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尔佳·文祥（1818年－1876年），清朝中央洋务派首领之一。满洲正红旗人。
在清末重臣中，文祥可谓宦途风顺之人，也是清末较有作为的满族大臣。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文祥出生于一个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家庭，取字博川，号文山。经多年刻苦努力，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时年27岁。
文祥初授工部主事。咸丰四年(1854)升员外郎。次年五月以巡防出力加知府衔，赏戴花翎;六月因验收海运漕粮，叙功加道衔;十月继迁郎中;十一月以襄办孝静康慈皇后丧仪赏三品顶戴。咸丰六年(1856)分为记名道府，他以双亲年老，乞留京职，咸丰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任为太仆寺少卿，擢升詹事。咸丰八年(1858)正月，充日讲起居官，署刑部左侍郎，寻迁兼礼部侍郎衔。四月署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十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进入清廷的中枢机构，同时授礼部侍郎。又任过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寻调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充对引大臣。
当文祥进入军机处时，正值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咸丰六年(1856)在《天津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重新挑起战争，要用武力来实现和勒索更多的侵略特权。咸丰十年(1860)，英、法再次组成联军扑向中国，四月占领舟山后北上，七月底再次集结于天津大沽口外，八月驻守炮台的清军前敌统帅、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所部接连兵败，大沽再次失守。僧格林沁军队又弃天津，一直退到通州一带，侵略军得以长驱直入，于八月二十四日占领天津。
北京岌岌可危。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谈判求和。侵略军并无认真谈判之意，其目的是进占北京，完全压服清政府。在与英法联军多次交战中，僧格林沁已没有胜利的信心，遂密疏咸丰帝，请皇帝驾幸热河(今河北承德)，称“木兰秋狩”，以避敌寇。文祥却挺身而出，称僧格林沁动摇人心，御驾离京，事关大局，且承德地处塞外，无险可守，“我能至，彼亦能至”，坚决主张皇帝坐守京师，以定民心，以鼓士气。退朝之后，又单独请见，再三陈述坚守京师的理由。接着，他又与军机大臣左侍郎匡源、吏部右侍郎杜翰具疏极言利害，请罢“木兰之议”，并奏请撤除出走所需车马，明诏宣示中外，表明皇帝坚守京师的决心。
咸丰帝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英法联军则决意攻下北京。九月五日，英、法单方面中断谈判，开始进犯北京。咸丰帝慌忙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急赴通州继续乞降。又令僧格林沁在河西务一带堵守英法联军的进攻。但英法联军在提出苛刻条件后，再次中止谈判，九月二十一日，进攻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通州城西的八里桥，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仗，清军溃不成军。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仓惶从北京逃往热河，命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任文祥为步军统领，从奕参加议和谈判，他以谈判与领军难以同任请辞统领，咸丰帝诏改为正蓝旗护军统领。
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十八日，火烧圆明园以掩盖劫掠罪行。临危受命“办抚局”的奕率文祥等人，在侵略者大军压境的局势下与之谈判。文祥是清方代表中的主要人物，他出入敌营，对英法侵略者的非分要求，侃侃直言，道之以理，使他们心服口服。清廷为了达到侵略军退兵目的，委屈求全。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分别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这是两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英、法又扩大了侵华权益。而咸丰帝却认为达到了使英法联军撤兵的目的，对文祥更加信任，令他随奕一起处理善后事宜，收拾残局。文祥在和议后疏请皇上定期回銮，以安人心。咸丰帝未敢遽回，不过认为文祥是一片忠心。
通过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文祥与奕、桂良等朝中重臣逐渐认识到要稍改清廷外交。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日)，他们奏准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作为主管外交、通商及其他洋务事宜的中央机构。诏命奕、桂良、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统筹洋务全局。其中以“文祥任事最专”，在任职期间，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出发，积极倡导洋务“新政”，成为洋务运动时期清朝中央的主要洋务首领之一。他同奕、桂良等上疏，认为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而国内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则是“心腹之害”，因而主张以“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外事暂定，内事又起。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仍在发展，而清廷兵疲饷竭，国库空虚。文祥一方面坚持镇压农民起义，一方面上疏主张“借师助剿”，引进西方枪炮，认为“制敌在乎自强，自强必先练兵”。文祥建议从八旗子弟中精选人员组织一支新的军队。咸丰十一年(1861)奏准设立“神机营”，负责守卫紫禁城及三海、扈从皇帝巡行、赴外省征剿等。以恭亲王奕为掌印管理大臣，文祥具体管理事务。在奕、文祥等组织下，神机营成为清末军队中素质最强的一支。管理机构设文案、营务、印务、粮饷等处及军火局、枪炮厂、机器局;下辖马步队等营，分为左翼、右翼及中营，共有官兵1万4千多人。
文祥又进一步上疏，认为僧格林沁、胜保担负保卫京畿大任而缺良将，力荐前任副都统富明阿、西宁镇总兵成明为将，均被采纳。文祥又推荐了江西九江道沈葆桢、湖北候补知县刘蓉才堪大用。请命湖北巡抚胡林翼察其才具，破格录用。咸丰帝将这些人分别晋升。文祥成了皇帝的宠臣。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遗诏立他惟一的6岁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和户部尚书肃顺等8人为顾命大臣，执掌朝政。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不满肃顺等人专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时，朝内众臣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肃顺等人，一派拥戴两宫太后。文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毅然选择了太后一派，与奕站在一起，随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文祥亲自主持了对肃顺的抄家，并“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议章程礼节。寻充实录馆副总裁，还充经筵讲官。
由于文祥在政变中起了一定作用，得到已掌握清廷实际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的赏识。同治元年(1862)，接连升任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兼都统。翌年，掌管理蕃院事务，充朝考阅卷大臣。
在文祥任兵部尚书期间，清军在征伐太平天国军事行动中屡屡获胜。同治三年(1864)夏，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清廷谕枢臣同心辅治，宜于优奖，赏文祥太子太保衔，寻署正黄旗汉军都统。
同治四年(1865)秋，东北王达、马傻子起义，攻陷喜峰口、遵化，势头很猛，被称为“马贼”。两宫太后诏令文祥督师镇压。文祥请求朝廷“除私弊，清盗源”，惩办姑息养奸的地方官吏。不久，率神机营、直隶步队500人、洋枪队1000人出关，先后在锦州、长春厅等地与起义军激战。经过一年多的用兵，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春，杀害起义首领马傻子。
恭亲王奕是晚清朝廷中一个重要人物。“辛酉政变”后被封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权倾举朝。但也因奕权力过大，遭慈禧忌恨，曾多次被解职。文祥是奕手下主要的辅佐人物，奕的进退也不能不影响到文祥。同治四年(1865)奕被革职，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复议政。文祥在殿上涕泣，力谏不可，反引起慈禧不悦，改任他为吏部尚书，不任军职。不久，奕受命复职，文祥又渐受重用。同治六年(1867)八月，署翰林院学士。九月，文祥50寿辰，赐以御书“宣猷笃祜”匾额、“福寿”字及诸珍玩。第二年，充会试副考官。同年七月，因镇压捻军等农民起义加军功二级。此间开始纂修《剿平粤捻方略》一书。
同治八年(1869)文祥母亲去世，按制回旗穿孝。同治帝嘉奖其母“教子有方”，赐祭一坛。第二年，发生“天津教案”，天津居民烧教堂，打死洋教士，英、美、法等7国联合抗议，各国兵舰聚集天津大沽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文祥停制还朝，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参与政事。六月授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充武英殿总裁。七月授体仁阁大学士。八月完成《剿平粤捻方略》。赏加二级。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同治帝大婚，文祥受加恩在紫禁城乘二人肩舆。十二月充文渊阁领阁士。继续追随奕。《清史稿·文祥传》中认为，文祥自同治元年随恭亲王奕诉同心辅政，总理各国事务，虽然因经常与洋人打交道引起朝论纷纭，但他忠于朝廷，从不推诿责任，朝廷在涉外事务中多次依赖于他。文祥力主同西方列强保持“和好”关系，并与奕、桂良等人提出“办理外国之事，不是决裂，就是迁就，势必难以两全”。所以要尽量与洋人“和好”，避免“决裂”。
因朝政繁忙，文祥积劳成疾。同治十三年(1874)，文祥因病先后6次请假回家休养。但当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后，文祥中断养病勉强支撑出朝，参与谈判，签订了《台事专约》三款。面对列强的多次武力进犯，他重申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建立新式陆海军以谋“自强”的重要性。他上疏说：
方今时事可虑者甚多，而以图自强御外患为亟。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十余年来迄无成效。其故由于鄙充洋务者，空言而无实际，狃于和局者，又相安无事，而恐启猜嫌。或悉心讲求防务，复阻于财赋不足而莫可施展。今变端已形，事机益迫，若再不措意，一旦大敌当前，将何所恃？伏愿敕下户部内务府宽筹饷需，裁减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至自强之道，首在虚怀纳谏，以求政治之得失，勿以将顺之言为可喜，勿以直遂之言为可憎。皇上忧勤惕励，斯内外臣工振刷精神，不敢蹈玩泄之积习。否则狃以为安，不思变计，恐中外解体，人心动摇，其患者不可胜言矣。
文祥这一席肺腑之言，可以说切中晚清时政要害，对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及清廷的内政外交有一定影响。
同治十四年，光绪元年(1875)一月，同治帝载淳病逝，慈禧太后立醇亲王奕之子4岁的载湉即位，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文祥晋武英殿大学士。他以久病未愈请辞，慈禧加以挽留，解除兼职，专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
是时，以“求强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文祥多次上疏，陈述己见。在建立海军方面，他与奕等人上疏六个方面，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并详列了如何进行的具体方法。文祥主张及早筹办海防。他认为，日本乃东洋一小国，不过略习西洋兵法，购二铁甲舰，竟公然对中国挑衅，而中国沿海疆臣因军力不足又无防备而非常被动。若不及早整顿海防，将来会更加被动。所以，他建议由沈葆祯全力筹办海防。文祥既主张筹办海防，又支持左宗棠进军新疆，加强塞防，收复新疆，“以备御英俄。”
面对列强觊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文祥深感忧虑，密陈大计。主张对外应坚持“羁糜”之策，由总理衙门“专司其事”;对内应纳谏诤，广开言路，顺应民心，励精图治。他认为“设立总理衙门以后，专司对外交涉，见到一定效果。所以近十年来，没有导致挑衅。”同时，他认为西方列强“火器技艺讲求益进”，列强间虽有矛盾，但在瓜分中国方面是一致的。他向慈禧太后、光绪帝介绍说，许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性近犬羊，不知政治，这是错误的认识。西方诸国，政治大事由国主交由上议院讨论，由大臣商榷，再交由下议院表决，全国都参与议论，“行则行，否则止”。文祥敢于向封建帝、后介绍西方政治，是大胆的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尽心参与对外交涉的结果。
文祥还对世界形势作了分析后认为，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于诸大国之间，是由于全民团结一致。法国虽强大，而德国战胜了它，就因法王穷奢任性，负国债太多的缘故。他认为，外国有上议院、下议院，中国虽然无法做到，但是其精神可以汲取。他指出，凡事一举一动要合乎情理、顺乎民心，违犯人心的事切不可为。要崇节俭，使国库充裕。
光绪二年(1876)，文祥病势日重。临终前他就国事上疏，提出解决与外国的关系是国家第一等要务，而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的第一大关键，而且刻不容缓。他指出各朝均有外患，但都没有今日为患之深，与中国为敌的国家多而狡诈。他回顾了列强与中国交往及入侵中国的因果，历数了清廷种种弊端，提出了解决办法。
重病中的文祥在写下了洋洋万言的奏疏后不久，便瞑目辞世，享年58岁。文祥自咸丰末年起，长期居于朝廷中枢重臣的位置，忠心耿耿，不遗余力，尤其在清末外交事务中有一定见地，他不仅是当时朝廷诸大臣中的佼佼者，而且颇得朝廷上下人士的赞赏。文祥死后，清廷以“外交内治，无不尽心筹划”而称他“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良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著赏给陀罗经被，晋赠太子太傅，照大学士例赐卹，赏给骑都尉世职，即令伊子熙治于百日孝满后承袭，入祀贤良祠，谥文忠。上遣贝勒载徵前往祭奠。
《清史稿》则对文祥作出这样的评价：“谋国深远”，“忠勤”，“情操绝人，家如寒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