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年4月23日—1857年3月26日），清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卒于清咸丰七年。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东台知县。历任兴化知县、高邮知州等官职。曾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时，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感愤时政，遂着《圣武记》。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有关史志增补为《海国图志》。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至扬州时，参加抵抗和镇压活动，以迟误驿报免职。后居兴化寺潜心佛学，逃禅至死。

魏氏初尚宋明理学，兼治汉学考据，并与当时的著名学者汤金钊、姚学塽、胡承珙、胡培翚、陈奂等互相研讨。但对魏氏的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常州今文经学。他二十岁(1814)时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转向今文经学。此时又结识了龚自珍，两人学风意气相投，声名相齐，时称“龚魏”。

魏氏在学风上不涉时趋，既反对汉学又反对宋学。他攻击清代“汉学”皖派的奠基者戴震剽窃赵一清《水经注》，说戴氏“臆改经注字句，辄称《永乐大典》本” (《书赵校〈水经注〉后》)，而对戴震的弟子段玉裁，也认为“于《尚书》经师家法不明，专据马、郑本为真古义，因以《史记》之不同马、郑者，皆武断为今文”(《释云梦》)。他对宋儒也同样讥讽，如批评朱熹对《大学》“未悟古本分章之条理，而误分经传，加以移补，遂留后人之疑” (《大学古本叙》);认为宋儒鬼神之说，实是“矫枉过正，而不识与六经相违”(《默觚上·学篇一》)。魏氏所以反对汉学与宋学，是因为它们或者脱离实际，或者空疏无用，不能援以经世，用以变革。他认为只有西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以经术为治术”，但它经过刘歆的篡乱，东汉古文盛行，“郑许之学综六经”，于是“经术卑，儒生绌”(《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他说：“余读《后汉书·儒林传》，卫、杜、马、贾诸君子承刘歆之绪论，创立费、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学，谓之俗儒，废书而喟!”又说：“夫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易》则施、孟、梁丘皆能以占变知来。《书》则大小夏侯、欧阳、倪宽皆能以《洪范》匡世主。《诗》则申公、辕固生、韩婴、王吉、韦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春秋》则董仲舒、隽不疑之决狱。《礼》则鲁诸生、贾谊、韦玄成之议制度，而萧望之等皆以《孝经》、《论语》保傅辅道，……裴然与三代同风，而东京亦有闻焉。”“今世言学，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郑许之学综六经，呜呼!”(皆引自《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他对西汉以来的学术变迁的看法，即西汉微言坠于东汉，东汉典章又绝于隋唐，两汉的诂训声音之学又“熄 魏晋”，故主张由诂训声音“复”到东汉，再由典章制度“复”到西汉，并认为清代中叶应是“复”到西汉的时机了。

魏氏所主张的要“复”到西汉，是要“复”西汉的“微言大义”，要“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 (同上); 也就是要运用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救裨当世”，进行社会改革。所以他从今文经学中主要是接受了“通三统”、“张三世”的“变易”思想。他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奚微言之与有。”(《公羊春秋论》下)正是以这种“变易”思想作指导，魏氏提倡求实精神，一方面主张“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海国图志叙》)，另方面主张“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同上)，要去掉“人心之寐患”、“人材之虚患”，走求实的道路。为此，他除在《海国图志》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外，主张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但又不依赖于西方国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的口号，认为当时的长技有三，即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学习这些长技，“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打败外国侵略者。与此同时，魏氏还主张改革弊政，指出“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则利自兴矣”(《淮北票盐志叙》)，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默觚下·治篇五》)，并提出了改革盐税、漕运及选拔人材的一系列措施。

在哲学思想上，魏氏继承了北宋张载“太虚即气”(《正蒙·太和篇》)的思想，认为宇宙间充满着精气，无间不入。他说：“太虚之精气流动，充盈于天地间，必有入也。集于列星，与为光芒;集于水火，与为润旸;集于金木，与为柔刚;集于珠玉，与为精英;集于圣人，与为琼明;……太虚者万物之真宅也。”(《默觚上·学篇十四》)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气化流行而生，最后又复归于太虚之气。但魏氏没有把气化流行的思想贯彻到底，而认为“因气以为生死者身也，身之内有心，心之内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形气以生死矣”(《默觚上·学篇十三》)。他把道德属性的“仁”，视为可以不随形气生死而超乎形气的本体。他还吸取了朱熹“仁便是天地之心”(《朱子语类》卷一) 的观点，说“仁者，天地之心也，天生一人即赋以此种子之仁，油然渤然不容已于方寸”(《默觚上·学篇十三》)，将万物的生成看成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作用。魏氏也相信鬼神的存在，主张以“神道设教”来维护封建统治。他说：“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默觚上·学篇一》)这种有神论为魏氏晚年皈依佛教，受菩萨戒，打开了通路。

在认识论上，魏氏提出“行而后知”的观点，指出“行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学篇二》)他举出事例说明“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海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同上)。强调亲自走一走，看一看，尝一尝，获得直接经验，反对闭门造车。他说：“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盂水为方圆也?自非议参同，乌能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也?”(《默觚下·治篇一》)为了避免犯闭门造车的毛病，魏氏主张调查研究，说：“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同上)由此出发，他否认有“生而知之”的“天才”，指出：“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 (《默觚上·学篇三》)认为任何天才都是发愤勤学的结果，后天的学习、实践起着决定作用。他还认为人的智慧高于个人，即“独得之见，必不如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默觚下·治篇一》)。

魏氏承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都充满着矛盾。他说： “天地，是非之域也; 身心，是非之舍也;智愚贤不肖，是非之果也;古今往来，是非之场垒也;……日相鬬战。”(《默觚上·学篇十二》)还注意到思想领域裹也时刻都有矛盾和鬬争。“始知一念之中，有屡舜而屡跖者，有俄人而俄禽者;一日之中，有人多而禽少者，有跖多而舜少者。”(《默觚上·学篇一》)他把这种矛盾的普遍性概括为“天下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默觚上·学篇十一》)，即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而且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有主有次。又认识到事物在矛盾鬬争中发展，他把这种鬬争称为“逆”。他说：“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大哉《易》之为逆数乎!”(《默觚下·治篇二》)'肯定事物经过矛盾鬬争才会有发展，而发展到顶点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他说：“暑极不生暑而生寒，空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申)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默觚上·学篇七》)在论述矛盾转化的过程中，魏氏也注意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他说：“人定胜天，既可转贵福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贵富寿。……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默觚上·学篇八》)所谓“自我造命”就是自己掌握和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与“人定胜天”的思想，成为魏氏主张变法图强、向西方学习、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魏氏学问渊博，除熟于朝章国故、研究富国强兵的经世致用之学外，还精于史学。曾搜集大量材料并利用国外的新材料来考校《元史》，开近代研究《元史》的新路。著作另有《老子本义》及《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梁启超说：“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 其学对清末思想解放和改良主义思潮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