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广洋（? ～1379），明初，任职丞相的人，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丞相职所一如元制，仍为中书省;但在时间上，只是从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以谋叛伏诛，丞相之官名和职所便化为乌有。
明初四相中，徐达任职时间最短，只有两年略多些，因率领军队出征而不曾“专理省事”，并很快离开了中书省。徐达是四相中唯一未被处决的人，李善长、胡惟庸均因擅权专势而伏诛，而汪广洋，虽然一生小心谨慎，却也不能逃脱厄运，成为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牺牲品。
汪广洋，字朝宗，祖籍江苏高邮。少时聪颖，通晓儒家经典，能写善文，颇具才华，曾师从元统进士、监察御史余阙，并在元末进士及第。因元末腐败动荡，汪广洋流寓于太平(今安徽南部)。
龙凤元年(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初一日，朱元璋率领徐达、汤和、常遇春、李善长等诸将分别统领水陆大军乘风渡江，直达采石，元军惊慌四溃，沿江堡垒，纷纷归附。朱元璋又统军径赴太平，一鼓作气，攻克城池，并下令不许掳掠，违令按军法处置。此令一出，大得民心，太平一路百姓顿时安定下来。太平地方儒士李习、陶安率领地方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久慕太平广洋之名，遂下令召见。汪广洋入府帐，与帅主朱元璋侃侃而谈，纵论天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朱元璋下令改太平路为太平府，置太平兴国元帅府，朱元璋作元帅，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潘庭坚为帅府教授，汪广洋为帅府令史。令史虽然仅仅是个兼具参谋和秘书作用的职务，但即是汪广洋步入朱氏政治舞台的开始，也是其悲剧的开始。
起初，汪广洋深得朱元璋信任，不久即任行枢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朱元璋置正军都谏司，汪广洋任都谏官，朝政有失，可以执牌直谏，后改任江南行省都事，进升郎中。
陈友谅战死后，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张士诚局促自守，难以为害。北方，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两军为争夺防区，酣战不已，而朱元璋疆土日益扩大，人民增加，政事繁多，需要有个与之相适应的名号，当时流行的“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童谣，也许是一个政治上的烟幕，朱元璋早已不满足吴国公的名号了。龙凤十年(1364)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设置百官，建立中书省，李善长为右相，徐达为左丞，汪广洋为右司郎中。从此，汪广洋便成为朱氏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不久，汪广洋又知骁骑卫事，直接参与军事征讨。常遇春统军进攻赣州(今江西)，汪广洋参知军务;攻克赣州城后，汪广洋率军居守，安抚民众，稳定社会，深得朱元璋欢心，不久出任江西参政。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发布了“告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的檄文，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相号召，正式任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统兵25万，由淮入河，出师北伐，平定中原。
十一月初，北伐大军进入山东境内，首克沂州(今临沂)、峄州、莒州、日照及苏北等地，元军闻讯，纷纷归附。二十六日，克滕州，基本平定山东南部地区。二十七日，克益都，随即分兵进攻寿光、临淄、昌乐、高苑、潍州、胶州、博兴等地。十二月二日，徐达率主力抵达长山，元朝般阳路总管李圭等率众归附，其所属淄川、新城等县尽为北伐军所控制。五月，徐达统军克章丘，占领济南。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即帝位，建元洪武，正式建立大明帝国。同时，傅友德率部攻克莱阳、宁海、文登，控制了山东东部地区局势。二月，常遇春率军西攻东昌(今聊城)，元平章申荣自杀，所属州县纷纷降服。至此，北伐军平定了山东全境，为直捣大都奠定了基础。
为保证北伐军顺利“直捣元都”，四月，朱元璋下令正式设置山东行中书省，并以“廉明持重”享誉于时的汪广洋为山东参政，负责山东行省政务。在半年有余的任职期间，汪广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遍访各地，抚绥百姓，山东社会秩序很快得以安定，汪广洋因此更得朱元璋的赞赏。是年冬，汪广洋应召晋京，出任中书省参政。洪武二年(1369)，汪广洋又出任陕西参政。安抚体恤，多有建树，成为明朝立国前后朱元璋稳定地方的一柄尚方宝剑，这也是汪广洋后来出任相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吴至明，宰相都称为丞相，共有左、右二员。在朱元璋称吴王的时候，左丞相是李善长，右丞相是徐达。明朝建立后，身任明朝帝国左、右丞相的还是李善长和徐达二人。丞相之下设有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称的下属官员。因徐达经常率军四出征讨，中书省的实际大权主要握于李善长手中。
早在朱元璋还是郭子兴的部将时，李善长便与朱元璋共事，而且相交极厚，彼此非常相得，李善长多谋善断，料事多中，敢于任事，在连年争战、削平群雄的时代，李善长“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指挥作战，组织供应，辅佐朱元璋如鱼得水一般，确实是一个兼具萧何与张良二人之长的人物。明朝立国之初，帝国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法规和制度，乃至郊社宗庙等方面的礼仪制度，大都是李善长亲自制定，或组织有关人员加以制定。在开国集团中，李善长可谓功臣之首，实在是众口一词，无可非议。所以，在最初封公的六人中，李善长位居最先的地位，在其封公的制词中，朱元璋明确地把他和汉初的萧何相比，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般认识。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明朝帝国统治的稳固和朱元璋猜疑之心的与日俱增，李善长的行事与其在军中作为主谋之时并无什么变化，甚至专恣自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不顺眼、不顺心的人，或是敢于冒犯他的人，他便毫不宽贷，即刻定罪，奏而黜之，竟无视或忽略了昔日帅主今日皇帝朱元璋的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不满和疑忌。
洪武三年(1370)，李善长身体多病，时常不能到朝视事。于是，朱元璋诏令汪广洋晋京，任职中书省左丞，同时又调山西参政杨宪为右丞，以加强中书省的力量。杨宪野心极大，不容异己，正如《明史·奸臣传》中所称“宪卖友虐民，变乱成法，恣行胸臆，中伤雅流”。凡是前任属吏，或不阿附于自己者，能罢则罢，能免则免，极力地安插亲信。甚至让人制作了一种花押，暗中示于属僚小吏，凡是奉谀其意者，便被视为归附杨宪，或称为亲信、亲党，并能很快得到升迁;否则，或贬或罢或免或斥。如翰林编修陈桎看了花押后，心中明白其用意，便高声称贺，说：“押字大贵，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者”，杨宪闻言大喜，几天后便授予陈桎翰林侍书之职。对于杨宪的专决，汪广洋不仅不依附，反而予以阻挠，从而引起了杨宪的嫉恨和恼怒。于是，杨宪令人暗中查访汪广洋不检点之事，以便随时奏黜，又唆使御史刘炳上书朱元璋，劾奏汪广洋不孝。明太祖朱元璋闻奏，心中十分不快，斥责汪广洋不孝，并诏令免官回乡侍奉父母。杨宪担心汪广洋东山再起，便又唆使御史刘炳再次劾奏，汪广洋被贬谪海南。杨宪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尤其是开国勋臣们的强烈不满与愤慨，李善长连夜疾书上奏明太祖朱元璋，指责杨宪诬陷大臣，放肆为奸，国法不容，理当惩办。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人，能用人甚至委以重任，但有悖于他甚至引起他的猜疑，便可随时罢黜。后来，杨宪又唆使刘炳劾奏刑部侍郎任安，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刘炳的诬陷很快被查实，刘炳被逮捕入狱，并承认了在杨宪唆使下的所作所为。此时，刘基又上书揭发杨宪结党营私，阴谋行事，朱元璋大怒，诏谕诛杀了杨宪、刘炳等人，并召回了汪广洋。
洪武三年(1670)冬天，汪广洋与刘基同日受封为伯。汪广洋被封为护军忠勤伯，食禄三千六百石。在受封制词中，朱元璋称其善理繁剧，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这次曲折时间十分短暂，但却为汪广洋升任相职提供了一次机会或一个有利条件。
李善长的专恣自用，一次两次，尚自犹可，经常这样，朱元璋便不能忍受了。他对李善长的不满也由此开始，便自觉应该对相权有所限制了。然而，作为开国元勋之首的李善长之德高望重，身为皇帝的朱元璋还是十分明白的，处理不好，容易造成许多较大的麻烦，乃至开国集团内部的混乱;因此，朱元璋虽十分不满，但还是不露声色，暂且隐忍着，只等适当的时机。
洪武四年(1371)，患病在家的李善长自觉许多时日未能前往中书省治事，心中未免有些不安，便采取了一种按常规是比较策略的举动，上疏朱元璋，恳请致仕(即退休)家居。其用意不过有二：一是略示未能任事心中多有不安，以显姿态;二是以此试探朱元璋的态度。这种办法，是历代大臣所惯用的。一般说来，李善长的疏文递上之后，皇帝会温谕慰留，李善长也是这样考虑的，不过他更想知道皇帝的慰留词句会达到什么程度，以便随机采取措施，但出人意料的是朱元璋没有按常规办事，接到李善长的奏疏之后，并未下诏温谕慰留，而是顺水推舟，允其所请，立即下诏批准李善长致仕。这对李善长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打了个措手不急。
朱元璋所以这样做，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并非一时灵感，而是深思熟虑过的，这既表明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恩礼之衰，又让李善长自己认识到，不要恣情自用，要保住晚节。同时，让李善长离开中书省，也可以减少君臣之间的磨擦，寓有保全之意。话是这么说，理也当如此，但这种做法却显得寡情少义，有些近乎毒辣。对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李善长而言，落得这样一个地步，也确实不能不让人寒心。对此，朱元璋心里十分明白，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办法，来弥合君臣之间的缝隙，不仅给予李善长以优厚的恩赐，对其家人也特加恩礼。到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便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李祺成为位在伯爵之上的驸马都尉，李善长与朱元璋结为亲家成为皇亲国戚，似乎关系有增无减，更加密切了。事实上，这种既打又拉的手法，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了。
李善长致仕家居，徐达在此之前已离开了中书省，眼见中书省没了主持，顺理成章，朱元璋应该趁机废除中书省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虽然朱元璋是因为李善长专恣自用，相权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而剥夺了李善长的大权，但他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斗争的实质，还只是认为是由于李善长恃功恣肆，不顾高居尊位的皇帝所致，代之以谨慎细心小心的人，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于是，经过多方权衡筛选，朱元璋选中了汪广洋;就在李善长被恩准致仕的同时，朱元璋诏谕汪广洋入中书，升任右丞相，执掌中书权柄。
洪武四年(1371)正月，汪广洋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独任相职。李善长、汪广洋都是朱元璋的旧部，立国之前都深得朱元璋信任，二人都曾在朱元璋的帅府任职，但二人却极少往来，朱元璋所以用汪广洋取代李善长，这是一个决定的原因。汪广洋出身文人，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对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的矛盾不能说了如指掌却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任职相位后，他一方面尽力仰体帝心，另一方面又竭力减少与李善长的往来，凡事必亲自奏请皇帝恩准，不免显得过于小心保守，这又与见利害于机先，决成败于庙堂的宰相十分不相称。对于朱元璋来说，汪广洋的细心是个长处，可是，事无巨细，都要皇帝自己来出点子想办法，却又不能不说是项不小的麻烦。李善长的专断恣事固然让朱元璋烦恼，但其处事善得机先，洞中窍要，智谋兼俱，又不能不让朱元璋感叹。相比之下，李善长为相的长处显而易见。
从另一方面来看，汪广洋独任相职后，极力疏远李善长，又对他的仕途、政务处理带来了许多的阻力和麻烦。李善长虽然退休在家，不再直接干政，但却仍身居京师，依然间接地影响着政局，况且中书省的属员如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官，都是李善长亲手提拔、安置下的，其人虽身不在中书，然而其声威依然在起作用。汪广洋若认识到这一点，对李善长敬而重之尊之，多向他请教，也许事情会顺利些，汪广洋的疏远策略，后果恰好相反，彼此隔阂增加，乃至成为对手，其麻烦也接踵而至。
汪广洋独任相职两年有余，庸庸碌碌，中书政务却无多大起色，朱元璋对汪广洋日渐感到失望，这一点李善长掌握的十分准确，于是因利乘便，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
李善长退休在家并能遥控中书权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的内疚心理，那就是朱元璋时时感到对李善长似乎有点太薄，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为此，每遇有大事要事，朱元璋常常加以咨询;汪广洋显出办事乏力之后，对李善长的垂询也便越来越多;于是，李善长趁机将其亲信胡惟庸举荐给了朱元璋。
洪武六年(1373)七月，朱元璋诏谕胡惟庸出任中书右丞相，与汪广洋同位同职，左丞相虚职无人。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投身朱元璋，历任通判、签事等。明朝初年，迁中书参知政事、左丞相，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宠信。胡惟庸的精明干练，也很早为李善长所赏识，并数次得到李善长的举荐和提拔。他们之间的关系日见亲善，愈见非同一般，后来更成了亲戚，李善长的侄子李佑(李善长弟弟李存义之子)娶了胡惟庸的女儿，彼此关系更加密切。李善长所以举荐胡惟庸进入中书省，就是要利用这种特殊的关系，把势位难保的汪广洋从中书省挤走，以便更有利于他对中书政柄的遥控。事实上，左相虚职无人，身在相位的二人同为右丞相，这是出乎常规的做法。按以往旧规陈例，汪广洋资格在前，已先任相职，例应晋升为左相，二人一左一右，方是常规正理。二人同居右相之职，虽然平起平坐不分上下，但明眼人看的十分明白，汪广洋的恩礼已衰，其右相之职为胡惟庸所取代，只是个时间问题。
胡惟庸不仅办事干练，而且颇多智术，加上原来李善长的旧属们，又都尽力辅佐帮助。所以，胡惟庸任职之后，一切都似乎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很快就将汪广洋比得更加黯然无光了。明太祖朱元璋对他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因为他既比汪广洋善于任事行政，又不似李善长那样专断蛮横，有二人之长，又无其所缺，确实是位比较理想的宰相之材。胡惟庸与汪广洋共同任职中书右相时，表现也确实很好，因为他必须与汪广洋比上下，只有将汪广洋比下去，汪广洋才能迅速离开中书省，也就能遂恩主李善长之愿。另外，朱元璋也早已感到汪广洋并非相才，胡惟庸的突出表现，更觉显然;汪广洋的“无所建白”，已难以为朱元璋所容。因此，不过半年时间，朱元璋便于洪武七年(1374)正月迫不急待地将汪广洋打发到了广东，任职广东行省参政，这是汪广洋第四次出任地方参政，但此次出任地方参政，与前三次却是大不一样了，其形其状其心态，该是汪广洋最为复杂最苦恼的了。
汪广洋被挤走了，李善长、胡惟庸总算遂了心愿，胡惟庸的做法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自以为已经获得朱元璋的信任，不必再似以前那样谨小慎微，事事防范;另一方面，汪广洋已离开中书省，已没有人会再碍手碍脚的了，完全可以放开手脚任己所为了，其残忍之性逐渐地暴露无遗。
明太祖朱元璋本性疑忌，人称雄猜之主，对于臣属的言行无时无刻不在查访，锦衣卫的行动也未中止过，胡惟庸的这些变化，岂能长时期地瞒得住皇帝呢?渐渐地朱元璋发现，胡惟庸遇事隐瞒、专断!与李善长并无两样，其贪婪好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他还认识到，李善长与胡惟庸的勾结日见频繁，李善长对中书的遥控也愈加明显。对此，朱元璋心中不免懊悔，觉得汪广洋虽然在中书省办事无力，“无所建白”，却也是其耳目，情况或许会好一些。于是，第二年朱元璋又谕封了汪广洋左御史大夫之衔。
汪广洋虽然办事能力难以胜任相职，但也非懦弱昏愦之辈，文人出身，饱读经书，早年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明朝立国前后，又历任地方、京朝要职，官场风习早已熟悉。所以，对他的被贬广东，心中自然明如镜台，虽然是胡惟庸挤走了他，但背后有主谋，此人非他，正是首任左丞相李善长。他的心情异常地不平静，怀着一口恶气离京赴任，暗下决心，等待时机，一出这腔怨气。他人在广东，心却在京城，安插耳目，京信常通，李善长的所作所为尽收眼底，从未疏忽放过。洪武九年(1376)，他已收集到许多关于李善长的不法行为的证据，便会同与他同为御史大夫的陈宁联合上疏劾奏李善长，列举了李善长的种种罪状，尤其是犯有“大不敬”之罪，是十恶之一，不能不严惩不贷。朱元璋接到奏疏后，心中大喜，他想到汪广洋本来就与李善长、胡惟庸不和，如今又有了这本奏疏，其嫌隙，乃至仇视就更显然。若让汪广洋回到中书省，互相牵制，李、胡二人必然多有顾忌，不敢明目张胆地勾结，欺上瞒下了。所以，洪武十年(1377)九月，朱元璋谕令将胡惟庸升为左丞相，又将汪广洋召回重进中书省，任右丞相。朱元璋此举，用意颇深。胡惟庸非降反升，是因为朱元璋还要靠他办事为政，予以晋升可以俱见倚畀之意。另外，胡惟庸也可以免除惊疑，对汪广洋的再次提升，找到些许心理平衡。汪广洋再度任职中书省，是朱元璋的深思熟虑，他想以汪广洋为耳目，对李、胡二人有些妨碍，又不必过于妨碍，乃至阻碍正事，身为右相，稍有别异，倒也方便。然而，朱元璋的如意算盘，却又未能如愿以偿。
汪广洋官复原职之后，心中自然踏实了不少，自以为总算讨回了公道，还是谨慎小心为政处世为佳，便不愿再多行事，那样也就不合乎“君子不过为己甚”之道了。尤其令汪广洋不可掉以轻心的是他的奏疏，他负屈被贬，身怀一腔怒怨，力攻李善长，但奏疏并未造成他所期望和想象的影响，李善长未倒，胡惟庸晋升左相，可见其根基之牢固，再继续与他们作对，未免有失明智了。另外，与胡惟庸的半年共事，使他又不能不承认胡的才干远过于自己，如今胡未降反升，足见圣眷之隆，汪广洋自愧弗如。如此地位，如此认识，汪广洋不能不为自身的存在着想，朱元璋的用意，汪广洋是难以领会理解的。所以，汪广洋对李善长、胡惟庸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既不表示亲近，也不敢再表示抵触乃至对立，只求虚与委蛇，明哲自保。
对于胡惟庸而言，朱元璋调回汪广洋，其用意所在，他自当心领神会，心中不免生出些许不快，不得不有所顾忌。但是，有李善长为后盾，他一向轻视汪广洋，二人同为右相时，尚且没有把汪广洋放在眼里，何况如今他身为左相，位在汪广洋之上，便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经过短时间的观察，他认为汪广洋比以前更加谨慎怕事，为政更加懦弱，于是胡惟庸便不免得意忘形，更加恣纵起来。
调回汪广洋，朱元璋可谓用心良苦，这也是他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冲突的最后一着。此着的不成功，令其气恼至极，撤销中书省，废除行之两千余年的宰相制度的想法因此产生，并常常在公开场合毫不隐讳地表示了对相臣的不满。对于胡惟庸的蛮横专断和汪广洋的“荒于酒色”，而怠弃政务，“浮沈守位”，曾当廷敕诫二人“洗心补过”。后来，越南贡使来大明朝贡，中书未能按时安排引见，朱元璋十分不悦，下敕切责执政，令汪广洋惶惧不安数日。朱元璋的敕责，已表明他要在适当的条件下根除历代相传留下来的宰相制度。
在从李善长到胡惟庸为相的17年中，以李、胡为中心的淮人官僚集团掌有明朝帝国的实权，并极力排挤非淮人集团。以开国功臣刘基为中心的浙东集团则首当其冲。朱元璋曾听信李善长的挑拨，让刘基请假回家。洪武四年(1371)，索性让他告老还乡闲住了。在此之前，朱元璋为丞相人选问题曾垂询过刘基，刘基认为李善长是旧人有功，能够调和诸将;杨宪虽是好朋友，又有为相之才，但器量不够，汪广洋偏浅，胡惟庸更不行。为此，胡惟庸怀恨在心;任相后，在朱元璋面前极力馋言，革掉刘基岁禄;刘基只好到京城请罪，连家也不敢回去了，忧愤生疾。胡惟庸闻知，特派医生前往治疗，刘基服药后，病情越发加重，终于于洪武八年(1375)死去。开国元勋刘基突然暴卒，一时众说纷纭，许多传说于胡惟庸不利;朱元璋认为这是个不可放过的机会，由此根究，也许能有所收获。他本人也认为刘基之死必有原因，胡惟庸的谋害也未必是假。十二月十二日，御史中丞涂节上奏朱元璋，揭发胡惟庸毒害刘基之事，使朱元璋更加怀疑胡党之流。朱元璋认为，刘基被害之事，汪广洋必知其中详略，便召汪广洋进宫密谈询问，想从汪广洋口里加以证实，并得到更多的详情细节。刘基与胡惟庸不和由来已久，刘基的死疑点很多，汪广洋也是清楚的，但传说纷纭，各执一词，又都拿不出确凿证据，汪广洋既不愿听信一词，加人以罪，也不愿传播谣言，更不想捏造事实，所以采取了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竟说对此事一无所知，外间传言，纯属子虚。又趁机劝谏朱元璋，认为轻疑相臣，似乎非圣明之主所应有。汪广洋的话，大有为胡惟庸辩白开脱之意，不由得使朱元璋恼火。汪广洋由自己的耳目，竟成了胡党成员，如此昧良辜恩，岂能容忍?盛怒之下，朱元璋即刻颁诏，以“朋欺”(庇友欺君)之罪，将汪广洋贬往广南地区。事过之后，朱元璋想到汪广洋毁掉了他的计划，怒气更盛;更想到，汪广洋二次入相已有两年多了，却未起到半点作用，如此玩忽职守，忘恩负义，罪不容诛。朱元璋越想越恼，再下敕书，指责汪广洋“事朕十余年，不闻一善言，不荐一学士;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恶，惟务沈湎，不事事……”并派出一行专使，捧着赐死汪广洋的诏书，日夜兼程，加急赶往汪广洋的行途，在何处追上就在何处宣诏赐死。汪广洋乘船行至太平时，专使追上并即刻宣诏，汪广洋闻诏，羞惭至极，自缢而死。
对于汪广洋的结局，人们历来多有微词。《明史》记其“为人宽自守，与奸人同位而不能剪除，故及于祸。”《明史》则将其列入《奸臣传》与杨宪、胡惟庸等人相提并论。事实上，无论汪广洋的品格、出身，其身在相位，执掌中书大政，不可能超脱日渐强化的专制主义制度的藩篱，不可能跳出皇权与相权矛盾斗争的漩涡，其两度入相正说明了这一点，其悲剧性的结局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