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原名利宾，易名瀚，字懒今;后改名韬，字仲弢，一字子潜，号紫铨，又号弢园，别署蘅华馆主、钓徒、天南遁叟等。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十二岁学诗，十三岁学笺札，十四岁学文。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第一名入县学，督学使者张筱坡称其“文有奇气”(《弢园文录外编·弢园老民自传》)。然其“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不中绳墨”(同上)。既孤，家益贫，乃赴沪谋生。二十九年，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墨海书馆，任编译达十三年。与馆中李善兰、蒋敦复、管嗣复等为莫逆交，并与姚燮、张文虎、周弢甫、龚孝拱等文士相往来。咸丰八年(1858)与十年，两次为清政府献策攻打太平军，计未行。十一年，回乡探亲，化名黄畹，向太平军献作战方略，为清政府追捕，经英国领事庇护，于十二年逃往香港。又由麦都思介绍，入英华书院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译中国经书。同治六年(1867)，随理雅各抵英国译书，并游历法国等地，撰《漫游随笔图记》。九年，返香港，为《华字日报》撰稿。十二年，香港诸同人集资创印书局，王韬总司其事。次年，《循环日报》创刊，任主编，并撰写政论，开近代中国报章体文先河。光绪五年(1879)，游日本，结识黄遵宪及日本诸文士。后返香港，写《扶桑游记》。十年，经丁日昌疏通，为李鸿章默许，复返居上海。十九年，于沪主持《申报》编务。又办弢园书局，主讲格致书院。二十三年，病卒。王韬学贯中西，重经世致用，著译甚多。文胜于诗词及小说。自谓“于诗文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辄不能自休”(同上)。张舜徽评其政论云：“是集(《弢园文录外编》)文字，则其鼓吹变法自强之总集也。韬文笔犀利，而气又足以振之，自足以激起一世之人。”(《清人文集别录·弢园文录外编》)重野安绎(成斋)评其游记云：“所至纪其风土人情山川景物之状，意到笔随，读之者如涉其境。”(《扶桑游记·序》)著有《弢园文录外编》一二卷、《弢园尺牍》一二卷、《弢园尺牍续钞》六卷、《扶桑游记》三卷、《蘅华馆诗录》五卷、《淞隐漫录》一二卷、《遁窟谰言》一二卷、《瓮牗余谈》八卷等多种。生平事迹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一、王汉章编《天南遁叟年谱》等。

王韬强调中国必须变法，“借法以自强”。他认为，面对西方列强“恃其所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的“时局”，中国岂能“不思变计”?他说：“至今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如果仍旧“动遵故例，拘守成法，因循苟且，不知变迁”的话，中国将永远“承其弊”(《韬园文录外编》)。他认为，必须以泰西之所长以补中国之所短，中国要有容纳外来事物的气魄。他说：“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韬园尺牍》)他认为中国的“取士”、“练兵”、“学校”、“律例”等法皆“当变”。他用日本变法维新图强为例，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日臻于国富兵强。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就已认识到“泰西诸国以通商为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和“商力富则兵力裕”的道理，因而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借商力以佐国计”的观点，主张发展本国工商业。在游历了欧洲、日本以后，他更是极力提倡新法开矿、机器纺织、造轮船、建铁路、设电线等等。并主张实行专利制度和奖励工商等措施，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批评那些“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农也”。况且中国的“重农”，也只不过是“徒知丈田征赋，摧科收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韬园文录外编》)。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权，他主张制定税则及增减税率，乃我国自有之权，不应受西人挟制。况且“税则”是国家大事，“当以国体争之”。他认为“公法”对维持国际秩序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认识到只有国富兵强，“公法”才能为我所用。否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所用”(《韬园文录外编》)。

王韬认为“君主之国”的弊端是君主专制使君民隔阂，并导致了层层专制，国弱民穷。“民主之国”的议事行政比较民主，但“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只有“君民共主之国”，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须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因此，“惟君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于上达，君惠亦得于下逮”。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制赞美备至：“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而中国在君主专制统治下，“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施之也”。中国之所以屡遭“强邻悍敌”之欺凌，原因就在于“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政于下也”。因此，他认为，中国要谋富强，必须采用西法，“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变“君主之国”为“君民共主之国”(《韬园文录外编》)。此外，王韬还提出了改良监狱，善待囚犯等具体的法律改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