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学界对尉缭的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梁惠王时人，战国中期的军事家;有的认为是秦始皇时人，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又有的认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和在秦始皇十年由大梁入秦的尉缭本是同一个人，是战国中、后期军事家。据史书记载，尉缭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曾向魏国君梁惠王献过富国强兵之策。入秦后被任命为国尉，辅助秦始皇统一天下。著有《尉缭子》。他从“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出发，蔑视那种靠迷信鬼神来进行战争的做法，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在于鬼神，而在于“人事”(《尉缭子·天官》)，“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战权》)他也反对孟子关于“为人君，仁义而己矣，何以利为”(《史记·魏世家》)的主张，认为人君应“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制谈》)。将战争划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兵权》)两大类，支持“伐暴乱而定仁义”(《兵令》)的正义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武议》)的非正义战争。强调将帅的修养，认为“凡将，理官也”，应“不私于一个”(《将理》)，要“自治兆兆”;用兵打仗“非可以忿也，见胜利则兴，不见胜而止出”。尉缭认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是为将者必备的素质，而“心狂”、“耳聋”、“目盲”(《兵谈》)则是为将者应予避免的三大弊病。他主张“将必从己先”，“军井通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食，军垒成而后舍，饥饱、劳逸、寒暑必身度之”，鼓舞士气，“气实则斗”(《战威》)。他认为，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与严明法纪必须并重，而以道德教育为主。“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治本》)只有“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焉(《战威》)，才能“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制谈》)。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尉缭的军人伦理思想虽然还不够系统、完善，但他的许多见解却对中国军人伦理学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