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kè]①（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祖籍江西，生于湖南长沙。家世官宦，亦为书香门第。幼时就读家塾，习四书五经，旁及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年13随兄衡恪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巢鸭新文学院高中。越二年考取公费赴日生，因脚疾回国，转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次年留学欧洲，先后就读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主攻语言文学。又因脚疾，被迫回国。1913年再度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回国，辗转于南昌、南京、北京各地生活。191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4年后转学于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在路德教授的指导下，潜心于东方古文字的研究。1925年应梁启超和吴宓二先生的举荐，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兼聘历史系、中文系教授。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明清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先生携家南下，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研究及白诗研究等。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中国史教授。越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1942年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又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转教于成都燕京大学。1945年赴牛津大学讲课兼治眼疾，治愈无望，辞去教席。于第二年经美洲回国，仍回清华教书。1949年到广州岭南大学讲席。1952年院系调整，转为中山大学教授。以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初，曾遭到迫害。80岁时，因心力衰竭和肠梗阻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自幼熟读经史，又屡次赴外国求学，掌握了西方学界的基本理论，因此他通晓东西方文学，深得二种文化的精髓，虽无国外任何学位，但却为举世公认的 “大师巨匠”。他一生颠沛流离，有时甚至生活难继，即使在双目失明的境况下，仍然勤于研究，学问不辍。他著述等身，给我们留下了 《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等皇皇巨著。其学问涉及了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史学方法等学科，其中有的学科在国内属于新开辟的领域，在国外也处于领先的地位，故被称之为 “能开拓学术之宇，补前修未逮” 的奇人。

陈寅恪先生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朝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 “误译” 或“误解” 的问题。他对20世纪初敦煌发现的各种文字的佛经研究，也值得大书一笔。敦煌文献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外国人研究很多，但也有局限性，有的只是隔靴搔痒，不得深入其里。先生通晓外文，擅长训诂，谙悉经典，因此能在这些文献中找到很多外国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解决了佛教史上的一些悬案，“抠”出了中国敦煌佛学研究的特色，他的敦煌文献研究，可以说至今仍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当今学者也不得不膺服他的独到见解和洞察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其中尤以日本学者执牛耳。先生以其广博的学识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先后对 《大乘起信论》 和 《六祖坛经》 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先生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释，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先生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总之，陈寅恪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开辟了新的领域，影响了后出的几代学人。

陈寅恪先生除了精通多种外文，还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从而为他从事宗教史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不仅对佛学研究匠心独到，而且对其他宗教亦深有探讨，其讲授的课程和指导研究的范围还包括《佛经翻译文学》、《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 等。这些研究在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上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

①陈寅恪（按照方言应读作chén yín què，因为“恪”在义宁话（修水话）读【que】第四声，陈寅恪先生的小名叫“恪儿”，修水方言中“恪”与“却”，“雀”同音，翻译成普通话里的音就念què，陈寅恪自己曾表示应按照普通话发音，念作kè。陈寅恪先生在北方教学期间，对其相熟的人习惯了用方言称呼其南方的叫法。而赵元任先生“ke”读成“que”,更多的原因应该是其一直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对其以示尊敬。对于各人对其名字读音的误解，陈寅恪先生从不放在心上，有人叫其“ke”他应，叫其“que”他也应，也从未有过纠正，有人问其原因，陈先生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没有必要去纠正别人的读音”。精通国学的大师将其一生精力都灌注在学术研究上，他更希望世人了解他的学问及价值，对待自己的名字读音纠正反倒顺其自然。“ke”还是“que”,很多人认为，若不是陈寅恪先生相熟之人和家乡本地人，还是应该读成“ke”,这个国语标准的读音，以免引起尴尬。