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1474—1544年）明哲学家、文学家。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今属河南兰考县)人。幼有文名，是明代文学上著名的“前七子”之一。博学好议论，诗文尚摹拟。弘治十五年(1503)进士。历任兵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山东提学副史、湖广按察史、兵部左右待郎、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廷相正直刚毅，不畏权势。正德初，因反对宦官刘瑾，谪亳州判官，也曾因反对宦官廖鹏被逮下狱。嘉靖中他挺身而出，抨击严嵩弄权，在当时的朝野士大夫中，气节卓然，很有威望。在政治上，他主张改革，针对当时的土地兼并问题，提出了“抑豪”、“稽籍”、“正租”之法。关心社会生产，主张“求贤才”反对“以文取士”的科举制。他对自然科学也很有研究，特别是天文学和音律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有《岁差考》、《玄浑考》、《律尺考》等著作。

在哲学上，他否定佛、道两家“有”生于“空”“无”的说法。他批判王守仁，有似于罗钦顺。对程朱理学，他一方面认为朱熹之学美矣，但又认为博而未真。反对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理在气先”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这也是王廷相的主要贡献之一。针对朱熹的“太极即理”的观点，他提出“太极即气”，认为气是万物之本源。他说：“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上)这个元气，又叫“太虚之气”，是产生万物之本原。作为宇宙之本体，它是无形无象，无生无灭的物质实体。气聚而成万物，气散而为太虚。从气本论出发，他否定“天即理也”的理学思想，认为先有太虚之气而后有天地。“天者，太虚气化之先物也。”(《慎言》)认为“元气”包含有阳阴二气，阴阳之气是一切造化的源泉和关键。先有阴阳之气，后有各种天象。他否定五行说，认为万物皆由气化而成，不必加进五行，五行只是五种材料，“取其养民之义也”。对邵雍的“象数学”提出批判。指出邵雍“牵合附会”。从气化学说出发，他提出先有自然后有社会，先有动物后有人类，先有夫妇后有名教的人类进化思想，富有一定的辨证法精神。认为人类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有太虚之气而后有天地，有天地而后有气化，有气化而后有牝牡，有牝牡而后有夫妇……是故太虚者，性之本始也。天地者，性之先物也。夫妇、父子、君臣，性之后物也。”(《慎言·道体篇》)他还用历史进化的思想，直接批判了复古论，用历史进化的观点承认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这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在理气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气为理之本”的命题，以批判程朱的“理为气本”的观点。他说：“夫万物之生，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所谓有元气则有动静，有天地则有化育，有父子则有慈孝，有耳目则有聪明是也。”同时，他还提出了“理者气之理”的命题，批判了心学派所谓“心即理”的主观唯心论。“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而变，万有不齐。故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世儒专言理一而遗万，偏矣。”(《雅述》)这样，他既同理学派划清了界限，又同心学派划清了界限。最后，他提出“气变而理变”的思想，批判了理学家认为气有变而理不变的思想。在动静问题上，王廷相认为，宇宙并不是“寂然不动”的，而是元气的“生生不息”的过程。整个宇宙万物如同一条大河“往而不返，流而不息”。并提出动静互涵论，认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他反对程朱把“理”视作气化根源的外因论，在张载“动非自外”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天乘气机，自能运，自能立”。还提出“阴阳相侍”的观点，认为阴阳即元气，是派生万物的两个不相离的对立面。而事物的性质是由阴阳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决定的，“气有偏盛，遂为物主矣”。这是王廷相对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在认识论上，王廷相提出“知者，思与见闻之会而已”，指出认识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结合，这是王廷相在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关于认识过程和方法，王廷相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提出“必从格物致知始”(《慎言·潜心篇》)。王廷相所谓“格物致知”，是指从客观事物取得认识，这既不同于朱熹，也不同于王守仁。王廷相认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把知行紧密联系起来，主张“知行兼举”。他不讲知行先后，也不讲知行合一。但他认为，只有见闻、思、行三者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认识过程。因此，他很强调“笃行实践”的重要性。“事机之妙得于行，徒讲说者浅”(《慎言·见闻篇》)。王廷相也讲“天人之分”，认为“天所能为者人不能为，人所能为者天亦不能为之”(同上)，进而论证了天人交胜的思想。批判了秦汉以来的天人感应论，也批判了“炼丹成仙”和“风水”一类的迷信思想。他坚持“性气一贯”的人性学说，反对程朱把人性分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性不离气，性从气出。王廷相著作有《慎言》、《雅述》、《横渠理气辨》等，编入《王氏家藏书》和《内台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