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584—617）隋代思想家。字仲淹，河东郡龙门县(今山西省万荣县)人。少聪颖，有大志。学《书》、《诗》、《礼》、《乐》、《易》，六年不解衣，精志甚强。仁寿三年(603)，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文帝大悦，以为相见恨晚。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宫廷之中适有大变，王氏明知谋之不用，怅然东归。帝闻而再征，不就。炀帝大业元年(605)又征，辞以疾。“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大业十年(614)，尚书召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又不至。《旧唐书·王勃传》则言其为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605—618)末，弃官归乡，以著书讲学为业。讲学之际.远近往来受业者千余人，其中有后来唐朝的名臣李靖、房玄龄、魏征等。大业十三年(617)卒于家。弟子数百人议谥曰“文中子”。王氏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和扬雄《法言》为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而传世者仅有《中说》。王氏的人学思想突出了人相对于天地万物的重要地位，认为人与天地的关系是“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天地之中非有它物，只是人。所以，人事修定，天地之理便得到了。国家的兴衰亦在于人谋而不在天预。王氏又认为善筮者是“先人事而后说封”，同样突出的是人的作用。对于人性，王氏基本上倾向于性善之说。他称仁为五常之始，性为五常之本，又主张以性制情，是明显的儒家正统思想。王氏又有著名的“三才之蕴”的观点。认为所谓天乃是统领元气者，而不仅是苍茫之天空;地乃是统元形者，并不只是对山川丘陵等的称谓;人统此二者，并非仅仅是圆头方足的一个生灵。这样，天地人三者都具有了形上的性质。这种思想，也是儒家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世称王通为“隋末大儒”，他的思想是汉代儒家思想到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王通《文中子中说》的版本主要有《诸子百家丛书》本等。

(1)命者唯人所召 王通对“命”的看法颇有新意。他认为，命关系人的吉凶，其本质特征是稽之于天，合之于人，有定于此而应于彼。他说：“命之立也，其称人事乎?故君子畏之。远近高深而不应也，无洪纤曲直而不当也。”命由天人两方面组成，缺一则不为命，不知命。所以命者“惟人所召”。命是针对人事而言的，命一旦立定，则远近高深而无不应，洪纤曲直而无不当，故君子畏之。王氏也把命分为几类，有“作之者”有“偶之者”，即常命和偶命，但总的来说，命并不单单由天而定，而是一定要有人的参与才能成立。王通对“命”的论述，从其具体内容看，主要强调“命”是因人而称，因人而立，故亦因人而取，惟人所召。强调了“命”的人为方面。王通的这一看法，与儒家传统的“天命论”有一定差异。

(2)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 王通十分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世道兴衰，政治得失等非由天命安排，亦非由神灵等超社会的力量所决定，而是由人来掌握。故提出“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的命题。他认为，社会的治乱，政权的兴替有两种，一种是尧舜的禅让;一种是汤武的革命。但无论哪一种，都是与人为政治有关。他说：“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尔。”即按着“道”来行事，天下的治理也就容易了。如古代舜禹继轧而天下淳朴，夏桀继承了天下，却出现欺诈;成汤放桀天下方平，殷纣承之，而天下又走向混乱。至汉代文景之治，天下太平，而桓灵失政，天下又乱。由此王通得出结论说：“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其原因便是“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王通的这一思想与其“命者唯人所召”的思想相一致，把社会的治乱、兴替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人事自身的变化，用人类自身原因解释历史，跳出了天命论的巢臼，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对后世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