解到人民的痛苦。4月28日，旅行团到达昆明。5月4日，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在中文系任教。1940年暑假后至1946年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其间一度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1941年暑假后，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闻一多主持中国文学部，整理《易经》、《诗经》、《楚辞》等著作，并指导研究生。1942年3月，《楚辞校补》出版，次年经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评审，获社会科学类学术二等奖（一等奖汤用彤、陈寅恪等六人，二等奖朱光潜、刘节等十四人，三等奖洪深、郑天挺等三十二人）。新学年起，他讲授周易、乐府诗、中国文学史问题研究。

1943年春，周新民、李文宜、华岗(化名林少侯)等在昆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旋邀闻一多参加。他们每两周在唐家花园集会一次，开始主要讨论学术，后来渐渐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研究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朱德的《论敌后战场》等著作，他都是在这个时期看到的。

抗日战争后期，闻一多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有增无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拍案而起，走出书斋，喊出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8]。他赞美解放区的诗人是“时代的鼓手”，赞美屈原是“人民的诗人”。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表示，“鲁迅对，我们错了”，要坚决学习鲁迅的榜样。年底，他严肃而沉重地在护国战争纪念大会上说：“因为要民主，就必须打倒专制独裁!袁世凯还没有死，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9]大游行完毕之后，他站在群众面前激动地喊道：“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无可抗拒的!人民的力量使反动者不寒而栗!”闻一多的这些言行，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尊敬，而反动派则视他为眼中钉。日本投降后，闻一多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他呼喊：“今天，我们第一要停止内战，第二要停止内战，第三还是要停止内战!”“我们第一是要民主，第二是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非民主不能救人民，非民主不能救中国!”他写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参加了大规模的时事晚会、讲演会、新诗朗诵会、文艺座谈会、营火会、几千人几万人的大游行。这时候，正如他自己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所说的，“非现身说法不可”了。他要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放射出光和热来”。

闻一多于1944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2月，被选为民盟云南支部委员，担任云南省支部机关刊《民主周刊》编委。1945年9月，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同时兼任《民主周刊》社社长。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悲愤异常，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凶残的程度“简直是黑色恐怖”。他始终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起，同张奚若、吴晗、潘光旦等一道为青年人辩护，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1946年3月18日，四烈士出殡，闻一多走在四五万人游行队伍的前列，愤怒地向反动派示威抗议。

5月，西南联大学生开始分批复员北上。为了工作，闻一多留下来晚走一步。这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以北方的青年还需要他，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他，因而谢绝了。

6月，蒋介石发动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同时加剧白色恐怖，迫害爱国民主活动。在昆明的特务、暴徒对闻一多不断进行造谣、威胁、恐吓和监视，但他毫不畏惧。

为了争取民盟的活动公开，和当地各界联系开展工作，并粉碎反动派对民盟和民主人士的造谣诬蔑，6月26日至29日，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在商务酒家举行招待会，说明民盟的立场和态度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事，反对暴力。

7月11日晚，李公朴被暗杀，闻一多无比悲愤，赶到云大医院，抱住李公朴的遗体哭喊道：“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大家劝他暂时避开，以防不测，他坚定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了，将何以对死者!将何以对人民!”他不顾疲劳和危险，仍然按计划做好善后工作。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虽经亲友多方劝阻，仍毅然出席大会，作了他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拍着桌子厉声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下午，他出席民盟在府甬道《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5时半左右，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接他回家。在离宿舍大门才十来步远的地方，突然被特务用乱枪打死，时年四十八岁。为了保护父亲，闻立鹤也身中数弹。

闻一多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外的强烈反应。毛泽东和朱德在唁电中称赞：“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致电悼唁，并在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罪行。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表示“愤慨万端，莫可名言”。其他民主党派和全国各地人民以及加拿大、美国的爱好和平人士，都纷纷致电或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的血腥暴行。

闻一多的遗著由朱自清、郭沫若、吴晗、潘光旦、叶圣陶等负责编成《闻一多全集》，共四册，于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为纪念闻一多八十诞辰，1980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闻一多纪念文集》。闻一多还有大量遗稿未曾发表，为此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重新整理编辑了十二卷本的《闻一多全集》，199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