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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

王闿运
  • 姓名:王闿运
  • 全名:字壬秋,又字壬父
  • 性别:
  • 国籍:清代
  • 出生地:湖南湘潭人
  • 出生日期:1832
  • 逝世日期:1916
  • 民族族群:
  • 主要作品: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书斋名湘绮楼,故以湘绮为号,湖南湘潭人,1833年1月19日(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善化县(今长沙)。其父王士璿,业商。王闿运六岁丧父。七岁入塾,三年后日诵不及百言;后能成诵,又不能解,因此常被同学们嬉笑。塾师激励他说:读书被人嗤笑,是可羞耻的,而被人耻笑还不奋发,那就太没出息了。之后,他发奋向学,废寝忘食地攻读,而且持之以恒,结果有长足的进步。十七岁时应童子试,答卷中有“月落梦无痕”的佳句,甚得师友之赞赏。十八岁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老师选文四十篇授之,未数日竟能应对如流,不失一字。十九岁应县试,补诸生。不久与邓辅纶、邓绎、李寿蓉、龙汝霖成立兰林词社。他们的诗文极力模仿两汉、魏晋时代的文体,如五言诗、骈体文等;但只是形式上的功夫,缺乏创见,所以后来有人评论他们的作品是“假古董”。


1853年3月,太平军攻下南京,旋即进行西征。次年冬,王闿运应湖北布政使夏廷樾之约,至武昌游玩。是时,正值湘军与太平军在九江交战。他们议论湘军“攻坚之不便”[1],于是由王起草,上书曾国藩,建议回师武汉厚集兵力,始可东下直取金陵,但这个意见没有被曾国藩接受。后来湘军水师败绩,王闿运很得意,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在这一年,太平军进展神速,横扫东南七省。他见此情景,忧心忡忡,仿北朝诗人庾信的《哀江南赋》,依韵作赋,以表达他对清王朝的眷念及对太平军的恐惧心理。


1855年,王接受友人邓辅纶之聘,往湖南武冈教家塾,并从此开始研究“三礼”。因经文难懂,于是先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句读、作注解。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等书。1857年,他赴长沙参加乡试,得中第五名举人。


1859年春,王闿运到北京应礼部试,未中。他认为京城乃文人荟萃之地,故决定留下,居法源寺。不久经友人介绍,入户部尚书肃顺府中为塾师。次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王闿运闻讯赶到安徽祁门,在曾帐下充当幕僚。因他为人恃才傲上,不为曾倚重。王多次建言,均未获采纳。王在军中待了一个时期,因母病返回湖南。


1864年7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王闿运于10月赶到军中,本想获得一官半职,但遭到曾国藩的冷遇。他觉得脸面无光,遂不辞而别,乘船北上,重游燕赵。同年11月到山东齐河,遇大雪冰封,船不能行,上岸夜宿村舍,无限感慨,于是作《思归》一首,序云:“叹停车徘徊,感念伊人,咏其思归之篇,悲所志之不遂。”[2]从此产生“归隐”的意愿。


翌年5月,王回到长沙,即率其妻儿移居衡阳西之石门,过乡村生活。日以课读儿女和埋头经史著述为事,但间亦出乡远游或访友。1871年再次赴京会试,仍名落孙山而归。从此潜心著作,成册者有《庄子内篇注》、《今古文尚书笺》、《诗补笺》、《衡阳县志》、《春秋公羊何氏笺》等书,而其中又以“公羊传”为代表作。


1876年夏,湖南蒸水暴涨,附近村庄受灾。王因房屋倒塌,无法安身,遂移居长沙,在营盘街宅中建湘绮楼为书斋,从而结束了十二年的所谓“隐居”生活。


王闿运回到长沙后,受原湘军将领郭嵩焘等人之托编撰《湘军志》,为避开城市喧嚣专心著述,移居城之东山。1878年冬,《湘军志》初稿略定,时逢四川总督丁宝桢来请,遂入川任成都尊经书院主讲。到职后他要求学生专心向学,不问政事,并规定学生不得条陈时事,若在外违约者,“经长官告知,院册即行除名”[3]。在教学方面,他提倡分经授业,仿汉代儒生办法,每人专治一经。他说治经之法,治《易经》当先知一字有无数用法;治《尚书》当先断句读;治《诗经》当知男女赠答之词;一洗三陋,方可言《礼经》;理明然后治《春秋》,等等。在此任教八年,他培养了一批经生,其中较著名的有治《公羊》、《穀梁》、《春秋》的廖平;治《尚书》的戴光;治《礼经》的胡从简;还有刘子雄、岳森等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号称“蜀学”[4]。王也被誉为“一代名儒”[5]。


王闿运在成都从事讲学的同时,仍继续编撰《湘军志》,1881年此书全部完成,并已付刻。10月,他携《湘军志》刻版回到长沙后,湖南官绅对此书议论纷纭,其中郭嵩焘等人也很有意见,认为是书之编撰,多采人世谬悠之谈以为实录,而且对湘军将领、包括曾国藩在内,多有微词,明扬暗贬。曾国荃尤为恼火,认为王闿运在叙述湘军攻占南京时,没有表彰他的功绩,把一场大胜仗写得平淡无奇,而且贬斥湘军兵将之间是“以利为义”等等。因此视为谤书,必欲毁之而后快。在此情况下,王怕遭遇不测,随即将书及刻版送交郭嵩焘,请他出来调解,并嘱为销毁,以免后患。他致书郭嵩焘说:“以众怒难犯,先生与交笃,在湘绅中又负重望,故出此也。”[6]于是,王闿运经过多年心血成就的这部书,在官僚集团的威慑下,结果付之一炬。


次年,王闿运返回尊经书院。蜀中诸生听说刻版已毁,愤恨不平,故重刻之。从此《湘军志》广为流传,成为王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对湘军将领的情况作了一些客观的描述,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


1886年,王妾莫氏病逝成都,王亲为移柩回乡。不久,四川总督丁宝桢亦病故,他便留在湖南了。逾年,他勉强接受郭嵩焘三顾之请,任长沙思贤讲舍主讲。1891年,王辞主讲,应彭玉麟之聘,去衡阳任船山书院山长。之后常居于此,但也时常外出访友或是讲学。


1898年戊戌变法时,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也提倡新学,在省城设立南学会。同年陈拟派王闿运之长子王代功率领学生游学日本,王坚决反对。他的弟子杨锐、刘光第等人在北京参与维新运动,曾秉承清廷意旨,拟请王出山任职,去信征求意见。王闿运认为变法终不久长,于是婉言谢绝了。


1902年,他的另一个弟子杨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准备赴日本留学,他劝阻无效。后来他感慨地说:读书不能改变人的气质,习俗之染甚于师友之言,时势使之然也。为此他曾上书反对开办新学。


1904年,王闿运正式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请,携家属到南昌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初时讲授《礼记》,不月余,地方议筹款十六万元建新学,他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便辞去教职到夏时署中当幕僚。不久夏调任陕西巡抚,王乃告辞还乡,仍讲学于船山书院。1908年夏,由于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荐“耆儒”,清廷授王闿运为翰林院检讨;后又加侍讲衔。次年北京新设礼学馆,他又被聘为顾问官。


辛亥革命前一年,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清吏采取镇压手段,民众愤极,于是焚毁了巡抚衙门及外国领事馆,并要求岑春蓂下台。王闿运为此赶往省城,写信慰问岑春蓂,为清吏辩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区纷纷响应,一个多月内,全国半数以上省区宣布独立。王对革命神速发展甚为惊奇,说这是历朝以来所未及防之事。次年,民国成立,衣冠制度皆已改变,但他仍然穿清朝的服装。他为清帝被迫退位而不胜惋惜,并赋诗抒发胸中之悲哀,悼念清室之覆亡。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旋即解散国会,启用一批清室遗老,成立参政院。次年4月王闿运被邀入京,5月被任命为国史馆馆长兼参政,时王已年过八旬。不久,复辟之风甚嚣尘上,那时在国史馆任编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清室”的演说,王表示赞成,并已署名。后来,这股逆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佯为制止,将案件“交内务部查明办理”。同年11月,宋育仁被遣返回四川,在宋离开北京时,王派其长子到车站送行,并送了二十元钱。后来他怕牵连自己,也在年底匆匆离京,到汉口后才写信给袁世凯辞国史馆馆长职。袁世凯曾复函抚慰,并请他“遥领史职”[7]。


1915年,袁世凯加快步伐推行帝制活动,筹安会为之呐喊。时杨度派人到湖南请他作表劝进,且致函说:总统将称帝,因先生为国老,惧持异议,故欲请劝进。王从清室遗老的立场出发,对袁氏帝制自为持反对态度,于是写信告诫杨度说:“总统为人民公仆,不可使仆为帝。”[8]云云。


1916年10月20日,王闿运病逝湖南衡阳山塘。王生前著作甚丰,有《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日记》、《春秋公羊传笺》等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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