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978年12月27日－1038年12月12日），北宋宰相。北宋政治家、辞赋家。北宋咸平五年(1002)壬寅科状元。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东青州)人。8岁而孤，叔父王宗元收养了他。王曾少力学，拜同里老儒张震为师，研习经史。他才思敏捷，擅长诗文，年纪轻轻便以文才闻名遐迩。
有一年，王曾怀诗文求教于朝官薛奎，薛奎见他首篇《早梅》诗云：
如今未说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
“和羹”是我国古代常用作宰相之别称，“百花头上开”，分明亦是独占鳌头之意。所谓诗以言志，王曾的这两句诗就充分表达了他科举做状元、入仕为宰相的远大志向。所以薛奎读后，喜曰：“足下大概将要做状元了，还要做宰相吧?”有志者，事竟成。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春，王曾在故乡青州参加了“发解试”，高中榜首，夺得第一名——“解元”。
当年秋，王曾又赴京师开封参加礼部的省试，有一道试题是《有教无类赋》，王曾答道：
神龙异禀，犹嗜欲之可求;
纤草何知，尚薰莸而相假。
又是赋冠群士，一举夺魁，成为“会元”。
次年(1002)三月，王曾赴殿试，题目是《有物混成赋》。由于宋朝状元答卷保留下来的不多，王曾的这篇赋作为他的成名之作，尤显珍贵，所以我们全文摘录如下：
妙物难摸，先天有诸。著自无名之始，生乎立极之初。不缩不盈，赋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断，流形罔滞于盈虚。原夫未辨两仪，中含四彖，虽欲兆于形质，曾莫知夫影响。问洪纤而莫得，自契胚浑;考上下以都忘，孰分天壤。乃夫太仆将散，三光欲萌，清浊待此而一判，昏明由是以相生。然后品汇咸观，用作有形之始;淳和外发，或知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隐于纤介，大不充乎大海。配一气以冥运，亘终古而斯在。纵阴明之推荡，我质难移;任变化之纷纭，斯形不改。岂不以有者真有之基，物者生物之先，冥搜而兆朕斯显，寂听而音容莫传。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视焉且无，讶深蟠于厚地;抟之不得，疑上极于高天。本自强名，诚难取类其始也，既出无而入，有其终也。亦规天而矩地，既不可指掌而窥，又不可因人而致。明君体之而成化，则所谓无为而为;君子执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无反无侧，神之听之，谅潜形于恍惚，实委化于希夷。倾毁何由，固秉执之在我;刚柔有体，将用舍以随时。今我后掌握道枢，恢张天纪，将穷理以尽性，思反古以复始。巍巍乎执大象而抚域中，达妙有之深旨。
这篇赋写得纵横捭阖，汪洋恣肆，气势恢宏，志趣不凡。所以名臣杨亿见而抚掌叹息说：“真乃王佐之器也!”王曾遂以此赋大魁天下，被宋真宗钦定为状元。就这样，王曾成了北宋继孙何之后第二位连中“三元”的状元。
王曾被授予将作监丞、济州(今山东巨野)通判。3年任满，奉召入朝，按惯例考试馆职。这时寇准刚任相不久，还不认识王曾，便问杨亿。杨亿说：“我与他亦无交往，但见其省、殿试的两篇赋，可知他志业确实宏伟远大”。随即背诵王曾的两篇赋，竟一字不差。寇准大惊，立即召见王曾。按旧制，馆职应在学士院或舍人院考试的，寇准尊重王曾，特地破例让他在宰相办公的政事堂考试。考试结果，更增加了寇准的好感，奏准宋真宗，任命王曾为著作郎、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
由于王曾有状元的特殊身份，翰林学士刘子仪曾和他开玩笑道：“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穿不尽。”王曾正色作答：“平生之志，不在温饱!”王曾踏入仕途后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有为于天下的志向。
景德元年(1004)，王曾升为右正言、知制诰兼史馆修撰。澶渊之盟后，宋真宗为了掩盖城下之盟的耻辱，粉饰太平，大搞迎天书、行封禅等迷信活动，一时各种祥瑞之事纷至沓来。一天，宋真宗高兴地向王曾谈起此事，王曾却说：“这虽是国家承平安定所带来的，但希望陛下能够推辞而不自居，将来若有灾害变异，也可免遭物议。”后来宋真宗大兴土木，修建供奉天书的玉清昭应宫，众臣无敢言者，唯独王曾上书力陈五害以事讽谏。
王曾的敢谏反而赢得了宋真宗的礼重。判大理寺向来只用郎中官，宋真宗为了加强狱案的审理，特命王曾判大理寺。他召见王曾，说：“狱案是重典，现在就委屈你来负责吧。”王曾顿首称谢，宋真宗赐钱30万。王曾又请求自己选用僚属，宋真宗也允准。王曾克尽职守，审狱公正、严明。不久便进升翰林学士。
一天晚上，宋真宗在承明殿召见王曾，君臣谈了很长时间。王曾退出后，宋真宗忽然想起一件事，忙命内侍向王曾传谕：“近来十分思念你，匆忙之间，没来得及换上朝服见你，你别以为是朕故意怠慢。”宋真宗对王曾的尊礼由此可见一斑。
王曾改知审刑院，负责复查大理寺审理的案件。按惯例，违背诏命判徒刑2年，王曾奏请须是亲自接受诏命而违犯的才予以惩罚。不久，有人违背了诏命，王曾便只按过失论处。宋真宗说：“如果象你说的那样，大家都是过失，就不存在违背诏命之罪了。”王曾说：“天下至广，岂能人人都知晓诏命?如陛下所说，也就不存在属于过失的问题了。”宋真宗觉着有理，听从了王曾的建议。
王曾又进宫为尚书主客郎中，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司，勾管三班院。审官院负责考校京朝官，定其官爵品级，拟定是内用还是外任;通进银台司职掌接受并进呈奏章;三班院负责武官三班使臣的注拟、升移、酬赏等事，这三个衙门都属于中枢要害机构。但王曾就任不久就又以右谏议大夫之职拜参知政事。
这时，奸佞阴险的宰相王钦若因大造祥瑞之说，附会宋真宗的旨意而受宠。王钦若结党营私，暗中排斥异己，把王曾视为眼中钉。可巧，王曾买下了贺皇后家的旧房子，贺家还没搬走，王曾却一时犯糊涂让人担土堆在门口，贺家把状告到宫中。第二天，宋真宗把这件事告诉了王钦若，王钦若不失时机地进谗，罢除王曾参知政事之职，贬他出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到任后数年，民间传言有“飞妖”作祟，说它形状象帽子，夜间发着光，在空中飞来飞去捉人。一时间关于“飞妖”的故事传得很盛，自京城以南到处都在谈论，搞得人们惶恐不安。宋代曾多次出现有关“飞妖”的传说，看它的形状倒颇象今天风靡全球的飞碟UFO的样子。宋代是否真的存在不明飞行物UFO，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王曾则坚持认为这纯属惑众的谣言，命令夜里大开着里巷之门，谁再敢讹传，马上逮捕，传言遂止。
事后不久，王曾调知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很快又再次入朝拜为参知政事，官衔升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
天禧(1017—1021)末年，宋真宗病重，刘皇后参预朝政，皇太子赵祯虽然奉诏监国，但他年仅10岁，国事皆由刘皇后决断。对此，朝中大臣深为忧虑不安。
王曾见状，密见刘皇后的姻亲钱惟演，说：“太子年幼，非皇后不能立;加恩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刘氏的地位也就稳固了。”钱惟演深以为然，奏白刘皇后，这对于保护赵祯起了很大作用。
乾兴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宋真宗驾崩，刘皇后大权在握。王曾奉命入殿起草遗诏：“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权，即暂时摄理之意。奸相丁谓为讨好刘皇后，硬要王曾删掉“权”字。王曾斩钉截铁地说：“皇上年幼，太后临朝，这已是国家的不幸，称‘权’还是以儆示后人。而且增减诏书自有法则，难道你想先破坏了这法则吗?”丁谓不敢再争。
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刘皇后升为皇太后。由于皇太后垂帘听政是在宋朝第一次出现，群臣须议定太后临朝的仪式。王曾请按东汉时的制度，太后坐在皇帝的右边，垂帘共同听群臣奏事。而丁谓力主宋仁宗仅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上朝接见群臣，军国大事由太后召辅臣裁断，一般事务由宦官雷允恭转奏。王曾说：“皇上、太后不在一处，却把权柄交与宦官之手，祸乱必将由此而起。”
此后，丁谓与雷允恭果然勾结弄权，专横跋扈。丁谓为了固位专权，把已被排挤出朝的前相寇准、李迪一贬再贬，必欲置之死地，以防他们再被起用。王曾说不应对寇、李二人贬责太重，丁谓竟指他为“寇党”。王曾只得暂时缄口，暗中寻机反扑。
丁谓的恣意妄为很快激起了朝野上下的愤慨，京城中流传开一首民谣：“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要天下好，莫如召寇老。”“眼中钉”就是指丁谓，“寇老”即寇准。同时，刘太后也对丁谓“权势震主”开始不满。王曾见时机成熟，遂借雷允恭擅移宋真宗陵穴一事奏白刘太后，说丁谓与雷允恭相互勾结，包藏祸心，图谋不轨。刘太后大怒，诏令杖杀雷允恭，把丁谓贬往岭南。
丁谓被逐后，余党未除，他的党羽任中正就貌似愤愤不平地说：“丁谓乃先帝顾命托孤之臣，即使有罪，亦请依律议功”。王曾厉声驳斥：“丁谓以不忠得罪宗庙，还有什么值得一议的?!”
在宋真宗死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宋仁宗年幼无知，刘太后政出宫闱，丁谓、雷允恭一伙则窃弄权柄，一时搞得内外汹汹，政局十分动荡。王曾如中流砥柱般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朝廷倚以为重。
刘太后也充分认识到王曾的作用，遂拜王曾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会灵观使。不久，兼任户部尚书，进位昭文馆大学士、玉清昭应宫使。由此王曾成了北宋继吕蒙正、李迪之后的第三位状元宰相。
王曾为相，严谨持重，每次进用，奏言国家利害之事，都详审明晰而又合情合理。他认为宋仁宗刚刚即位，年龄幼冲，应当多方学习，积累治国经验，便选名儒孙奭、冯元作他的师傅，劝讲于崇政殿。天圣四年(1026)夏，大雨成灾。有传言汴河将决口，水将大至，京城人心惶惶，竞相出逃。宋仁宗问王曾，王曾说：“一旦汴河决口，告急奏报立刻会到，现在没有奏报，说明这只是外间的虚传，不必过虑。”经核查，果如其言。陕西路转运使设置醋务，由官府垄断其利，并请求推行其法于天下，王曾奏请罢之。一次，宋仁宗说：“近来臣僚上疏，大多邀功请赏。”王曾说：“只要陛下贬抑钻营的小人，推重恬淡的贤士，便可使那些小人难以谋私而易于罢退他们。”
王曾嫉恶如仇，容不得任何人胡作非为，但又极为大度，宽以待人。他初为宰相时，枢密使曹利用位居其上。进为昭文馆大学士、玉清昭应宫使后，入宫谢恩，按规定应排在曹前面，但曹利用仍想班于其上。宋仁宗和刘太后坐在承明殿上，等王曾等入朝，负责朝见仪式的门使不敢得罪曹利用，又不敢得罪王曾，迟迟不能排定上朝的位次。宋仁宗遣人催促，王曾厉声对门使说：“只奏宰相王曾等入殿谢恩!”曹利用无奈，只得跟在王曾后面入朝，心中怏怏不快。不久，曹利用的侄子曹汭被指控图谋不轨而被杖杀，曹利用受到牵连，王曾却上疏替他开脱。刘太后问：“你曾说曹利用强横，今日怎又替他辩解?”王曾回答：“曹利用恃恩强横，所以臣要据理挫其傲气。现在给他加上大恶的罪名，就是臣所不能明白的了。”刘太后怒气稍消，从轻发落了曹利用。
然而，刘太后对王曾始终心怀不满。当初，是王曾坚持太后只能暂时摄理国政，坚决不同意去掉“权”字，对刘太后干政颇有异议。刘太后受册命，想临御大安殿举行仪式，王曾又以不合礼制为理由阻止。逢节日为刘太后、仁宗上寿时，刘太后的亲戚纷纷来谒见，王曾又对他们多所裁抑。经过这些事情，刘太后对王曾越来越不满意。
天圣七年(1029)六月，宋真宗倾尽财力修建的玉清昭应宫遭雷击起火，化为灰烬。王曾兼领玉清昭应宫使，刘太后遂借此将王曾罢相，贬他出京，到老家青州做知州。不久，王曾以彰德军节度使的身份再知天雄军。
天雄军地处宋辽往来的要道上，由于王曾威名远播，辽朝使臣都很敬重他，以至每次往返过境，都下车步行而过，没有敢喧哗的。王曾还关心民瘼，务以宽简施政，深得天雄百姓爱戴，人们纷纷供奉起了他的画像。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寿终正寝，宋仁宗亲政，擢王曾为天平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治今洛阳)。第二年，召他入朝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景祜二年(1035)，王曾拜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再次回到了宰相位上。
王曾为相期间，对不少贤士多所荐拔，但他每次任免官员，都不让外人知道。有人对此颇有意见。有一次，范仲淹对他说：“公开地任用贤人名士，是宰相的职责。公德高望重，唯独在这一点上稍有欠缺。”王曾说：“作为执政大臣，如果都把恩赏揽到自己身上，那怨恨归谁?”范仲淹叹服不已。
吕夷简在王曾第一次任相时是参知政事，谨事王曾，王曾力荐他为相，后他因事遭贬。等王曾二度入相时，吕夷简早已复相，位居王曾之上，他就不把王曾放在眼里了，凡事颇为专横。王曾大为不满，二人政见常有分歧，王曾遂上疏辞职，宋仁宗问他：“卿亦有什么事感到不快吗?”似乎对他的辞职颇不理解。就在这时，外间传言吕夷简收受知秦州王继明的贿赂，王曾遂奏报其事。宋仁宗召见吕夷简，吕夷简不服，两人在御前争辩不休。宋仁宗大怒，将两人一同罢免，王曾以尚书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出判郓州(今山东东平)。
到郓州的第二年，即宝元元年(1038)冬，有陨石坠落于王曾屋前，左右惊告，王曾说：“一个月后事情就明白了。”过了一个月，王曾暴病而亡，享年61岁。宋仁宗闻讯，诏赠侍中，谥曰“文正”。
王曾眉目如画，一表人才。为人端厚谨重，在朝中为官，进止有礼，闲时家居，寡言少语。年轻时，他与杨亿同为侍从，杨亿好戏谑，爱捉弄人，但与王曾谈话，总是一本正经，他对人说：“我可不敢和他开玩笑!”王曾谦虚自持，初中状元时，荣归故里省亲，青州知州闻讯，命父老百姓载歌载舞去郊外迎接。王曾知道后，变姓名、换衣服，骗过人群，从另外的城门入城。他去谒见知州，知州惊奇地问：“听说王君荣归，已派人去欢迎，门吏没报，王君怎么竟到了?”王曾说：“不才幸忝榜首，岂敢劳烦知州父老迎接。若那样，是增添了我的罪过。”知州叹曰：“君乃真状元!”由于王曾是“三元”，后来又谥号文正，所以青州父老为他立了一座牌坊，题曰“三元文正之坊。”
王曾平生极为节俭。他当宰相时，有个朋友的儿子来京，去看望他。王曾留他吃饭，饭后，王曾送他数轴简纸，打开一看，都是用从别人的来信上剪下的纸边写成。
王曾死后十余年，宋仁宗亲笔用篆字为他题写碑文“旌贤之碑”，后又把王曾的老家改名为“旌贤乡”。宋朝大臣赐碑篆，自王曾始。宋仁宗死后，继立的宋英宗诏令选择宋仁宗朝的将相配享宗庙，群臣共推王曾为第一。
王曾著有《两制杂著》50卷、《大任后集》7卷、《笔录》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