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臣(1003—1058)，字伯庸。其先祖为太原祁(今山西中部)人，乃世宦之家。唐朝时，六世祖官至辉州刺史。为避唐末五代战乱，举家迁至砀山(今河南永城东北)。五代后期，王氏家族又从砀山迁至宋州虞城(今属河南)。

据记载，天圣四年(1026)夏，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属吏隽宗远曾对人讲，某夜做梦，忽有神至，告诉他说：“来年状元，是虞城王尧臣。”出于关心与猎奇，隽宗远特将此语记于衙府墙壁上。是年秋天，京东路依制举行乡试，隽宗远对此特别留意。待乡试揭榜之日，他特去观榜，王尧臣果然榜上题名。隽宗远心中暗喜，对同僚们说：“此人是明年的状元。”同僚们不以为然。次年(1027)，各地举人齐聚京师开封，参加省试。待省试出榜，王尧臣又名列于榜;隽宗远见榜，心中愈喜。待殿试出榜，王尧臣果然举进士第一，为是年状元，年仅24岁。

王尧臣中第后，授将作监丞、通判湖州(今浙江吴兴)。不久召试，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直集贤院。其间，因其父王冲坐事，王尧臣出知光州(今河南光山)。是岁，光州地区发生严重饥荒，许多人起而为盗，劫富济贫，发仓廪以赈济贫民。宋廷急令镇抚，以法从重处置，重者立斩不赦。王尧臣认为处罚不当，便上疏说：“这些人所以结而盗仓，非他故，不过饥民求食而已。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实在是宋廷荒政所致。因此，不可苛重于民众。请陛下诏令，对被捕的饥民减刑、免死。”仁宗皇帝嘉而纳之。

不久，其父亲过世，王尧臣便去职服丧，服满后回朝，召为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右司谏。

仁宗赵祯即位时，年仅13岁，奉遗诏尊刘太后为皇太后，军国大事则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实际上，由刘太后总揽国家一切军政大权。随着日月流逝，年龄增长，尤其是政局变动，赵祯逐渐成熟，有了主见，开始摆脱刘太后的约束和控制。15岁时，即天圣二年(1024)，由刘太后做主，立前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皇后，赵祯十分不满。他极力疏远郭氏，而宠幸与郭氏一起入宫的张氏，进为才人，旋又进为美人。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病卒，仁宗赵祯便无所顾忌，开始放纵色欲，疏远郭皇后，宠恋后宫诸嫔妃。为此，郭皇后心怀愤恨，有一次竟在仁宗赵祯面前与后宫受宠尚氏吵骂厮打起来。仁宗袒护尚氏，郭皇后挥臂扇了仁宗一巴掌。仁宗盛怒，要废黜郭皇后。右司谏范仲淹上疏奏谏，认为郭皇后无甚大过失，不可轻易废黜。宰相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节，便支持仁宗的意见。终于，仁宗以郭皇后无子为口实，废黜，削发为尼，幽居长宁宫。右司谏范仲淹等人因谏言被贬官地方。

废黜郭后，仁宗更加放纵，以酒色度日，钟鼓弦乐之声不绝，政事日渐荒疏。后宫嫔妃争风吃醋，明争暗斗，仁宗也因而生病。一时宫廷传言，朝议纷哗。百官臣僚皆以国是为忧，纷纷上疏，各抒己见，力求整肃。不得已，仁宗令尚氏诸妃出宫。仁宗复思郭氏，便派内侍阎文应把废后郭氏接回宫内。此时，郭氏身已染疾，郁郁寡欢。仁宗闻知，甚是哀怜。面对仁宗的安排，郭氏坚决回绝，死不回宫。仁宗愠怒，痛斥内侍阎文应，说他办事不力。郭氏为皇后时，阎文应便与她有些过节，仁宗指斥，使阎文应尤为恼怒，便迁罪于郭氏，欲加报复。仁宗曾屡派太医问疾郭氏，又命阎文应负责此事。阎文应则以郭氏重病在身，趁奉仁宗诏命赐药之机，将郭氏毒死。仁宗闻知郭氏暴卒，悯悼不已，诏命以大礼敛葬。朝廷官员多怀疑阎文应以奸谋致郭氏暴卒。王尧臣以为此事不可臆断，应以事实为据，便上疏请求由御史负责考察虚实，向朝野上下明确解释。不久，阎文应被贬死于岭南。王尧臣又上奏，要求穷治郭氏左右侍医之人，但仁宗未能同意。

郭氏的治丧活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因正值道教上元，故而宋人称上元节。按旧制，自正月十四日至十八日，观灯五天;自岁前冬至以后，就由开封府负责，缚扎山棚，置灯烛数十万盏，热闹非凡。是时，朝廷仍依旧制，张灯观盏，仁宗皇帝也准备出游赏灯。王尧臣以为此事不妥，待仁宗乘轿出宫，便跪于轿前，以礼相谏：“郭氏幸得陛下皇恩厚爱，方能复位号;既然郭氏已复号为天子皇后，而且方今在殡，陛下万万不可游幸，上元灯节可以停止。”仁宗闻言，点头称是，并诏命停止上元观灯活动，以示悼念。

景祐四年(1037)，王尧臣以本官擢知制诰，服金紫，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提举诸司库务，知审刑院，旋入翰林学士、知审官院。

“南牧”中原是党项贵族反宋自立的战略方针之一。元昊立国之后，西夏正处于上升时期，党项贵族垂涎中原财富，不惜以暴力攫取。元昊早在青年时代便立言：“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上下俱丰，于我何恤!”

宋夏之间，隔横山山脉。横山由东北延伸向西南，在1000余公里边境线上，形成一条天然的军事分界线，名曰“山界”。双方均十分重视此界，积极经营，互为前哨与阵地。

景祐元年(1034)，元昊将兵马集结于横山沿边险要之地，做好入侵准备。二月，元昊领兵攻宋，揭开宋夏战争的序幕。

元昊大兵压境，仁宗赵祯深感威胁，尤其是元昊称帝，更使他震惊。于是，宋廷匆忙部署，起用前相王曾为枢密使，专典军政大事。诏令西北各路整饬军备，任命延州知事范雍、知永兴军夏竦为最高军事统帅，负责西北边务，断绝与西夏的互市和榷场贸易。派人出使唃厮哕等西方各部落，以从其背后牵制西夏。

同年，仁宗任命王尧臣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出行西北。临行前，王尧臣上疏，说：“按宋廷旧制，使者所至，称诏存问只局限于官吏将校，不过问民政事务。自元昊起兵，已3年有余，关中地区广大民众深受其苦，男儿征战，农田荒芜，生产凋蔽，严重危及社会秩序。臣恳请陛下出诏慰藉，令免两年租赋，以调动民力同心御敌。”仁宗采纳。

王尧臣至边，认真巡察西北鄜延路、泾原路、环庆路、秦凤路，尤其是山川险峻要塞之地及各地驻军。还朝后，即刻上疏：“陕西有兵20万，分别驻扎在4路要塞重地，然而，可以出战迎敌者，只有一半。西夏军队入侵，常常数万人，数倍于宋朝官军。西夏是以十战一，我们则以一战十，所以，西夏军队屡次入侵皆获利而归，宋朝官军却损兵折将，大伤士气。实际上，这是众寡悬殊的结果。泾原路离西夏最近，地位尤其重要，应首先考虑增兵固防。臣请迅速派遣军队，以两万军队屯驻渭州(今甘肃平凉)，为镇戎山外之援;以万人屯驻泾州(今属甘肃)，为原、渭之势;以两万军队屯驻环庆(今甘肃庆阳)，以万人屯驻秦州(今甘肃天水)，固守防备。”又说：“西夏军队犯边，不患不能入，而患不能后撤。边境地区，虽然地势险峻有异，但西夏骑兵必行军于大川平地;而河谷平地，俱有宋朝官军修筑的砦栅驻守。西夏军队入寇，利在掳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如延州的金州砦、塞门砦，镇戍军的刘璠堡、定川堡，渭州山外的羊牧隆城砦、静边砦等，均不能抵挡住西夏军队入侵。所以，西夏军队不患不能入寇掳掠。但是，既入宋境，分兵抄略，驱掠人畜，劫夺财物，士马俱疲，匆忙而归，无复斗志。此时，若以精壮兵马扼守要塞，集中优势兵力，巧设埋伏，断其首尾，且追且击，西夏军队不败待何?所以，西夏军队患不能归返。西夏军队屡屡乘机得胜，重掠而归，宋朝边将不敢也不能追击，实是兵寡之故。若今日仍循旧辙，不调整边务，宋朝军队决无可胜之理。”他还指出：“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战，宋军所以战败，均为西夏军队主动出击，占据险峻胜地，诱引宋朝官军，宋军将帅不能据险地要塞，主动迎击，而只求近功短利，匆忙出征，不辨形势，待兵马疲惫，便遭伏击，遂致战败乃至全军覆没。实际上，这是主帅没有总结教训、不思应变的结果，主要责任在于将帅。臣恳请陛下诏敕边地将帅，遇西夏军入寇，不可轻言出战，而应根据情况立营砦，量敌出征，奋击夏军，必获全胜。”

仁宗闻奏，即刻颁诏，以王尧臣之意告诫边将，务必谨慎应变，不得妄自匆忙征战。同时，王尧臣又向仁宗举荐将才20余人，随即遣往西北，后来皆有名于边。

庆历元年(1041)，宋将任福轻敌，中夏军诱兵之计，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被夏军分割包围，宋军大败，死亡近万人，宋将桑怿、刘肃、任福及其子任怀高等人战死。好水川之战，是宋夏交战以来最重的一次惨败，予宋朝以沉重打击。宋仁宗震惊，即刻颁诏，以韩琦指挥有误，罢其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之职，贬知秦州;以范仲淹拥兵不进，罢其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之职，贬知耀州(今陕西耀县);户部尚书夏竦的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职，亦被免;其余陕西方面将帅逐一贬降。王尧臣认为仁宗处置不妥，便上疏谏言，说范韩二人皆为当世英才，不仅以忠义智勇闻名天下，而且令夏人闻风丧胆，元昊兵士相互告诫：“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所以，不应因小故处置韩范;况且，好水川战败，皆因主帅任福轻敌，盲目进攻，指挥不当所致，不应过多责怪主将韩范二人。同时，向仁宗举荐种世衡、狄青二位将帅之才。

庆历二年(1042)，元昊再次发兵，自镇戎军、原州分两路入侵宋朝。宋仁宗命镇戎军守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被夏兵围攻，宋军阵乱溃败，葛怀敏与诸将战死，士兵死伤9400余人，损失战马600匹。夏军乘胜挥师南下，直抵渭州，攻略平凉、潘原，纵横驰骋六七百里，焚烧房屋，毁夷城砦，掠夺财物，关中震恐，自邠、泾以东，皆闭垒自守。仁宗若有觉悟，下诏复以韩琦、范仲淹为陕西招讨使，又置府泾州，增兵3万人屯驻。同时，遣王尧臣为泾原路安抚使。

临行前，王尧臣上疏，说：“陛下重新起用韩琦、范仲淹任职西北，实为天下大幸，然而，这并非御兵的根本，臣请陛下允准臣下便宜行事。”前几次战争宋军的弱点及战争结局均为王尧臣言中，因而知王尧臣无戏言，宋仁宗答应他的要求，并诏命各路。

当初，曹玮开山外之地，曾设置笼竿等四砦以为要塞，召募大批弓箭手，在四砦耕战自守，以固边防。后来，四砦将帅失其制，肆意占田夺地，民怨众怒。当王尧臣出使至泾州时，德胜砦官兵劫迫守将姚贵关闭城门，反叛宋廷。王尧臣愤恨不已，立于道左，以箭射书城内，招降姚贵及其部众，且调发附近宋兵讨伐。

曾有属吏劝诫王尧臣，说：“王公奉诏出使，现已完成使命，对于姚贵及其部众反叛，只须附报朝廷便可，余非王公之事。”王尧臣闻言，面有愠色，答道：“姚贵，土豪也，在此地颇得士心;虽然他是被迫反叛，并非主使，但不可轻视。现在如不乘其未定尽快招降，稳定四砦局面，日后必生大乱，为朝廷大患。”果然，姚贵见书即率众出降。王尧臣对姚贵及其部众晓以大义，安排妥当方始离去。

还朝后，上疏奏言：“自陕西用兵以来，夏竦、陈执中并以两府旧臣为陕西经略使、安抚使、招讨使，而韩琦、范仲淹仅为经略副使、安抚副使。既而张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张奎知庆州，俱为学士、待制之职，也只负责本州事务。到夏竦、陈执中被罢职，四路置帅，并各带都总管及经略使、安抚使、招讨使等衔，武臣副总管亦因此改为副使。如今韩琦、范仲淹、庞籍既然已为陕西四路都总管、沿边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四路当统一节制。可事实上，仍有9人带有经略使名衔，且各置司行事。虽然名号没有什么不同，但节制不统一，不利于边防。臣请废各路都总管、副总管以及经略使之职，只设安抚使，以便统一节制行事。”不久，滕宗谅也上书陈说此事。仁宗权衡利弊，接受王尧臣等人的建议，罢黜经略使等职。

王尧臣又上疏说：“西北鄜延路和环庆路，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惟有泾原路，自汉唐以来，便是冲要之地。从镇戎军到渭州，沿泾河河谷直抵泾、邠，地势坦荡而无险阻。虽然沿河谷平地遍设城砦，但无险可据，夏军入侵，难以捍御。所以，唐朝郭子仪等人，常以重兵戍守此地。自元昊起兵反宋以来，数年之间，夏军主力曾3次自此入寇。朝廷于泾州置帅设府，控扼关、陕，实在是明智之举。但是，宋军屡屡战败，损失惨重，士气不振，边地空虚，令人担忧。臣愿朝廷深鉴近弊，精择将佐之才，以充边地;对于新征士兵，当严格训练，未经训练不得守边，应以原来守边军队为主，加强防务。倘若一路兵力充足，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则夏军不敢轻举妄动，长驱入寇。”并提出5项措施。又奏请允准泾原等五州士兵营田，充实给养，增置弓箭手，加强边军装备等，皆获恩准。

王尧臣不仅谙悉西北边事，在庆历年间社会危机之时，还力主变革，为范仲淹的上书言变叫好，予以支持，又为范仲淹的几上几下表示不满，上书为范仲淹鸣不平，抨击因循守旧势力，推动了庆历年间的变革，成为当世名士之一。

卸职陕西安抚使后，王尧臣以学士、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以张之、杜杞等十余人为副使、判官，组成新的“计省”班子。

自西北宋夏战争以来，宋廷财政支出日增，出现危机，虽然前任三司不断加征摊派，但仍入不敷出。王尧臣受命于危难之时，上疏仁宗：“如今天下国贫民困，陛下命臣主三司，臣愿竭尽全力，恳请陛下听臣便宜用事。”仁宗同意。王尧臣从全局出发，压缩日常费用，开源节流，根据缓急先后，废除一些苛捐杂税。又将三司中昏聩的副使、判官等15人全部罢免，更荐才贤者任职。经过调整，当年见效，财政入不敷出现象稍见好转。第二年，财政有余数十万，仁宗大喜过望。王尧臣却上书说：“臣之术不过如此，况且臣母年事已高，请解职供养。”仁宗允准，召拜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群牧使。

权三司期间，内都知张永和曾建议仁宗，加收民房钱十分之三，用以军费专项开支。王尧臣坚决反对，并上奏仁宗，说：“此为衰世之事，只能引起民怨，引发民变。这正是唐德宗时爆发朱泚之乱的祸根，陛下不可不鉴。”张永和为谋私利，暗中派人贿赂王尧臣，要求三司同意并执行，王尧臣予以拒绝。度支副使林潍因畏惧张永和，曾附会其说，使论争迭起。王尧臣上奏仁宗，罢黜林潍，此事方息。

夔州(今四川奉节)转运使上疏请增盐井岁课，并言如此每年可收80余万缗，王尧臣也表示反对。他认为，在西南加征于朝廷无利，只能让地方势力牟取厚利，于民只能招怨，甚或有不测之事发生。结果，加征之议否决。

王尧臣任职三司，多有谏言裁抑，因此得罪同僚，常有官员于仁宗面前谗言诋毁，只因仁宗信任不疑，未曾罪罚。王尧臣一如既往，坦然自若。退职后，仁宗曾亲往慰劳，称其为政有绩。王尧臣顿首称谢，说：“非臣之能，完全是陛下信用臣下的缘故。”

王尧臣去职服丧，服满还朝，复为学士、群牧使，迁右谏议大夫，再迁给事中，皇祐三年(1051)，以本官充枢密副使。是时，凡宗室、宦官、医师、乐工诸辈，莫不串通枢密以获恩幸，使朝中恩幸济济。王尧臣请奏定制，裁损滥幸，著为法令。由是小人怨恨，写匿名书信谗害王尧臣。王尧臣得书拜见仁宗，力请解机务。仁宗不以为疑，更是信任，认为王尧臣之辈方可称为忠臣。同时，急令有司追查陷害王尧臣之人。王尧臣闻知，甚是感动。

皇祐四年(1052)，广源州(今越南广渊)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声势浩大，危及宋朝西南地区。王尧臣力主平乱，并上疏请将广西宜州(今广西宜山)、容州(今广西容县)、邕州(今广西桂平)辟为路，以融、柳、象3州隶属于宜州，以白、高、窦、雷等12州隶属于容州，以钦、横、浔等5州隶属于邕州。若叛兵入寇，由三路会集各州县兵掩击。由经略安抚使坐镇桂州(今广西桂林)，统一指挥。同时，征运全、永、道3州粮米以充军饷，速调兵南遣。仁宗匆忙诏令狄青率兵南讨，大败侬军。

狄青凯旋，以军功见信。皇祐五年(1053)，升枢密使。对此，左司谏贾黯曾连连上疏表示反对，认为狄青以军功起于行伍，骤至枢密显职，有悖于先帝“兴文教，抑武事”的成规。狄青居功自傲，出言不逊，引起更多朝官不满。王尧臣亦曾对臣僚们说，自古以来，将帅起于微贱而暴至富贵，不能保其禄位、性命者，大有人在，可以引为鉴戒。狄青闻言，稍有沮畏。然而，终为众矢之的，不久便被罢知地方，忧郁而卒。

嘉祐元年(1056)三月，王尧臣拜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嘉祐三年(1058)，仁宗欲以王尧臣为枢密使，因当制学士胡宿反对未成，便进吏部侍郎。不久，王尧臣得疾居养。

嘉祐三年(1058)，王尧臣病卒。享年56岁。

临终前，王尧臣授其弟纯臣遗奏，劝仁宗皇帝早立嗣，皇子赵曙久养宫中，当为皇太子。仁宗闻言，忧伤不已，诏令辍朝一日，以示悼念，赠尚书左仆射，谥“文安”。

元丰三年(1080)，加赠太师、中书令，改谥“文忠”。

时人称誉王尧臣为人纯质，虽然贵显，但不忘俭约，与其弟纯臣相友爱。其曾祖，官赠太傅;祖、父，赠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母、祖母、母，皆得封;妻丁氏，受封安康郡夫人。有二女，三子。长子同老，官至大理评事;次子周老，官至太常寺太祝，早卒;三子明老，官至大理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